十天前我写一封信给一位朋友,说在日本文化里也有他自己的东西,讲到滑稽小说曾这样说道:
“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的所谓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了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靺’,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〇四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读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是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当时我所注意的是日本从“气质物”(katagimono,characters)出来的,写实而夸张的讽刺小说,特别是三马的作品,差不多全部利用对话,却能在平凡的闲话里藏着会心的微笑,实在很不容易,所以我举出《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却又放下,觉得都不很像,不能相比。但若是单拿这几部书来说,自然也各有他们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现在单说《何典》与《常言道》,我又想只侧重后者,因为比较不大有人知道。《常言道》有嘉庆甲子(一八〇四)光绪乙亥(一八七五)两刻本,《何典》作者是乾嘉时人,书至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始出版,民国十五年又由刘半农先生重刊一次,并加校注,虽然我所有的一册今已不见,但记得的人当甚不少也。
本来讲起这些东西,至少总得去回顾明季一下,或者从所谓李卓吾编的《开卷一笑》谈起,但是材料还不易多找,所以这里只得以乾嘉之际为限。这一类的书通行的有下列几种,今以刊行年代为序:
一,《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己未(一七九九)。
二,《更岂有此理》四卷,嘉庆庚申(一八〇〇)。
三,《常言道》四卷,嘉庆甲子(一八〇四)。
四,《何典》十回,乾嘉时人作。
五,《皆大欢喜》四卷,道光辛巳(一八二一)。
六,《文章游戏》四集各八卷,初集嘉庆癸亥(一八〇三),四集道光辛巳(一八二一)出版。这里边以《文章游戏》为最有势力,流通最广,可是成绩似乎也最差,这四集刊行的年月前后垂二十年,我想或者就可以代表谐文兴衰的时代吧。《岂有此理》与《更岂有此理》二集,论内容要比《文章游戏》更佳,很有几篇饶有文学的风味。《皆大欢喜》卷二,《韵鹤轩杂著》下,有《跋岂有此理》云:
“《岂有此理》者吾友周君所著,书一出即脍炙人口,周君殁,其家恐以口过致冥责,遂毁其板,欲购而不可得矣。余于朱君案头见之,惜其庄不胜谐,雅不化俗,务快一时之耳目,而无以取信于异日,然如《谐富论》,《良心说》二作已为《常言道》一书所鼻祖,则知周君者固尚留余地,犹未穷形极相也。”又《跋梦生草堂纪略后》云:
“周子《梦生草堂纪略》述剑南褚钟平弱冠读《西厢记》感双文之事,思而梦,梦而病,病而垂死。……”卷四,《韵鹤轩笔谈》下,《觞佐》中有云:
“周竹君著《人龟辨》一首,以龟为神灵之物,若寡廉鲜耻之辈,不宜冒此美名,遂以乌龟为污闺之讹,究是臆说。”又云:
“《常言道》中以吴中俚语作对,如大妈霍落落,阿姨李菹菹,固属自然,余因仿作数联,以资一笑。”查《岂有此理》卷二有《人龟辨》,卷三有《梦生草堂纪略》,可知此书作者为周竹君,虽此外无可查考,但此类书署名多极诙诡,今乃能知其姓名,亦已难得了。又据上文得略知《常言道》与《岂有此理》的关系,鼻祖云云虽或未必十分确实,却亦事出有因,《谐富》《良心》二文对于富翁极嬉笑怒骂之致,固与《常言道》之专讲小人国独家村柴主钱士命的故事同一用意,第三回描写钱士命的住宅有云:
“堂屋下一口天生井,朝外挂一顶狒轴,狒轴上面画的是一个狒狒,其形与猩猩相似,故名曰假猩猩。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大姆哈落落,下联写着阿俚沮沮。梁上悬着一个杜漆扁额,上书梦生草堂四字。”这里梦生草堂的意思虽然不是一样,却正用得相同,似非偶然。下文叙梦生草堂后的自室云:
“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个扁额,题我在这庐四字,两边也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青石屎坑板,下联写着黑漆皮灯笼。”第十五回中则云后来对联换去,改为大话小结果,东事西出头二句,《觞佐》所记俚语对百六联,这两副却都写在里头,《更岂有此理》卷三有俗语对,共一百八十四联,这与做俗语诗的风气在当时大约都很盛,而且推广一步看去,谐文亦即是这种集俗语体的散文,《常言道》与《何典》则是小说罢了。这种文章的要素固然一半在于滑稽讽刺,一半却也重在天然凑泊,有行云流水之妙,——这一句滥调用在这里却很新很切贴,因为这就是我从前为《莫须有先生》作序时所说水与风的意思。《常言道》的西土痴人序有云:
“处世莫不随机应变,作事无非见景生情。”又云:
“别开生面,止将口头言随意攀谈,屏去陈言,只举眼前事出口乱道。言之无罪,不过巷议街谈,闻者足戒,无不家喻户晓。虽属不可为训,亦复聊以解嘲,所谓常言道俗情也云尔。”《何典》著者过路人自序云:
“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一路顺手牵羊,恰似拾蒲鞋配对,到处搜须捉虱,赛过挖迷露做饼。”这里意思说得很明白。《岂有此理》序后钤二印,一曰逢场作戏,一曰见景生情。《更岂有此理》序云:
“一时高兴,凑成枝枝节节之文,随意攀谈,做出荒荒唐唐之句。点缀连篇俗语,尽是脱空,推敲几首歪诗,有何来历。付滥调于盲词,自从盘古分天地,换汤头于小说,无非依样画壶卢。嚼字咬文,一相情愿,插科打诨,半句不通。无头无脑,是赶白雀之文章,说去说来,有倒黄霉之意思。纵奇谈于海外,乱坠天花,献丑态于场中,现成笑话。既相仍乎岂有此理之名,才宽责于更其不堪之处。亦曰逢场作戏,偶尔为之,若云出口伤人,冤哉枉也。”他们都喜欢说逢场作戏云云,可见这是那一派的一种标语,很可注意。普通像新旧官僚似的苟且敷衍,常称曰逢场作戏,盖谓有如戏子登台,做此官行此礼,在后台里还是个滥戏子也。这里却并不同,此乃是诚实的一种游戏态度,有如小孩的玩耍,忽然看见一个土堆,不免要爬了上去,有一根棒,忍不住要拿起来挥舞一回,这是他的快乐的游戏,也即是他诚实的工作,其聚精会神处迥出于职业的劳作之上,更何况职业的敷衍乎。这才是逢场作戏,也可以说就是见景生情,文学上的游戏亦是如此。《常言道》第七回的回目云:
化僧饱暖思行浴,卬诡饥寒起道心。
我们看了觉得忍俊不禁,想见作者落魄道人忽然记起这两句成语,正如小孩见了土堆,爬山的心按捺不住了,便这么的来他一下子,“世之人见了以予言为是,无非点头一笑,以予言为非,亦不过摇头一笑,”也就都不管了。这样写法不能有什么好结构,在这一点真是还比不过同路的《何典》,但是那见景生情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了解,用成语喜双关并不是写文章必然的义法,但偶见亦复可喜,如沙士比亚与兰姆何尝被人嫌憎,不过非其人尤其是非其时的效颦乃是切忌耳。吴中俗语实在太多太好了,难怪他们爱惜想要利用,虽然我读了有些也不懂,要等有研究的笃学的注释。《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而前后又稍不同,仿佛是日本德川时代小说之京阪与江户两期。因此我又深感到中国这类文学的特色,其漂亮与危险,奉告非苏杭人,学也弗会,苏杭人现在学会了也没意思,所以都无是处。至于看看原本无妨,万一看了也会出毛病,那么看官本身应负其责,究竟看书的都已经不是摇篮里的小宝宝了,咀嚼尝味之力当自有之,若患不消化症便不能再多怪他人也。
廿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北平。
补记
沈赤然《寒夜丛谈》卷三有一则云:
