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之死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3年《花城》杂志及1993年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听说领袖真的那样了，长科一直害怕和悲痛。他是去屠坊砍肉时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即就悲痛得说什么也不能砍肉，说什么也不打算接裁缝来家做衣了。当然，他悲痛的资格有点可疑，因为他老爹没有参加过红军或农会，婶子或嫂子也没被日本鬼子糟蹋——人们在忆苦会上常说这样的故事。更要紧的是，他小时候居然去街上读过洋学校，吃红米干饭，鞋子褂子穿得整整齐齐。后来在县城当教师那阵子，去食堂偷过一碗肉，被灰溜溜地开除回乡……他不敢回想这些历史污点，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领袖，如今凭什么也可以苦着一张脸盯着地上发呆？
    他怕被别人看见，也怕不被别人看见——他心里没鬼的话就不必躲藏。他暗暗羡慕女人们。女人们眼窝子浅，能哭。上屋的本善家有位媳妇，死一只鸡仔也可以哭湿两只衣袖。远近四乡无论哪家有了丧事，都会备好红包请她出马，陪主家哭丧。若没有她那气长韵足跌宕有致的说哭就哭，仪礼不成体统，主家还存何脸面？不过她不识字，心里不明亮，有时也哭乱套，把东家哭成西家，把孙子哭成儿子。上次开大会声讨某地主据说是畏罪自杀，她没听清死的是什么人，解开怀襟找着什么，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抹起来。大队党支部书记明希听着听着生了疑色，最后给这蠢婆子一耳光。
    村里无人唱戏唱歌了，都戚戚然，互相留意，蹑手蹑脚，不知五官该如何表现似的。有个娃崽见别人踩了他的屎，拍手大笑，立刻被大人们惊恐地扑上去捂嘴巴，打屁股。直到国葬日后才可以笑，这是明希爹的宣告。长科便暗暗数日子，小心度着时光，特别怕蚂蚁爬到颈窝子里去，弄不好，忍不住痒，就笑了，就反动了。
    他注意很多乡亲确实比他悲痛得多，自己怎么挤眉头，耸鼻头，干干的眼睛眨巴眨巴，还是没排出水来。倒是急出一身汗，被风一吹，外感风寒。他当然没敢去见郎中，领袖都那样了，他怎么可以小病小疾去找郎中和抓药？他努力悲痛，必须悲痛，于是慢腾腾地迈步，沉缓缓地说话，挑着粪桶去地上泼菜的时候还拉长着脸，似乎已被悲痛压得透不过气来。想想吧，满园猪菜都是他哀思所在，每一声鸟啼都令他悲肠寸断。伟人仙逝，日月无光，他真是没勇气活下去了，真是没勇气把粪水泼下去啦。
    他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喝墨水最多的文豪，经常为庆祝会一类写写标语。明希来找他去扎灵堂和写挽联。
    他悲痛得还没转过弯来，低低地“哎”了一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听见没有？”明希爹耳朵背。
    “哎，”他慌慌惊醒，“写什么呢？”
    “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归你去想。”
    “是在老地方开庆祝会？”
    话没说完，他已魂飞魄散。娘哎娘，他怎么舌头一溜把“追悼会”说成“庆祝”？在那一瞬间，他已经意识到应该改口，但舌头竟僵硬如脚，转不过弯来，硬是把反动话顺溜溜踹出去了。
