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现在自己伸出嘴来谈中日事情，有点像樊迟樊哙的小兄弟一样，实实是“樊恼自取”。可是不相干，我还想来说几句话。这并不是像小孩玩火，觉得因危险而好玩，也当然不是像法师振锡，想去醒迷警顽。我只是看到别人的几句文章，略略有点意思想随便说说罢了。胡适之室伏高信二君的两篇大文都在报上读过了，两篇都写得很好，都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却不是这个。我所说的是一个在东京的留学生真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写来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随东师观早大演剧博物馆，初期肉笔浮世绘展，昨又随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馆并美术馆之现代板画展等，东师一一赐为详细说明，引起无限的兴趣。同时益觉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过去的日本却实在更可爱。江户今虽已成东京，但仍极热望能在此多住几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来东京，则更多赐教启发的机会了。然而这些希望看来似乎都很渺茫也。”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两个人，黄遵宪与叶昌炽。黄君著的《人境庐诗草》卷八有《马关纪事》五首，显然是光绪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贻骄倨书。改书追玉玺，绝使复轺车。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黄君虽然曾著《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在中国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战争的甲午的次年就敢于这样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叶君诗文集外著有《语石》，最有名，殁后出版的《缘督庐日记钞》卷八记庚子六月间事有两则云：
    “初九日，茝南来久谈，云日本使臣及统兵官因待中国太厚为其国主撤归，此必各国有责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迹，然而中国苦矣。
    初十日，昨茝南云，庆邸回京往晤各国使臣，日使教之云，为中国计，第一请停战，第二急派兵剿义和团，无令他国代剿，失自主之权。畿辅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躏者，此两言之力也。为我谋不可谓不忠，宜各国之有后言也。”这里所记的是否事实我不能知道，或者茝南所谈原只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所可注意的是叶君在庚子那时对于日本的态度。这种态度大约也不只叶君一人，有茝南等人展转相传地来说，可知这空气传播得颇广，叶君却把它表示出来罢了。
    从庚子到现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听到了真君的话，很有点出于意外。真君本来是颇爱人境庐的诗的，所以意见与黄君相近吧？但是这里有点不同，黄叶二君亲日的意见大抵以政治为立脚点，而真君则纯是文化的，这是我所很感到兴趣的地方。说到亲日，我在这里不免要来抄录一篇小文，对于这个名词略加说明：
    “中国的亲日派，同儒教徒一样，同样的为世诟病，却也同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
    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并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而且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连累了缺损他原有的光荣。（案如欧战时德国文学家霍普忒曼，非洲战争时义国科学家马尔可尼，各为本国辩解，说好些可笑的话。）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这件事只看中国出版界上没有一册书或一篇文讲日本的文艺或美术，就可知道了。日本国民曾经得到过一个知己，便是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他才是真的亲日派。中国有这样的人么？我惭愧说，没有。此外有真能理解及绍介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真的亲英亲德等派么？谁又是专心研究与中国文化最有关系的印度的人呢？便是真能了解本国文化的价值，真实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复古与自大的，真的爱国的国学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己，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真光荣。”