“文士著述之余,或陶情笔墨,记所见闻及时事之可悲可喜可惊可怪者,未为不可。自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多借题骂世,于是汩泥扬波之徒踵相接矣。近年《谐铎》一书,已如国狗之瘈,无不噬也,甚至又有《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等书名,谰秽亵,悖理丧心,非惟为枣梨之灾,实世道人心之毒药也。而逐臭诸君子方且家有一编,津津焉以资为谈柄,又何异承人下窍而叹其有如兰之臭耶。”沈梅村著作所见有《五砚斋文》及《寄傲轩读书随笔》三集,其人亦颇有见识者,此乃未免鄙陋,似并未见《岂有此理》等书,只因其题名诙诡,遂尔深恶痛绝,其实二书品位还当在《谐铎》之上,且其性质亦并不相同也。沈君承下窍云云,却颇有《谐铎》之流风,为不佞所不喜,惜乎作者不能自知耳。廿五年九月八日记。
常谈丛录
前日拿出孙仲容的文集《籀庼述林》来随便翻阅,看见卷十有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觉得非常喜欢。孙君是朴学大师,对于他的《周礼》《墨子》的大著我向来是甚尊敬却也是颇有点怕的,因为这是专门之学,外行人怎么能懂,只记得《述林》中有记印度麻的一篇,当初读了很有意思。这回见到此书,不但看出著者对于名物的兴趣.而且还有好些新意见,多为中国学者所未曾说过的。文云:
“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唯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论,摭拾浮浅,同诸自郐。……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纪尤疏略,非徒《山海经》《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果臝,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而《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中土所传云龙风虎休征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一个多月以前我在《希腊人的好学》这篇小文里曾说:
“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恐怕直至传教师给我们翻译洋书的时候。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情,后人反而又糊涂起来,如螟蛉负子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清朝邵晋涵却一定说是祝诵而化。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生活传说,至今还是大家津津乐道,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现在从《述林》里见到差不多同样的话,觉得很是愉快,因为在老辈中居然找到同志,而且孙君的态度更为明白坚决,他声明不必曲徇古人,一切以科学与物理为断,这在现代智识界中还不易多得,此所以更值得我们的佩服也。
我平常看笔记类的闲书也随时留意,有没有这种文章,能够释名物详体性,或更进一步能斟酌情理以纠正古人悠谬的传说的呢。并不是全然没有,虽然极少见。李登斋著《常谈丛录》九卷,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刻板用纸均不佳,却有颇好的意见,略可与孙君相比。其例言之二有云:“是书意在求详,故词则繁而不杀,纪唯从实,故言必信而有征。”这颇能说出他的特色来,盖不盲从,重实验,可以说是具有科学的精神也。卷一有蛇不畏雄黄一则云:
“蛇畏雄黄,具载诸医方本草,俱无异辞。忆嘉庆庚辰假馆于分水村书室,有三尺长蛇来在厨屋之天井中,计取之,以长线缚其腰而悬于竿末,若钓鱼然,蜿蜒宛转,揭以为戏。因谓其畏雄黄,盍试之,觅得明润雄黄一块,气颇酷烈,研细俾就蛇口,殊不曲避,屡伸舌舐及之,亦无所苦。如此良久,时方朝食后也,傍晚蛇犹活动如故,乃揭出门外,缚稍缓,入于石罅而逝。然则古所云物有相制,当不尽然也。又尝获一活蜈蚣长四五寸,夹向大蜒蚰,至口辄钳之不释,蜒蚰涎涌质缩且中断。是蜒蚰能困蜈蚣而为其所畏,其说载于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者,俱未足信。凡若此类,苟非亲试验之,亦曷由而知其不然也。”又卷六有虎不畏伞一则云:
“《物理小识》云,行人张盖而虎不犯者,盖虎疑也。《升庵外集》亦云虎畏伞,张向之不敢犯。以予所闻则不然。上杨村武生杨昂青恒市纸于贵溪之栗树山,邻居有素习老儒某馆于近村,清明节归家展墓毕欲复往,时日将晡又微雨,杨劝使俟明晨,谓山有虎可虞也。某笑曰,几见读书人而罹虎灾者乎,竟张伞就道。雨亦暂止,杨与二三侪伍送之,见其逾田陇过对面山下,沿山麓行,忽林中有虎跃出,作势蹲伏于前,某惊惶旋伞自蔽,虎提其伞掷数十步外,扑某于地,曳之入林去。众望之骇惧莫能为,驰告其家,集族人持械往觅不可得,已迫暮复雨,姑返,次日得一足掌于深山中,是虎食所余也,拾而葬之。此杨亲为予言者。由此观之,虎固未尝疑畏于张盖也。又由此而推之,则凡书籍所载制御毒暴诸法之不近理者,岂可尽信耶。”杨升庵方密之都是古之闻人,觉得他们的话不尽可信,已是难得,据陆建瀛序文说,李君是学医的人,对于医方本草却也取怀疑的态度,更是常人所不易及了。其记述生物的文章,观察亦颇细密,如卷七小蚌双足一则,可为代表。其文云:
“春夏之交,溪涧浅水中有蚌蛤,如豆大,外黑色,时张其壳两扇若翼,中出细筋二条,如绣线,长几及寸,淡红色可爱。其筋下垂,能蹀躞行沙泥上甚驶,盖以之为足也。稍惊触之,即敛入壳,阖而卧不动,俄复行如前。抄逐而捉搦之,则应手碎,与泥滓混融不可辨,以其质微小而脆薄故也。水田内亦间有之,老农云,是取陂池底积淤以肥田,挟与俱来,其实蚌子不生育于田也。计惟以杯瓢轻物侧置水中,手围令入而仰承之,连取数枚,带水挈归,养以白瓷盆盎,列几间殊可玩。其行时壳下覆,不审红筋如何缀生,蚌蛤稍大者即无之,亦不知何时化有为无,意或如蝌蚪有尾,至其时尾自脱落化成虾蟆也。四虫各三百六十,而介虫类目前独少,蚌居介类之一,人知蚌之胎珠而不识蚌之胎子其孕产若何,古人书中皆未详载,是亦当为格物者所不遗也。”这篇小文章初看并不觉得怎么好,但与别的一比较便可知道。张林西著《琐事闲录》卷下有讲蜘蛛的一节云:
“传闻蜘蛛能飞,非真能飞也,大约因衔丝借风荡漾,即能凌空而行。予前在杨桥曾于壁头起除蛛网一团,见有小蛛数十枚,衔断丝因风四散,大蛛又复吐丝,坠至半壁亦因风而起。前闻蜘蛛皆能御空,即此是也。”小蜘蛛乘风离窠四散,这是事实,见于法布耳的《昆虫记》,《闲录》能记录下来也是难得,但说衔丝亦仍有语弊,平常知道蚕吐丝,蜘蛛却是别从后窍纺丝,所以这里观察还有欠周密处。《丛录》说小蚌双足固然写得很精细,而此事实又特别有趣,今年夏天我的小侄儿从荷花缸里捉了几个小蛤蜊,养在小盆里,叫我去看,都小如菉豆,伸出两条脚在水中爬行,正如文中所叙一样,在我固是初见,也不知道别的书中有无讲到过。李君所写普通记述名物的小篇亦多佳作,《丛录》卷一有画衫婆一则云:
“予乡溪涧池塘中常有小鱼,似鲫细鳞,长无逾三寸者,通身皆青红紫横纹相间,映水视之,光采闪烁不定,尾亦紫红色,甚可观,俗名之曰画衫婆。肉粗味不美,外多文而内少含蕴,士之华者类是也。此鱼似为《尔雅》《诗虫鱼疏》以下诸书所不载。”这种鱼小时候也常看见,却不知其名,江西的这画衫婆的名字倒颇有风趣,《尔雅》《诗疏》古代诂经之书岂足与语此,使郝兰皋独立著书,仿《记海错》而作虫鱼志,当必能写成一部可读的自然书耳。
李登斋的意见不能全然脱俗,那也是无怪的,特别是关于物化这一类事,往往凭了传闻就相信了,如卷三有竹化螳螂一则,这在孙仲容当然是说“亦殊为疏阔”的。但有些地方也颇写得妙,卷一青蛙三见中说金谿县有青蛙神三,是司瘟疫的,常常出现,下文却又云:
“大要其神不妄作威福,即有不知而轻侮之,甚至屠践之者,未尝降之以祸,谄事之者亦未得其祐助。”在作者并无成心,却说得很有点幽默,盖其态度诚实,同样地记录其见闻疑信,不似一般撰志异文章者之故意多所歪曲渲染也。
廿五年九月廿八日,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