    “错了错了，我是说开庆祝会，不是开追悼会……”他急忙更正，一边更正一边更为大惊失色，他不仍然说错了吗？他一心狠狠地咬住舌头，但嘴舌完全不听使唤，罪恶滔天地急忙忙直奔最后一个字——“会”。一片静默。他的话说完了。
    他两眼一黑。
    “你说什么？”明希皱起眉头，深深地盯了他一眼。
    他注意到明希注意了他，注意到对方注意了他的注意，注意到对方注意了他注意到对方的注意。他还注意到不远处有两位妇女在塘边捣衣，她们虽没朝这边看，但完全可以听到他说话的。
    “喂，有洋火没有？”明希借火抽燃了纸烟，走了，背上的步枪摇来晃去。
    自从领袖逝世之后，他一直保持这种备战姿态，对天上偶尔飞过的飞机也很警惕，看会不会丢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炸弹。那锈迹斑斑的三八大盖虽然根本没有子弹，但显然是对一切伪作悲痛者的严正警告。
    整整一天下来，长科提心吊胆。村头的狗一叫，他就以为是县公安局来捕他了，后来才发现是个荒货贩子进了村。晒谷坪里有人搓草绳，他以为那是准备用来捆他的，看到后来，才知道他们用草绳去绹牛。咣——身后地塌天崩的一声巨响，他吓得差点尿了裤子。接下去没什么动静，他怯怯地回头探看，原来身后没有明希的枪口，没有怒目逼人的革命群众，只有一只猪崽勤奋地拱吃着泥土。一杆锄头大概是被猪拱倒了，砸得面糊盆翻了个底朝天。这一刻，浑身的血呼呼呼地直往他脑门里灌，灌得他头大颈粗，怒不可遏，抄着剪刀朝猪崽猛扎。猪崽愣愣地瞪了他一眼，任屁股上鼓出一串血水泡，不怕死的样子，发出一声尖嚎，居然迎着危险上，湿乎乎的嘴巴撞偏了他的脸，小爪子在他肩上踩踏过去。他更火了，从桌下钻过去，但未能揪住猪尾。他一直追到屋外的水塘边，才在猪腿上再扎了一剪刀。结果可想而知，猪崽的主人与他大吵一架，双方都咒了最狠毒的话、最下流的话，无非是关于祖宗的，或关于祖宗的祖宗等等十分遥远的人。众人不免有些奇怪，觉得长科今天的凶狠十分少见。
    明希到上头开会去了，没看见这一幕。
    明希回村时，眼睛红红的，嗓子也嘶哑了，显然在公社又哭过一场，这使长科再次惭愧和恐惧。明希在窑棚子前召集群众大会，宣布新消息。还好，他暂时还没揭发长科的反动言语，也没说世界大战打到了边境。只是说，因为领袖闹革命时到过这个村子，所以国葬那天，大家都要来吊香，上头还要派人来照电视——长科知道“吊香”一词用得不妥，“照电视”应该是“拍电视”，但他根本不敢去纠正。
    明希又说，乡亲们到了那天要好好地哭，哭出感情来。本善家的婆娘哭得最好，可惜肚子大了，照到电视里丑人，不要她。那么常兰家的、德虎家的、三桂家的，都要作点准备。这些人都是赤贫出身，在伪政府时期没穿过棉裤，不晓得票子是圆的还是方的。她们有得哭的。
    长科盯着书记身边黑洞洞的枪口，心跳渐猛，等待明希下一句就点到他。
    “完了。”明希看也没看他一眼，宣布散会，“你们莫带走了砖！”他知道有些人常把垫坐的窑砖偷偷带回家去。
    这有点奇怪。明希是等长科写完了挽联再收拾他，还是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失言？
    “要你莫拿砖！”明希朝他大喝一声。长科低头看，自己手里确实有一口砖。娘哎娘，他从不敢偷集体的一根草。只是现在他越不想干什么，就越会干什么，脑子里完全装着臭大粪了。他忙不迭把砖送回原处，定定神，眨眨眼，发现自己两手已空，确实已把砖块放回原处了，才稳稳地离开。
