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中间我颇留意收集钱谪星的著作,因为他很有些见识,虽然是个老翰林,今年也有六十多岁了。所著已搜到八册十五种,最近所得的里边有一卷《课余闲笔》,凡三百余则,其一云:
“开辟以来第一真快事,莫如卓女奔相如。”这句话令我想起李卓吾来。据《藏书》二十九司马相如传中云:
“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决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其实平心想起来,这些意思原来也很平凡。《诗经·有狐》朱子注云:
“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又《孟子》答万章问舜之不告而娶云:
“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卓吾的话差不多也只是这个意思,而举世哗然,张问达弹劾他特别举出,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为狂诞悖戾不可不毁的理由之一,这是什么缘故呢?写那《板桥杂记》的余澹心序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云:
“独是冥心高寄,千载相关,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独爱陶元亮之闲情作赋。”说的很通达,但是为王山史作《山志》的序则云:
“志中论佛老论祆民论王安石李贽屠隆,皆与余合。”《山志》卷四论李贽一条别无新意见,只是说可惜不及明正典刑,墓碑没有毁掉而已,不知余君何以如此佩服。钱君独能排众议,称扬卓女,与卓吾表同情,觉得是很难得的,《课余闲笔》有钱君严父鹤岑的小引,称其议论古今,体会人情物理,有可采者,真可谓知子莫若父,而鹤岑之非常人亦可以想见矣。
《战国策·秦策》里有一个譬喻,有人调戏两个女人,或从或不从,他享受从者而羡慕不从者,其说曰:
“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这本说明雄主对付臣下的机心,却也正是普通男子的心理。更进一步说,现代性心理告诉我们,老流氓愈要求处女,多妻者亦愈重守节。中国之尊重贞节,宜也。偶阅邓文如的《骨董琐记》,在卷六有改号娶小一则云:
“王崇简《冬夜笺记》云,明末习尚,士人登第后易号娶妾,故京市谚曰,改个号,娶个小。有劝张受先娶妾者,怆然曰,甫释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为也。”我读了不觉愕然。这倒并不因为我有好些别号的缘故,我那许多别号与“恋爱”都无关,只是文章游戏,如有必要就是完全废除也无妨碍的。我所感觉奇怪的是这三百年来事情的一致。现在的中国人改号与娶小未必还连在一起吧,但即使大家不大热心于改号,对于娶小大约总是不表示冷淡的。据德国性学家希耳须菲耳特(m. hirschfeld)在他的游记《男与女》第二十五章中说:
“现在全中国的男子中,约计百分之三十各人只有一个妻子,由于种种理由,或是道德的,或是经济的,也或者是性心理的。约百分之五十,这里包括许多苦力在内,有两个妻子。约百分之十有三至六个女人,此外百分之五据说有六个以上,或有三十个妻子,也或有更多的。关于张宗昌将军,听说他有八十位,但在他败后定居日本之前只留下一个,其余都给钱打发走了。我在香港时有人指示一个乞丐给我看,他除正妻之外还养着两位姨太太云。”
我们即使不懂别的大道理,一点普通的数学知识总是有的。三十与六十五那一个数目大?中国多妻主义势力之大正是当然的,他们永久是大多数也。中国喊改革已有多年,结果是鸦片改名西北货,八股化装为宣传文,而姨太太也着洋装号称“爱人”,一切贴上新护符,一切都成为神圣矣。非等到男女两方都能经济独立不能自由恋爱,平常还仍是多妻而已。卓文君当初虽做得好,值得卓吾老子称赞,但后来也几乎被遗弃,以一篇《白头吟》幸得保存,由此观之,可知着犊鼻裈涤器的欢子尚不免有改号的雅兴,女人随在有被高阁之可能,其有幸而免者,盖犹人之偶不发肺结核或虽发而早期治愈耳。一二贤哲为反抗礼教的压迫特为卓氏说一句话,其意甚可感,若有人遂以为她是幸福的女人,则亦犹未免为傻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