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01年《山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报告政府》。
    一
    进入小学后不久，我炫耀父亲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在同学中吹嘘他的英雄事迹，当然少不了一枪干掉两个狗汉奸之类的惊险故事。方强来我家里做课外作业，看着我爸出门去的身影，也深信不疑地说：“你爸爸看报纸的样子好威武，吃茶的样子也好威武，肯定当过师长！”
    我含糊其辞地表示，也就是带一两万兵吧。
    “参加过淮海战役吧？”
    “岂止是淮海战役，东海战役、南海战役都不在话下。”
    “同敌人拼过刺刀吧？”
    “你太无知了吧？我老爸在指挥所，哪有工夫拼刺刀？”
    方强更激动了：“你爸爸是坦克师师长？是138师吧？要不就是217师的？”他喜欢信口编排出一些想象中的部队番号，“肯定是！肯定！”然后圆鼓着两腮发出嘟嘟的马达轰鸣，横架起双臂做坦克状，一边不停地颤抖一边在屋里兜圈子，把自己向往成一辆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伟大坦克。
    这家伙到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帮着我把牛皮越吹越大了，最后竟说我爸是指挥过淮海战役的副总司令。后来，秦老师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次免职与个人表现无关，不过是学校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我不大清楚“阶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系到父母，关系到我是否有戴臂章的权利。因此秦老师的宣布无异于当众一耳光，揭穿了我以前那些关于战斗英雄和坦克大战的无耻谎言，让我永远成为笑料。
    我紧紧盯着地面，不敢看任何人，感觉到汗点在脑门渗出，相信他们都在对我大惊失色交头接耳。而且从这一刻起，我不爱说话了，更没心思笑了，一放学就夹着书包飞快溜走，情愿绕道也要包抄那些僻静的小巷，不愿面对任何熟人的目光。我觉得那条空无一人的麻石街小巷是我的天堂，最为安全也最为亲切。
    秦老师对我失去笑脸，后来我才知道，原因在于她丈夫是一个右派，正蹲在牢房里，努力地谋求减刑。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觉悟，包括不得不故意多扣掉一些我的考试分数。方强和小虎也不到我家里来了，因为他们一家家也栽在“阶级”问题上，父母不是小土地出租，就是小业主一类，反正是电影里对地主老财点头哈腰满脸媚笑的那些人，是革命战斗中缩头缩脑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他们的父母肯定也自惭形秽，肯定同我的父母一样，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只允许我们去工农子弟的家，只能交工农子弟为友——这都是一些让我半懂不懂的烦心事。
    在这一段比较清冷的日子里，只有疤队长还常到我家来玩耍。
    疤队长叫罗汉军，右眼下一个疤痕，使他有了这个小名。他个头矮小，脸上经常没洗干净，放出的屁很臭，学习成绩更好不到哪里去，只有画画身手不凡，比方说刚开学不久他就把所有作业本都画完了，把课本上所有空白处也画满了，气得老师总是冲着他大拍桌子，拍得他低下头去咬紧牙关翻白眼。他画出美国的、俄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各种英武军官给我看，显示出他对各国肩章、领章以及军阶具有丰富知识。他还特别喜欢画马，在我看来比墙上徐悲鸿的那些马还要画得好，因为这些马无论大小肥瘦，无论立着还是跑着，都夹着两条后腿间一个粗大把戏，让我们看得非常开心。
    但他画出这些大家伙时毫无邪意，一点也不笑，完全是严肃认真地追求艺术真实。
    他穿一双大得出奇的套鞋，比较像个工人阶级的儿子，因此把课本画得再乱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把题目答得再错也被秦老师视为可靠人才，比我血统高贵一些。但他觉得我的古代武将画得不错，对我高看一眼，愿意同我交流艺术经验，也愿意与我一起喂喂兔子看看鸟。在我家的小院里，我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各画各的，画完了互相看一看，直到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我们骑在门槛上各自画画的情景，在蝉鸣声中有清风吹拂的情景，多少年后总是一次次浮上我心头。
    他也邀我去他家玩过几次。他家住在北区三公里那一片棚户区，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小巷子里，准确地址是戥子桥五号——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家门号牌有红色框边，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据说是他弟弟画的。他家没有收音机，没有画报，没有脚踏车，其实没什么好玩。几间房子都矮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面有的潮湿得冒水，白天也常常需要开电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让我看到镜框里的几张旧照片。