    村子里的人都矮小，唯长科个头高，做衣费布不说，往人群中一戳，总要出人头地，高出别人一头，颈根凉飕飕地迎八面来风，有莫名的危险感。他知道，到了追悼会那天，他怎么弓着背勾着头也没用，别人不可能看不见他的。倘若到了那关键的关键时刻，可恶的眼窝子里仍挤不出泪他怎么办？他还想不想活？电视可不是好玩的，那是用电的，没有什么东西斗得过电。即便明希爹眼花看不清他，县里的公安局会不会来查他一番？喂喂，人人都哭了，你这家伙为什么不哭？莫不是心里有鬼？你老婆难产的时候你哭过没有？哭过。你侄儿放排淹死在河里的时候你哭过没有？也哭过。哦哦，这就很清楚了么。
    长科发现自己确实反动。
    想到这一点，他的口舌突然干了，一种猛烈的干燥似乎从脚底升上来，迅速蔓延到全身，蒸发了他所有的血液，灼干了他的五脏六腑乃至眼睛。他眼球痛，眨眼时被眼皮枯枯地摩擦，好像发出了喳喳的声音。他感到喉管干得已经裂缝纵横，空气在裂缝中嗖嗖地流泻。这种可怕的干燥感他以前只经历过一次，就是当年听到开除公职通知的时候。他完了，他相信自己到时候还是哭不出来的，何况明希不可能没听见他的失言，两位捣衣的妇女也不可能没听见他的失言，他的罪证充分。
    当然，他活过了这些年，也不算短命，前世没积德，完了也就当死条狗。既然哭不出来就该去坐牢或吃枪子，只是可怜他老婆和一堆娃崽。最小的刚断奶，也长着同他一样的长鼻子，经常东张西望，咿呀学语。当爹的一狠心撒手而去，这娃崽……长科就是带着这一些心思来到了追悼会场，看着前面他老婆弯弯的背脊，还有后颈上一颗熟悉的黑痣。老婆背笼里的嫩崽认出了父亲，在背笼里跳跃。
    太阳很烈，人的头顶和肩都被烤得发烧，牛蝇也在烈日下惶惶乱飞。长科刚才离家之前已把水缸挑满了水，已把柴弯里的烧柴备足，从邻家借的灯油和红薯丝也一一还清。该了结的都已了结。他现在又赶走儿子头上一只牛蝇，想象这是最后一次为儿子驱赶牛蝇，想象这是最后一次触摸儿子的皮肤，忍不住心里一酸。但儿子似乎很喜欢牛蝇，咬着指头，张开嘴巴，流下长长一注涎水，冲着父亲笑了。
    鞭炮乘人不备地爆响，恶狠狠，怒冲冲，不由人分说，炸得人们的骨架都松散，炸得人们都感到自己虚虚的轻了许多。老槐树上的乌鸦突然惊飞，扑啦啦的黑影子砸在人们头上和背上。家犬也一齐狂吠，吠得每一片树叶都在颤抖。长科的小儿子当然受惊，立刻哭歪了一张脸。长科忍不住把他抱出背笼，紧紧抱在怀里。这是最后的时刻吧？这是儿子无法记忆的告别吧？当父子俩肌骨相亲气息相融合为一体命运与共的时候，一泓热热的东西在长科眼里夺眶而出。
    他是追悼会上第一个哭出来的成年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态，也是电视记者发现的第一个目标。乡下人不大了解电视，因此这一天两个电视记者来到村里，扛来一些奇怪的机器，曾给乡民们增添了莫名的紧张。据说鸡躲进了埘，狗蹿到岭上不敢下来，某位后生硬是没能把八十斤谷子起肩上路。就拿追悼会来说吧，刚才玉槐老倌去燃放鞭炮，划断了十几根火柴也没划燃，最后还是明希用打火机帮助了他。更让人火急的是，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不仅本善家的吓得没敢哭，其他几位计划中的主要悲痛者也乱了套，一进会场也好像贼一般，你看我，我看你，惊慌失措，在镜头面前一个个贼眉贼眼，没挤出半点眼泪，只能让记者大为失望。镜头不是枪口，你们怕什么怕呢？记者这样解释。但人们还是在枪口前纷纷躲闪或者后缩。这种枪口用来驱逐好奇的娃崽们倒是很灵。他们乱糟糟地挤乱了队形。大人们的呵斥没有用，明希的铜哨和步枪也没用。实在没办法了，明希就请记者扛上摄像机扫荡一轮，并没开枪开炮，娃崽们就如鸟兽散，逃得远远的。
