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失陷的消息传出后，不仅满清合朝震惊，古老的中华大地为之震惊，就连世界都为之震惊。
    咸丰皇帝震怒之下，打破不知道多少玉器碗盏，但这次他没有发火的对象，钦差大臣陆建瀛以下守江宁的将弁几乎全部阵亡，冷静下来之后，咸丰又只得下诏罪己。与前面长沙失陷下诏罪己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如此罕见的频频罪己，让人感觉到咸丰是在作秀。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但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十二天被陷。“其被杀于黄家塘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清廷之中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只会荒诞骗民，粉饰欺君，肯定没有好下场。
    面对占据南京的太平军，咸丰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掉，但恨归恨，打仗还是得靠那些骄兵悍将们，于是满人和春被咸丰重新启用官拜江南提督，也准备重上战场，跟着咸丰严令江北的琦善和江南的向荣，勒令他们南北进剿，剿贼于金陵城内。
    同时西王的大名接二连三的出现在各地呈给咸丰的奏折之中，湘鄂赣苏各省官吏一致认为，西王此獠凶顽狡诈更甚洪杨二贼，死于此贼之手的文武大员不下数十员，实乃本朝第一号的反贼，于是清廷对西王人头的悬赏甚至高过了洪杨二人。
    而全国各地的义军听闻这个消息则是欢欣鼓舞，很多反清帮会开始密谋准备举旗反清响应太平天国，而当中就有松江等地的天地会、小刀会、红钱会等，正是他们酝酿了后来震惊中外的小刀会上海起义。正谋划进兵苏浙、上海的西王萧云贵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利用的大好形势，白泽堂的童强胜早早的带着人手赶往松江、青浦、上海等地联络当地的天地会、小刀会等帮会去了。
    其实除了清廷和义军之外，还有第三股势力正密切关注着太平军的一举一动。不错，他们就是英法美等列强。自从《江宁条约》签订之后，上海开埠，因其水路便利，附近物产丰富等原因，上海开始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华对外第一贸易港口。在上海拥有租界的列强们，对太平军攻陷金陵城都震惊不已，他们担心太平军的迅猛扩大之势会威胁到他们在华利益，因此纷纷更加关注起这支中国的叛军来。
    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就立刻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事对满清政府的影响：“现在南京的陷落已经成为事实，中国满清政府将受到自变乱发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南京城是中国的故都，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暂时不论，就以南京城的地势而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在帝国的中央，接近运河，叛军想要的话，他们可以轻松阻碍一切交通，甚至切断米粮运往北京的水路。如此重要的地方，现在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军所占据，这个事件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忽施的，它一定会影响到英国在华利益。我建议迅速与占据南京的叛军展开接触，以便我们对这些发展迅猛的叛军有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判断。”
    文翰勋爵在发出报告后，他没有等待下去，而是开始从香港往南京进发。
    清咸丰三年三月，在叛军占领南京二十余天后，文翰勋爵从香港启程，乘英国远东舰队的“哈尔米士”（hermes）号快克船（巡洋舰）急急匆匆来到上海。“哈尔米士”号是一艘汽机风帆双动力木壳三桅大舰，舰长七十六米，艘体用双层橡木板制造，每层厚达四十二厘米，打造这样一艘大舰，至少得用六百颗巨大的千年橡树，它的风帆总面积为一千一百二十平方米，汽机动力三百六十马力，舰艏安有坚固的冲角，排水量一千三百吨，舰上配备了三十四门后装线膛炮和一百一十六名乘员。“哈尔米士”号舰体乌黑发亮，米字旗迎风招展，耀武扬威的开进了黄浦江。
    黄浦江畔修商馆筑道路建工厂，初步形成“十里洋场”的格局。黄浦江畔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洋人把黄浦江两岸的风水宝地抢购一空，一些宏规巨制的大码头大船坞大货栈还未完工，却已逞现出鳞次栉比的势态：顺泰码头、怡和码头、太古码头、邮船码头、公和祥码头、德泰码头、万聚码头、宝顺码头、利川码头一家挨一家，每个码头都能停靠载重数千吨以上的跨海洋轮，码头后面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大栈房，每天吞吐着成千上万吨货物。