    每次走进这个家，汉军看到椅子左偏右倒，或是看到床上的帐子垮了，就要冲着门外大喊一声：“罗汉民——”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你皮痒了是不？讨打是不？”
    “我在站岗呢……”
    “老子挖死你！还不快回来？”
    正在门外挎着木枪站岗的汉民，立即跑来收拾乱局，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翻出大眼睛的闪闪光亮。
    与弟弟对骂差不多是汉军的每日功课。有一次，我们刚推开房门，一道红光闪过，一只屁股上带着红缨须的小刀已经扎在门上，算是给我一惊心动魄的见面礼。
    “老子剥你的皮！”疤队长没有平时的沉静，对弟弟凶狠无比。
    “报告上校，这是神刀，绝对不会扎到人的。”
    “讨厌，滚！”
    “是！上校！”
    “不准说上校！”
    “是！〇〇二！”
    “不准说〇〇二！”
    “是！老货！老鳖！”
    汉军一掌扇过去，被弟弟躲过了。对方嘻嘻一笑，扬起两根指头往额上一架，算是刷出一个军礼，然后逃入另一间房子。在那扇关紧的门后，有过片刻的安静，但很快又传来他的高喊：“中——中——中——”每一喊声里，都有神刀扎在木器上的声音。
    直到他的上校哥哥再一次怒不可遏：“小杂种，你要拆屋吧？”那里面的声音才最终平息下去。
    二
    罗汉军有个哥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人物，是个印象中模模糊糊的假冒长辈。
    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棚户区少见的西式床以及床头柜，只是还没有做油漆。床头柜上有一盏旧台灯，虽然支架被布条包扎，但毕竟是一盏有模有样的台灯。墙角的手风琴也赫然在目，虽然如汉军揭发的那样已塌了几个琴键，但毕竟是一架有模有样的手风琴。屋里还贴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自励自戒性标语：知识就是力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8+6=24？罗汉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我后来知道，这间房子在他们家也是个非请莫入的禁区，平时总是锁着门。因为汉国的数学成绩曾经名列前茅，因为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性俄文朗诵比赛，因为罗家三兄弟中唯有他能拿回光彩耀眼的奖状，所以父母授予他特权，容许他独占一室并且使文明和进步自成一体。汉军对哥哥似乎不以为然，对数学和俄文似乎也不以为然，见大哥回家也不怎么理睬。“嫖客一样。”他有时会嘟哝一句，好像知道嫖客是怎么回事。
    那位头发油亮的青年对弟弟的一切都没什么兴趣，冷冷地看我一眼，就钻到他的文明禁区里去了，砰的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有一次，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读书声，确认他已经回家，我敲开门请他解释一道算术题。他只把门打开一条缝，三言两语就完事，好像严防我顺着这条门缝得寸进尺。
    我借机看清了他：一个眉目清秀的青年，像某个电影里的明星。
    我没有见过汉军的父亲，印象中只见过他的一张空床，还有桌上一个大得出奇的搪瓷茶杯。据说他是一个老建筑工，劳动模范，戴过不少大红花，平时不大管家里的事，经常在工地上加班加点，直到带着满口酒气深夜回家，一进门就倒床呼呼大睡。看到儿子们吵架或者打架，他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要是被闹烦了，根本不论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脑地扑打，把小崽子们统统打出门去，算是对整个事件的权威性总结。他需要这个家，只是需要劳累以后的安静睡觉。
    汉军他母亲对这一点大概已经习惯，下班回家后总是捧着一个水烟筒咕噜咕噜抽闷烟，不大说话。汉军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最宠汉民，一看汉民喊救命就会出面袒护，总是把闯祸的责任赖给两个哥哥，甚至不惜与丈夫动手对打。但她的宠爱也多是恶声恶气，比如摸出一角钱往汉民手里一塞，“哭死哭死，有什么好哭？老子一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啊？还不快去买槟榔，吃你的冤枉！”
    或者说：“老子还没死，你哭丧啊？你包子也吃了，油渣子也吃了，你那张鳖嘴巴还塞不住？”