    此文系民国九年所写，题曰“亲日派”，登在当时《晨报》“第七版”上，因为还没有所谓副刊。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文章的那样写法与有些意思现在看来觉得有点幼稚，十几年中事实也稍有变更了，这里所说的话未必能算全对，不过对于亲日的解说我还是那么想，所以引用了。所谓亲日应该是nipponophilos一语的翻译，是爱日本者，也可以说是日本之友，而友谊又与亲族关系不同，他不会去附和械斗，也不讲酒食征逐，只因相知遂生情意，个人与民族虽大小悬殊，情形却无二致。世界上爱日本者向来以小泉八云为代表，近来又加添了一个葡萄牙人摩拉蔼思（w.de moraes）。此外如法国的古修（p.l.couchoud）等大约还不少，不过在日本没有翻译，所以不大知道。小泉八云的全集已有日译，原书又是英文，大家见到的很多，摩拉蔼思的著作今年有两种译成日本文即《日本的精神》与《德岛的盆踊》。讲到专门的研究，文学方面不及张伯伦，美术方面不及菲纳罗沙与龚枯尔，他们只对于日本一般的文化与社会情形感到兴趣，加为赞赏，因为涉及的范围广大，叙说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数的读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浅薄的缺点。还有一层，“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或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根据，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这是十年前所说的话，到现在也是这样想。小泉八云的文章与思想还有他的美，摩拉蔼思的我更觉得别无特色，或者一半因为译文的无味的缘故亦未可知。他们都不免从异域趣味出发，其次是浓厚的宗教情绪，这自然不会是希伯来正宗的了，他们要来了解东洋思想，往往戴上了泛神的眼镜，或又固执地抓住了轮回观，凭空看出许多幻影来。日本原来也是富于宗教情绪的民族，却未必真是耽溺于灵魂与轮回的冥想，如基督教人之所想像。如小泉八云著《怪谈》中的《蚊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末尾云：
    “假如我要被判定去落在食血饿鬼道中，那么我愿意有这机会去转生在坟前的那些竹花瓶里，将来我可以从那里偷偷地出来，唱着我的细而且辣的歌，去咬我所认识的人。”这说得很有风趣，但在上文说如东京想要除灭蚊子，须得在寺里墓场里的一切花瓶的水上注上石油，因为这里边能发育蚊子，但是这断不可能，不特破坏了祖先崇拜之诗美，而且戒杀生的宗教与敬祖的孝心也决不能奉命云云，如当作诗人自己奇怪的意境看固亦无妨，但若是算作实写日本的情形则未免是谬误之一例了。中国人论理可以没有这些毛病，因为我们的文化与日本是同一系统，儒释道三种思想本是知道的，那么这里没有什么隔阂，了解自然容易得多。十五年前说中国还没有讲日本文学的书，现在也是有了，世上难得再有小泉八云那样才笔，但是不下于他的理解总是可能的，所以这件事似乎看下去很可以乐观。我尝说过，日本与中国在唐朝的往来真是人类史上最有光荣的事，纯是文化的友谊的使节，一点都没有含着不纯的动机，只有在同时代的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可以相比，在外国绝对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来，罗马与希腊的文化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那却是从侵略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害，所以从又一方面看去乐观是绝无根据。在这个时候听见真君的几句话，确是空谷足音，不能不令人瞿然惊顾了。
    要了解别国的文化可是甚不容易的事。从前我说文化大抵只以学术与艺文为限，现在觉得这是不对的。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似乎不能够单以文人学者为对象，更得放大范围来看才是。前日读谷崎润一郎的新著小说《武州公秘话》，卷二记桐生辉胜十三岁时在牡鹿城为质，药师寺军围城，辉胜夜登小楼观女人们装饰所斩获的首级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女最初说明道：
    “近来几乎每天晚上都从自己的队伙中叫去五六个人，把斩获的敌人的首级拿来与首级簿对勘，换挂首级牌，洗濯血迹，去办这些差使。首级这东西，若是无名的小兵的那或者难说，否则凡是像点样子的勇士的头，那就都是这样的好好地弄干净了，再去供大将的查检。所以都要弄得不难看，头发乱了的给他重新梳好头，染牙齿的重新给染过，偶然也有首级要给他薄薄地搽点粉。总之竭力地要使那人保存原来的风貌与血气，与活着的时候仿佛。这件事叫做装饰首级，是女人所做的工作。”随后纪述这工作的情形云：
    “人数正是五个。这里边的三个女人都有一个首级放在前面，其余的两个女人当作助手。第一个女人舀起半勺热水来倒在木盆里，叫助手帮着洗那首级。洗了之后把这个放在首级板上，递给第二个人。这个女人接了过来，给他梳发挽髻。第三个女人就在首级上挂上牌子。工作是这样的顺着次序做下去。最后，这些首级都放在三个女人后面的长的大木板上，排列作一行。”关于梳头又详细地描写道：
    “从左端的女人手里递过干干净净地揩去了血迹的一个首级来时，这女人接受了，先用剪刀剪断了髻上的头绳，随后爱抚似地给他细心地梳发，有的给搽点香油，有时给剃顶搭，（案日本维新前男子皆蓄发结髻，唯脑门上剃去一部分如掌大。）有时从经机上取过香炉来，拿头发在烟上薰一回，于是右手拿起新的头绳，将一头咬在嘴里，用左手将头发束起，正如梳头婆所做一样，把髻结了起来。”又云：