    明希今天也大为沮丧。他率领全家，一人顶着一个麻袋来了。听公社干部说，新社会不兴披麻戴孝，他才怏怏地把麻袋摘下来垫座。这位老书记参加过红军，行军时掉了队，又碰上岔路鬼，才没去参加长征（也有人说他是逃兵）。但他曾经到县城开过会，到省城探过亲，是见过大世面的，因此一直要乡亲们休得紧张，照电视嘛，同照镜子差不多，同医院里照片子差不多，决不会伤皮肉，也摄不走魂魄，没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跟着领袖闹革命，连德国和美国的大炮都不怕，哼，难道现在还怕照一照电视吗？但他无论怎样说，几个妇女的眼里还是没有泪水，连常兰家的婆娘也一脸呆肉，肉纹跳了几跳，还是没有多大希望。
    “怎么搞的？”公社干部很不满意，在明希耳边嘀咕。
    “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婆娘昨天还哭得好好的，今天是鬼打懵了……”明希觉得自己正蒙受谎报和做假的嫌疑，急出一头老汗。
    在浓浓的硫黄味中，他决定继续启发一下大家的感情，先朝领袖遗像三鞠躬，屁股上两块黄泥印子再一次高高撅起。接下来他清清嗓子，大谈领袖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恩德。“同志们，同志们呵，我们伟大的领袖过世了，我们哪个不心痛？大家今天都来吊香，打鞭子，搞得乌烟瘴气，嗯啦，乌烟瘴气……”
    身旁的记者怔了一下，拉拉他的衣袖：“怎么能说乌烟瘴气？这个词是要不得的。”
    明希眨眨眼：“这么好的词也用不得？”
    “你疯呵？”
    明希只听说过，对领袖的画像和著作不能言“买”只能说“请”，倒没听说过“乌烟瘴气”这个词有什么不好。
    他暂时压下满腹狐疑继续演讲，从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直讲到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再讲到最近的晚稻积肥和种秋红薯，历数穷苦人民眼下享受的幸福。“就说我一家吧，如今不就是过地主日子吗？（记者又皱眉了）天天吃白米饭不说，光大柜就有两只，雕花床也有两台，椅子呢，十六把，还有缝纫机一部，打火机两部，吾一部，吾庆强一部！”（记者再次皱眉）他环视四周，看谁还不慑服于他和他儿子的打火机，“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嘛。不光是我当书记，我家庆强和媳妇都是国家干部，我家满女是——沙老太婆。”他是指女儿参加业余剧团，光荣扮演《沙家浜》中的婆旦主角。当然，他得总结得周全，不漏掉最后一名家庭成员：“我婆娘是——”他顿了顿，找出了一个既体面又基本上不违事实的新社会用语，“妇女，嗯啦，妇女。”
    有人忍不住笑，记者和公社干部更是哭笑不得。
    “谁敢笑！”明希瞪大眼，想找出破坏追悼会的奸细。但他眼有点花，找来找去还是一张张肃穆无比的黄面孔，没有可供他发火的目标。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气氛显然已被破坏。不论明希如何耐心启发，无论他搬出多少铁的事实，也难启发出乡民们的悲痛。明希也自觉讲乱了些，忍不住暗暗怨恨刚才公社干部不让他顶麻袋。就是那一横炮，打乱了他的心思呵。其实披麻戴孝有什么不妥？他朝讲台上的牛蝇狠狠瞪了一眼。