    汉民就在母亲这把保护伞下活得更加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他吃过包子或油渣子以后，展开对木器的科学研究，让家具无一得到幸免，都被他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最后重新凑拢来，不是桌腿被锯得高低不齐，永远也摆不平，就是柜门被刮去一块油漆，留下永远的伤痕。但他的研究只有三分钟热度，才过了几天，他把斧子刨子一丢，又突然生出养蚕的兴趣，于是家里的桌上和床上到处爬满蚕虫，被子里也有蚕粪，饭锅和套鞋成为囤积桑叶的容具。有一次，汉军发现自己的画作被弟弟撕破了，成了装蚕蛹的纸袋，一气之下把弟弟追打到巷子口，好久都不敢回来。
    汉军回头气喘吁吁地发表预言：“这个神经病，将来肯定要祸国殃民，不是判无期就是要吃枪毙！”
    母亲露出一颗大金牙开骂：“你打死他吧，拿菜刀剁了他的手，剐了他的皮，打死他你就安心了是吧？”
    “就是要打死他，给国家节约粮食。”
    “妈妈的，老子打死你呢。他喂几条虫子碍了你的哪根肠子哪块肺？……”
    我是遵照父亲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优秀事迹，倒常常在打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我在他家里没法把关云长或武松画得更好，后来就不大去他家了。
    三
    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算是友军暂别分头进击，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从他的来信得知，他下乡不到一年就被某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革命家庭的优势。好在他所在工厂与我的插队地隔山为邻，不算太远，他偶尔会翻过山来，送给我一些粮票或者猪油，与我继续交流艺术经验。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军官和武将，还是夹着鸡巴的奔马一类，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大有青年人的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和痞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以至我的知青朋友发现猪油吃光了，就会说：“你那个哑巴朋友呢？怎么不来了？”
    但我还是感谢他沉闷的来访，感谢他沉闷的有情有义，包括他偷来哥哥的破手风琴，让我玩了几个月。他的粮票使我度过了一次最严重的饥荒。
    每次回城过年探亲，我的第一件事都是去戥子桥找他。几年下来，我发现他家一步步在发生变化：先是院墙已经粉刷，然后是两间板房改成了砖房，大门刷上了绿油漆，门上还装了个罕见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汉国的手笔？作为劳模子弟，他享受政策优待，没有下农村当知青，进了一家国营工厂，算是父母身边可留一人的安排。他跨上了上海产的自行车，穿上了折线挺括的毛料裤，还勤奋地改变着家居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逐步接轨。他母亲有次吮着铜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等公交车时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小弟，嘴上多出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只脚一踮一踮的。
    “请！”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
    “你学会了抽烟？”
    “玩么。”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玩么。”
    “你哪来的钱买烟？”
    “报告领导，在下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搞来了担把水。”他是指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我就是下乡的苦命，没办法。但我在农村实在吃不消，饿得眼睛珠子都绿了。我懒得出工，米吃完了就去偷点，油吃完了就去偷点，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根本不管我们了。”
    “只做了这么些坏事？”
    “爷哎，我表现这么好，汉军那个老鳖还把我当劳改犯，我还能做什么坏事？他一副卖煮蚕豆的样子，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呵，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抡皮砣。”他是指用拳头打人。
    他说这些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女子捂嘴暗笑，让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你也不介绍介绍，这是谁呵？”