    “那些女人们要不失对于死者的尊敬之意，无论什么时候决不粗暴地动作。她们总是尽可能的郑重地，谨慎地，和婉地做着。”谷崎的意思是在写武州公的性的他虐狂，这里只是说他那变态的起源，但是我看了却是觉得另外有意思，因为我所注意的是装饰首级中的文化。我们平常知道日本话里有“首实检”（kubi jikken）一字，意义是说检查首级，夏天挑买香瓜西瓜，常说是检查首级似的。这是战国时代的一种习惯，至今留在言语里，是很普通的话，而装饰首级则即是其前一段，不过这名称在现今已是生疏了。今年同学生们读松尾芭蕉的纪行文《奥之细道》，有记在小松的太田神社观斋藤实盛遗物盔与锦袍一节，在这里也联想起来。实盛于寿永二年（一一八三，宋孝宗淳熙十年）随平维盛往征木曾义仲，筱原之战为手冢光盛所杀，时年七十三，恐以年老为人所轻，故以墨染须发，首级无人能识，令樋口兼光视之，始知其为实盛，经水洗白发尽出，见者皆感泣，义仲具祈愿状命兼光送遗物纳于太田神社。芭蕉咏之曰：
    muzan yana，kabuto no shita no kirigirisu！（大意云，伤哉，盔底下的蟋蟀呀！原系十七音的小诗，意多于字，不易翻译。）十四世纪的谣曲中有《实盛》一篇，亦以此为材料，下半本中一段云：
    “且说筱原的争战既了，源氏的手冢太郎光盛，到木曾公的尊前说道，光盛与奇异的贼徒对打，取了首级来。说是大将，又没有随从的兵卒，说是武士，却穿着锦战袍。叫他报名来，也终没有报名，听他说话乃是坂东口气。木曾公听了，阿呀那可不是长井的斋藤别当实盛么？若是如此，须发都该皓白了，如今却是黑的，好不奇怪。樋口次郎想当认识，叫他到来。樋口走到一眼看去，唉唉伤哉，那真是斋藤别当也。实盛常说，年过六十出阵打仗，与公子小将争先竞胜，既失体统，而且被称老将，受人家的轻侮，更是懊恼，所以该当墨染须发，少年似的死于战场。平常这样地说，却真是染了。且让我洗了来看。说了拿起首级，离开尊前，来到池边，柳丝低垂，碧波照影，正是
    气霁风梳新柳发，冰消浪洗旧苔须。
    洗了一看，黑色流落，变成原来的白发。凡是爱惜名声的执弓之士都应当如是，唉唉真是有情味的人呀，大众见了都感叹流泪。”
    以上杂抄数节，均足以看出所谓“武士之情”。这即是国民文化之一部分表现，我们平常太偏重文的一面，往往把这边没却了，未免所见偏而不全。我近来有一种私见，觉得人类文化中可以分作两部，其一勉强称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同样勉强地称曰人的文化。凡根据生物的本能，利用器械使技能发展，便于争存者，即物的文化，如枪炮及远等于爪牙之特别锐长，听远望远等于耳鼻的特别聪敏，于生存上有利，而其效止在损人利己，故在文化上也只能说是低级的，与动物相比亦但有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也。虽然并不违反自然，却加以修改或节制，其行为顾虑及别人，至少要利己而不损人，又或人己俱利，以至损己利人，若此者为高级的，人的文化。今春在《耆老行乞》文中我曾这样说：
    “一切生物的求食法不外杀，抢，偷三者，到了两条腿的人才能够拿出东西来给别的吃，所以乞食在人类社会上实在是指出一种空前的荣誉。”假如在非洲地方我们遇见一个白人全副文明装束拿了快枪去打猎杀生，又有一个裸体黑人在路旁拿了他的煨蛴螬留过路的人共食，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文明与野蛮正换了地位，古人所常常喜说的人禽之辨实在要这样去看才对。上面所引的各节因此可以看出意义，虽然也有人可以说，装饰好了死人头去请大帅赏鉴，正是封建时代残忍的恶风，或者如茀来则（frazer）氏所说的由于怕那死人的缘故，所以有饰终典礼吧，但是我总不是这样想。无论对于牝鹿城或筱原的被害者，要不失对于死者的尊敬之意，这是一种人情之美，为动物的本能上所没有的。固然有些残忍的恶风与怕鬼的迷信也只是人类所有，在动物里不能发见，但那是动物以下的变态，不能与这相提并论。我常想人类道德中仁恕的位置远在忠孝之上，所以在日本的武士道中我也很看重这“武士之情”，觉得这里边含有大慈悲种子，能够开出顶好的花来，若主从之义实在关系的范围很小，这个有如周末侠士的知己感，可以给别人保得家国，那个则是菩萨行愿，看似微小，扩充起来却可保天下度世人也。这回所谈有点违反我平常习惯似地稍倾于理想亦未可知，但在我总是想竭力诚实地说，不愿意写看似漂亮而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话。总之我只想略谈日本武士生活里的人情，特别举了那阴惨可怕的检查首级来做个例，看看在互相残杀的当中还有一点人情的发露，这恐怕就是非常阴暗的人生路上的唯一光明小点吧。此刻现在还有真君那样的人留意日本近代文明，真是很难得很可喜的。同时我还想请真君于文艺美术之外再跨出一步去向别的各方面找寻文化，以为印证，则所得一定更大，而文化上的日本也一定更为可爱了。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很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研究，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疑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气，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廿四年十二月）
    附记
    我为《国闻周报》写了三篇《日本管窥》，第一篇收在《苦茶随笔》里，第二篇收在《苦竹杂记》里，改名“日本的衣食住”，这是第三篇，却改不出什么好名字，所以保留原题。廿五年五月编校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