    会场上隐隐有些骚动，似乎发生了什么。明希随着旁人的目光看去，看见了高出众人一头的长科，一张哭歪了的脸。
    明希心里一软，颇有几分感动。
    哭声是有传染性的。长科一溅泪，他的婆娘和娃崽也跟着哀哀，旁边几位妇女更是跟着掩面而悲，很快就带动周围一片小小的哭潮，连明希的泪水也被牵引出来。记者喜出望外和手忙脚乱自不用说，明希爹也如释重负，终于开始激动地号啕，竟完全忘了追悼会的程序，大声说：“长科同志，你来讲讲，你到台上来讲！”又向众人宣布：“长科是老实人，好人呵。他大伯卖豆腐从来是足斤足两的，他婆娘在队上出工从来没走过后面。”他这一刻想起了长科家族的种种好处。
    长科被推着拉着上了讲台。刚才不知是哪些人握过他的手，不知是哪些人拍过他的肩，反正一片温情搞得他鼻子更酸。他哭了，真正地哭了。他现在才最终相信了这一点，真是天不亡我，绝处逢生呵。他不光是暗自惊喜和庆幸，而且真该大大地悲哭一场。不是吗？明希刚才称他为“同志”。这就是说，书记不认为他是坏人。就是说，书记不计较他的失言或者不曾听清他的失言。这也就是说，他以后不会下大牢而且可以安安稳稳地吃饭睡觉喂猪种菜看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在来不及思索的瞬间已经发生，已经在那里了。他第一次被这么多人仰视，被这么多人握手和拍肩，如何能让他不哭？
    我们必须说明，长科是完全够格被这么多人握手和拍肩的。他一直忠于伟大领袖，忠于祖国和人民。作为村里的民办教师，他遵照领袖的教导为人民服务，几乎每天翻两个大岭，分别去三个村子给娃崽们上课，包括解开娃崽们打成死结的裤带以便他们排泄，包括给娃崽们洗脸、洗手、洗屁股以及在头发里捉虱子。有一个夜里大风大雨，马灯没油了，熄灭了，他险些滑下山崖粉身碎骨，在墨墨黑的茅草丛里东摸西摸，直到天亮时分才泥水淋淋回了家。他向谁诉过苦没有呢？他看见好些娃崽没钱买课本，就带他们去砍柴换钱。有一次碰上马蜂窝，他让娃崽们先跑，自己被黑压压的蜂子蜇得天旋地转，两天两夜没沾米水，脑袋一直充血，红肿如脸盆，吓得全村的娃崽都躲开他。他向谁诉过苦没有呢？他不但不曾邀功请赏，恰恰相反，就因为他年少无知时偷过食堂的一碗肉，他受到的打击和委屈难道不是罄竹难书？……他终于迸出一个男人怎么也压抑不住的尖锐长号，让尖声直钻人们的鼻窦，剜人们的后脑。会议气氛由此而推向了最高潮。
    记得他还哀哀地说了一些话，呼唤领袖不要走，请求领袖给他做主，原本打算秋后带上盘缠去北京看望伟大领袖，等等。
    这天的追悼会很成功，很动人。与会者都哭得东倒西歪，连电视记者也抹眼泪揪鼻涕，好几次看不清镜头画面，工作颇受影响。其中一位追悼者还中暑晕倒，由旁人脱光他的上衣，在他背上一把把拔痧，揪出一条条紫黑色的痧痕。乡民们也心灵净化，和顺多了，正直多了，看拔痧的时候谁也不拥挤，谁都很谦让和客气。去给田里下牛栏粪，人们都拣大箢箕上肩，一改平时那种偷奸取巧的恶习。他们一边下粪一边咒骂日本鬼子之类的敌人，咒他们的祖宗。他们继续追怀领袖，痛惜红军当年在这个村子里只吃了红薯，没吃到肉，实在让人过意不去。关于领袖当年在这里是否拔过痧，是骑一匹白马还是骑一匹黑马，他们还争论了很久。
    长科觉得周围突然笑脸增多，别人对他多少有些异样。拆台子的时候，各家把自己的门板扛回去，他扛不动，立刻有人来帮他一手。他的斗笠不见了，玉槐老倌立刻帮他寻找，发现自己的娃崽已把斗笠坐瘪，立刻在娃崽头上锄了两丁公，锄得孩子捂头半晌才哭出声来。其实玉槐老倌完全不必这样仗义，只要平时不拖欠娃崽的学费，不来偷长科园子里的辣椒丝瓜，长科已经心满意足。他受宠若惊地对玉槐老倌连连欠身。