    “报告领导，他是神经婆。”话未落音，被那女子擂了一拳。
    公交车来了，我得赶上这一班，匆匆向他们告别。他抓住最后的机会问我：“对了，你说一个人周游世界至少要带什么东西？”
    你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周游世界？我对这一问题毫无准备，说大概……可能……至少……要带一个指南针和一把好刀吧？
    “不要放大镜？”
    “放大镜做什么？用太阳光取火？”
    “对呵。”
    “那就加个放大镜吧。”
    “这三样就够了？”
    “我也没试过，哪知道呢？”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上了车。被乘客们挤得东偏西倒，挤到一个角落去了。越过一些乘客的肩膀，我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追赶汽车，圆睁双眼冲着我大嘴张合，继续他莫名其妙的提问。
    我没法听见了，没法回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不知道他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荒唐主意。莫非他正准备周游世界？或者正在什么历险游记里入了迷？但我没料到的是，公交车走到下一站时，我听到车窗外有人大声叫我，原来是气喘吁吁的汉民用自行车搭着神经婆又赶上了我。他冲着车窗大喊：“要不要带地图？……”
    我回答要，当然要。
    但不知道他听见了没有。
    四
    汉民回到城里以后，偶尔打打工，更多的时间里是胡作非为，包括用弹弓打碎人家的玻璃窗，给人家的自行车轮胎放气，在电影院里抢人家头上的军帽，把肉食店里一个比他大两个型号的汉子打得哇哇直哭。父母不怎么管他，汉国身为兄弟之中的老大，是不能不管的。但那一段汉国带着小提琴参加了厂里的文艺宣传队，成天忙着排节目，分不开身，只好把弟弟托付给一位当中学教师的朋友。
    这位中学教师外号肖眼镜，下棋是霸主，游泳是高手，还有满肚子的历史、地理以及军事知识，无论汉民问什么刁钻古怪问题，总是有问必答，每答必详，镇得汉民一愣一愣的。苏联的坦克已经换过哪几代，美国的最新轰炸机巡航速度是多少……这些闻所未闻的专业资讯，更是让汉民五体投地。才几个月，不仅是汉国，就是汉民他娘，也觉得小崽子真是浪子回头了。他不再偷偷抽烟，不再去巷子口打架，连衣服鞋袜也勤于换洗，洗得家里经常有肥皂泡气味。他夹着一些书本，当然是从肖眼镜那里借来的书，在家里进进出出，甚至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平光眼镜，戴在自己圆乎乎的娃娃脸上，想必也是模仿心目中某位学者的形象。
    他母亲高兴得偷偷去乡下祖坟地烧香谢恩，不知罗家祖上积了什么阴德，让汉民这一次碰上贵人。她还要汉国前面引路，提着半篮鸡蛋去面谢肖贵人。
    她只希望小崽子把初中功课补上来，以后去考一个技校。
    补课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母亲的宏愿只能让汉民冷笑，却不说话，不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有一天，汉国回家，发现地上有血滴，顺着一线血迹找去，发现汉民在水缸边洗手，一只胳膊上缠着透血的纱布。汉国大吃一惊，问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开始不说，直到汉国一再逼问，直到汉国找到了带血的锥子，汉民才吞吞吐吐地交代，说他扎了自己几锥子，磨炼一下自己的革命意志。
    “你神经病呵——”汉国已经气歪了脸，“你以为你是谁？你能把鼻涕擦干净就不错了，流几滴鸡血给谁看呵？”
    “你以为以后就不需要流血了？就没有渣滓洞的辣椒水和老虎凳了？世界革命就大功告成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呵！”
    汉国觉得弟弟脸上那种沉默和傲慢十分陌生，也大为费解。这家伙不拿家具搞实验了，就拿自己的胳膊来搞开发，天知道是中了什么邪！该不会再玩一把辣椒水和老虎凳吧？不会在自己肚皮上割一刀，把肠子也掏出来玩玩吧？这也叫革命？他晓得什么是革命？乘汉民出门的机会，大哥在家里展开紧急清查。还好，没发现弟弟的枕头下藏有匕首或者黄色照片，也没发现来历不明的金钱，倒是发现了大量的理论书，比如《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以及整套的《列宁选集》，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经典，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不过，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毛病，就像一团狗屎突然不臭了，反而生香了，只能让汉国更为生疑。尤其是那些外国书，存心不让人读懂似的，一个人名就啰啰嗦嗦占去大半行，放在嘴里死嚼硬咬，还是难以下咽，只能把人呛出病来。这种天书有什么好读？也是小杂种可以读懂的？汉军取来一本俄国车什么人的《怎么办》翻了几页，读得头昏脑涨哈欠滚滚，才知道那是小说而不是工具书，实在没什么用处。