    华商经营的公义码头、王家渡码头、杨家渡码头、董家渡码头、老白渡码头等只能停靠载货数百石的平底船和渡船，与洋码头相比，这些码头就像大山旁连的土丘，又小又寒碜。洋码头上堆满了行将外销的生丝、白丝、黄丝、木棉、茶叶、瓷器、古董，和即将销往内陆的大宗洋布、洋铁、洋钉、洋蜡、玻璃、鸦片、五金器具和煤炭。人们在码头和货栈附近随处都能看见高鼻蓝目奇装异服的洋人和受雇于他们的印度人、马尼拉人和黑人，若不是一伙伙、一群群拖着辫子的苦力在洋轮旁边扛大件，人们难免要问这儿是不是中国的土地。
    “哈尔米士”号在顺泰码头靠岸，远东舰队提督何伯（jameshope）上校陪同文翰一起下船。顺泰码头距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不远，领事阿礼国(ruther
    fordalcock)正在码头上候着。文翰勋爵一下船，他就毕恭毕敬陪他登上一辆双轮皮篷马车，马车装饰极为豪华，黑漆车辕黄铜挡泥板擦得锃亮，车篷顶上插了一面英国小旗，头戴大缠头的印度马夫坐在高高的驭座上“噢——呀”地叫着，鞭子甩得“啪啪”响，两匹白鼻栗色大洋马牵着车子“笃笃”快跑，胶皮轮子在石板道上压出“辘辘”的滚动声。
    文翰勋爵四十七岁，长着一颗典型的撒克逊长颅，金发赪颜，高鼻深目，下巴上蓄着浓密的胡须，冷峻的眼神中带有几分忧郁。阿礼国头戴黑呢大礼帽，帽沿下露出一缕亚麻色的头发，眼珠逞浅灰色，嘴角上挂出一丝难以形容的微笑。
    阿礼国告诉文翰，中国叛军攻克江宁后，镇江、瓜州相继落入叛军手中，而且据满清政府提供的一些情报，叛军还在大规模向东面集结兵力，目标很可能是杭州、苏州等地，甚至是上海。为此上海绅民和清军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租界内的英商和侨眷们悬揣不安，谁都不知道叛军何时进攻上海，更不知道叛军会不会遵守大英帝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江宁条约》。文翰有点儿吃惊，他没想到局势变化得如此迅速，决定一到领事馆就召开局势分析会。
    领事馆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三层洋楼，花岗岩打底大石条彻墙，半圆型穹顶上飘着一面红底蓝道“米”字旗。透过会议厅明亮的南窗可以俯瞰黄浦江，大小洋轮和中国民船如梭子似的在江面穿行，不时可以听到江面上的船钟声和牵夫水脚沉闷划一的号子声，透过右窗可以看到蜿蜒流淌的苏州河，简陋龌龊的乌篷船小爬虫似的挤在两侧，只在中央留出一条狭窄的水道，被中国官府称之为“船户”的渔民世世代代吃住在乌篷船上，河道里的污水垃圾顺流而下，汇入黄浦江，随着潮涨潮落漂入大海。
    苏州河对岸是上海县城，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造的，距今已整整三百年，远看乌乌压压近看斑驳陆离，被风雨硝蚀的城墙上长着一丛一簇的荒草，雉碟后架着数十门笨重的清军大铁炮。
    文翰下了马车，进了领事馆会议厅，他脱下黑呢大氅，递给在旁边侍候的印度侍者，转身坐在一张维多利亚式的狮爪沙发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雪茄，递给阿礼国一支，自己叼起另一支，阿礼国替他点燃。
    文翰深深吸了两口，缓缓说道：“我接到了你的报告，上海道吴健彰想雇用我国兵轮协防长江，阻止叛军进攻上海，但是，在我们弄清叛军的根底前，皇家海军不能介入中国内战。”吴健彰的官衔是苏松太道，管着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十一县，上海是淞江府的下辖县，但英国人嫌“苏松太道”拗口，总是称他“上海道”。
    何伯上校哼了一声道：“雇用我国兵轮协防上海，应当由中国皇帝派秉权大臣与公使协商，怎能由一个小小上海道台出面？这是外交上对大英帝国的蔑视，绝对不能容忍。”何伯三十多岁，中等身量，浓重的海狮胡须梳得一丝不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斜纹布海军服，皮带左侧挂着一柄短剑，剑柄嵌着一颗翠森森的绿宝石，一派典型的英国海军作风。
    阿礼国忍不住笑道：“何伯上校，大清皇帝还没有学会怎样与文明国家交往，总是让地方官与所谓的‘洋夷’打交道。吴健彰与我打交道时经常闪烁其辞，我有时弄不清楚他究竟代表谁，代表朝廷还是代表本地政府，或者仅代表他个人。”
    文翰沉吟片刻后问道：“阿礼国先生，你对太平天国了解多少？”
    “公使阁下，中国的这场大规模内战打了两年，满清政府从来不发布任何的官方消息。我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太平天国的首领。不过有趣的一点是，从满清政府公布的悬赏名单上看来，他们的首领似乎是一个叫萧朝贵的人，因为他的赏格最高，比什么韦政，什么杨秀清，什么洪秀全都要高。其余的情报就是香港《中国之友》（thefriendofchina）报上的文章，里面全是根据中国商人、逃难百姓传言和在华传教士的信函撰写的，道听途说，经手转译，以讹传讹，令人难以采信。有人说太平军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有人说是改信基督教的叛军，还有人说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民间帮会，总之说什么的都有。满清政府不允许我们深入内地，我和领事馆全体人员一直呆在上海，只能雾里看花，无法评估这只突然崛起的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