    不知何时，水塘边已经在传播流言。说是长科照电视照得最多，一照就照到省台和中央台，让各级领导非常满意，可能要重新当国家干部了。当然，当干部就要当粮油站长，那才是好差事，妇女们捣衣时都这样认为。长科嘿嘿直摇手，说诳讲，诳讲，哪有这回事？他哪有什么官相？他只是应邀去县里开过一次会，座谈领袖光辉业绩和学习领袖著作的体会，如此而已。
    当然，他心里明镜儿似的。自从他在电视镜头前成功一哭，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渐渐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去县里参加过好几个会，同更多首长握过手。因为参加的会多了，发言的经验多了，他现在讲得越来越丰富，悲痛也越来越出色。比方说，像明希爹一样，他也是从旧社会说起，历数革命人民吃过的苦头（具体是谁吃过什么苦，稍稍说得有点含糊）。发言重点当然是介绍自己对领袖的忠诚，比如被蜂子蜇得脸肿大如盆，三天三夜没沾米水一类（近来开始把两天两夜记忆成三天三夜）。但他革命信念动摇了没有呢？没有。他是否计较个人安危和个人得失呢？也没有。（他开始采用了这种启发学生们的设问自答方式）。每天深夜，他还在油灯下坚持学习伟大领袖著作。每逢风雨，他还在翻山越岭去给孩子们上课，为此他已经瘦了身体，患上了胃溃疡和水肿病……说到这里，他总是两手冰凉，喉头哽塞，差一点说不下去。
    他自己也知道，不必这么激动，不应这么激动，太激动就会影响发言效果，就会引来会议主持者倒开水递毛巾什么的，让人不好意思。但他完全没有办法，自那次国葬以后他不知为什么比本善家的还容易抛眼泪，一提起领袖，一听到国歌，他就情不自禁地眼红鼻酸，完全没法管住自己，没法平息胸中奔涌澎湃的悲壮。他总是望着天，任混浊泪水在眼窝里旋动和蓄聚。他嘴唇嚅动和咬合，尽力忍着，忍着，忍着。
    台下自然是鸦雀无声，随之而来便有突然爆发的口号声：向魏长科同志学习！向魏长科同志致敬！……
    一排排声浪扑打过来。
    口号只能使他哭得更加厉害，让会议主持者更多地来加开水或递毛巾。
    长科从此成了大忙人，经常外出，自家的菜园子渐荒。他经常去明希家领取会议通知，甚至身份不明地列席过一两次干部会。他以前很少有机会来明希家，连走过门前也膝头有点发软。他现在才知道这道门槛里其实很平常么。他知道明希的床上蚊帐又黑又破，知道他家梁上有破禾桶和燕子窝，知道他家的猪总不上膘而且互相打架闹槽，知道他家冲豆子芝麻姜盐茶的瓦罐已经缺了个口。他对这个曾经神秘的世界渐渐不以为然。明希递水烟筒给他，请他坐。坐，他当然坐，他热爱领袖当然想坐就坐。
    明希嫌凉水没有味，令女儿赶快烧吊壶炒豆子以及磨姜。借这个机会，长科发现明希耳背处有一点燕子粪，便说你老人家今天没洗脸么，怎么耳朵上有内容？他居然伸过手去，把书记光光的脑袋抹了两下。他现在根本不反动因此想抹别人的脑袋就抹别人的脑袋，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放肆地打了个喷嚏，余音袅袅。
    好些年过去，明希死了。本来可以抬他去住医院的，他最不能忍受那些没出嫁的红花姑娘让他脱裤子打针，便坚决不去，便死在家里。咽气前他抓住长科的手，紧紧盯住长科的眼睛，像有什么话要说。“你呵……”一口痰堵住喉头，终于没说出来。
    他要说什么？成了永远的谜。长科暗自琢磨了很久，因琢磨不出来，自己的头发很快就白多了。
    199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