    “这些书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偷来的？”等弟弟回家以后，他怒气冲冲地问。
    汉民横了他一眼，不愿意搭理。
    “你说，是不是肖眼镜要你看这些书的？”
    “什么肖眼镜？肖大师！”
    “你晓得什么大师不大师？你怎么不好好向他学数学？”
    “大爷，做做好事吧，我给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我看这本书就像黄色小说。”
    “黄在哪里？你指给我看看。”
    汉国没读过这本书，“这个车，车什么……”
    “车尔尼雪夫斯基。”汉民替哥哥念出作者姓名，念得太顺溜了。
    汉国红了脸，“名字一听就不是个好家伙，肯定是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专门毒害青少年的。”
    “你读过没有？你读了再发言好不好？别以为你什么都懂。你知道什么叫做十二月党人？什么叫做召回派？你连这些都不懂，有什么好谈？”
    “小杂种，你像人了是吧？你卵毛长齐了是吧？你脱了裤子自己看看！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晓得什么书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
    弟弟转过背去翻书，嘟哝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口气不小呵？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就想飞。《共产党宣言》也轮得上你来读？我都没读过，你未必读得懂？别装像了，你在娘肚子里再翻两个跟头，看来世有没有可能。”
    “愚昧！”
    “你说什么？”
    “我说你愚昧，愚昧！”
    大哥的拳头已经挥过去，但汉民眼明腿快，一闪身出了门，还在门外留下一句愤怒呼号：“打倒斯托雷平！”
    多年后汉国才闹明白，那是指旧时俄国专制政府的一个头子。
    汉国恼羞成怒，发誓要把弟弟的邪书一把火烧掉。但母亲冲上前来，不由分说在他头上锄了一丁公：“读书比打架好吧？读书比偷东西好吧？你这个臭鳖不让他读，要让他去街上杀人放火呵？……”
    这样，汉国非但没有制服弟弟，自己头上还冒出一个大包。
    五
    初夏的一天，汉国想给自己做一个乐谱架，到处找刨子和凿子，最后撬开了汉民那扇紧锁的房门。他在弟弟房间里还是没有发现木工工具，但拉开柜门，心惊肉跳地发现了油印机、纸张以及油墨，还有一沓署名为“共产主义人民党”的传单。
    早些天他就听说了，最近冒出一个反动组织，就是叫这个名称，在很多公共场所张贴传单，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甚至猖狂要求为彭德怀和刘少奇翻案……传单还涉及妇女、知青、临时工、用电短缺等社会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又七拼八凑，引来全市警察倾巢出动，到处搜查和察访，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汉国排完文艺节目回家，登上公交车不久，就发现警察和军人拦车检查，几乎把乘客的全身都查了个遍。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好几次指向他，吓得他心惊肉跳。
    现在，他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没想到反动组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与自己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天呐，他还在这里做乐谱架，在这里修自行车、刷油漆、洗衣服、吹头发而且吹口哨，竟然不知道一颗巨型定时炸弹就在身边，而且引线在嗞嗞嗞地燃烧！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汉民，找那个不知死活的畜生畜生畜生呵——他非把对方撕成碎片不可。但他刚跑到巷子口，又觉得首先应该去报告父母，看这一场晴天霹雳般的灾祸该如何应对。说不定应该严加隐瞒，悄悄除痕灭迹？实际上，他已经走不动了，朝父亲所在工厂方向刚走了几步，就蹲下去，靠着墙，捂着脸呜呜哭起来。
    父亲和母亲知道这事以后，当然也脸色大变，完全说不出话来。停了好一阵，父亲操起一根铁棍就往家赶，但哪里也找不到汉民的人影。
    两天以后，不知死活的定时炸弹回家了，一路上还哼着小调，回味着自己去其他城市分发传单的豪举。他一进巷子口就发现情况有异，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刷刷刷一阵旋风之下，几个身高体壮的警察从潜伏位置猛扑过去，把他按倒在地，双手反剪，完全是老鹰抓小鸡一般轻而易举。他这才发现小巷杀机突现，军人和警察呼啦啦出现在墙头和窗口，出现在四面八方。连高层建筑上也冒出了机关枪、望远镜以及无线电步话机。一个警官操着电喇叭在那里指挥：“目标已经制服，目标已经制服。三组、四组收队，第二方案取消……”以前只在电影里见到的荷枪实弹大军压境，吓得整个巷子里的老百姓都缩头缩脑，也吓坏了汉民。
