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给《宇宙风》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随后宇宙风社来信说，在东京的一段落未曾写入，嘱再写一篇当作补遗。本来在“吃烈士”之风正盛的时候，我不预备多写以免有嫌疑，但如补前篇的遗漏，那也似乎无妨，所以勉强再写了一点寄去。这是十一月八日的事，次日接到武昌来的一明信片，其文云：
    “鲁迅先生死了！
    今天看见《宇宙风》二十八期所载下期新目预告，将有《鲁迅的学问》一文发表。我想，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是不会完全懂得的，此事可不劳费神，且留待别些年青人去做，若稿已告成，自可束之高阁，不必发表。此上祝好！武昌田上。”
    这种信或文章在我看了是并不觉得希奇的，因为我有点儿像王荆公的样子觉得人言不足信，自己的短长还是自己知道的最清楚，虽然称赞当然要比骂好，但听了总都是耳边风也。这回对于武昌田君的信片却特别觉得有兴趣。为什么呢？“明珠”栏刚有长之的小文，题曰“封条”，末节有云：
    “现在中国文坛上损失了一位大人物——鲁迅。于是我又开始看见各色各样的封条，大概仍是封好了，不许动，完事。这恐怕是中国人所最善于作的了，作书是为要人看，但在中国却要藏之名山，书是为要人读，但在中国却要束之高阁。”田君的信片上明明令人“束之高阁”，觉得这是很好的资料，可以给封条主义做个实例。至于我那两篇文章却终于发表了，因为我觉得没有遵命之必要。那文章差不多都是行状中的零碎材料，假如有毛病则其唯一的毛病该是遗忘，即在不能完全记得而不在懂得与否。我在这里觉得很有兴趣的，即田君未曾见到文中所说何事而便云不必发表。老实说，我那篇文章里遗漏当然很多，如豫才捐刊《百喻经》这一件事，便是刚才读了《民间》周刊上伏园的文章才记起来的。经末识语云：
    “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元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本来事情太多了，老人又记性不好，有些事的确要靠朋友们帮忙才能凑足，自然有些也是别人不会知道的。田君于未见之先便如此不满足，其殆有先见欤？希望读后更能匡我不逮，如伏园那么有所补益，愿谨候明教。如或单纯是封条主义，则不佞素不喜各色封条，幸恕不能承教耳。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