    “你们抓错人了？”汉民挣扎着还想狡辩。
    他父亲赶过来，伸手就在他脸上扇了两耳光，然后对警察赔笑脸：“这家伙交给你们了，由你们好好教育。你们要骂就骂，要打就打，我没有半点意见。”
    他还向警察一一敬烟，“我早就说了，你们何必这么辛苦？你看这太阳毒的！一阵太阳一阵雨，你们一等两天两夜，就不怕熬出病来？我早说过了，这小杂种肯定跑不了。只要他一回来，我就会送他来投案自首。他舅子、他满姑、他大哥这两天都在到处找他。我罗家都布下天罗地网，还怕他飞了不成？……”
    一个警察走过来，与他热情握手，“罗大叔，谢谢你了。”
    “哪里的话？你们是谁？我是谁？你们是人民政府，我得过那么多镜框子，还不同人民政府一条心么？”
    汉民就这样被押走了。他登上警车的时候，回头看见围观者越来越多，还看见人群中母亲眼里的泪水，还有大哥的一脸苍白。
    汉军也请假回到了家里。几天来家里没做饭，甚至没烧开水，死气沉沉就像一个墓穴。汉军骂父亲报官是愚蠢如猪。父亲骂汉军胆大包天，知情不报，竟敢对政府不忠。父亲又骂两个当哥的没带好小弟，更骂老婆是狗婆子，惯来惯去，给他家惯出一个反革命，让列祖列宗的脸面往哪里放？他们互相责骂，差一点就要打起来。
    汉国与汉军出去摸一摸案情。他们到拘留所探视，遭到拒绝。找到几个脚路较宽的朋友或亲戚，但对方一听这事就连连摆手，吓得话都不敢说，还能帮什么忙？最后，他们只好来到市公安局，经过久久地排队，领到一张接见卡，受到了一位警察的接待。没料到的是，那位警察满面笑容，端茶送水，还引来了一位副局长。“我们要给你们家送一面大锦旗。”副局长热情与他们握手，“如果没有你们家属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如果没有你们这样高的政治觉悟，这个震动全国的‘6·13’大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侦破？这么多案犯怎么可能在两天之内全部落网？我要代表党和人民，好好地感谢你们。”
    汉军支支吾吾，说他弟弟早就同意投案自首，只是警察动手早了一步。请政府在审判量刑时考虑这一点……
    “你父亲已经说过了，你母亲也说过了，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们放心吧。”
    “他还只有十七岁，完全是不懂事，是受人蒙骗和利用……”
    “当然，他太年轻嘛，不是首犯，也算不上什么主犯，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明确政策界限的。何况他还是工人阶级的后代，怎么可能真正走上反革命道路呢？”
    “我老娘身体很不好，这几天吐血，发烧，水米不沾，一直卧床不起……”
    “看了医生没有？吃了药没有……她老人家一定要保重，一定要保重。我们过几天就去看她。我说过了，我们还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我们和你们的心是相通的，目标是一致的么。你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也会怎样对待你家的小孩。你们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放心吧。”
    汉军眼睛一热，突然跪了下去，脑袋在地上砸出三声巨响。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副局长拉住他。
    他顾不了那么多，看见窗台边还有一个打着字的女警察，也冲过去扑通一声倒地，砸了三个响头，担心自己的礼数不够周全。
    “不要这样么，同志。”副局长掏出手帕给他擦泪，“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你们虽然是罪犯的家属，但你们没有罪。非但没有罪，你们全家还有功。是不是？来来，你们喝茶，你们不要激动。”
    六
    汉军来到知青点的时候说了上面这些情况，再一次回味副局长有力的握手，回味他家里那面鲜红的锦旗——是一群警察和几位街道居委会干部敲锣打鼓送来的，上面有“大义爱国高风亮节”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汉军说，等他弟弟出来以后，他就要把弟弟送到我这里来，让我好好教育他。他甚至做好了退职的准备，带着弟弟一起下乡，好好管束他，再不能让小杂种胡来。
    我问他，汉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他说，不知道。
    他口气里透出某种乐观，这是因为有副局长的握手和微笑，有家里那一面大锦旗。但他对这种乐观似乎又不大有把握，才抓住休息日跑到我这里来，要同我说一说，也就是说一说而已。没有买到汽车票，他就步行了四十多公里路，走到半夜才摸进了我所在的村子。他说只能在这里停一停，顶多停四五个小时，因为他还得赶回厂里去上班——他眼下已沦为反革命案犯的亲属，不得不格外注意遵守纪律。
    我不能留他，也没找到面条和鸡蛋给他做点吃的，只在衣袋里揣上两个生红薯，陪他上路夜行。我们走进寂黑的夜晚，走在隐约可见的沙石路面上，听脚下嚓嚓嚓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不时惊跑了路边的青蛙，或者招来附近农家一片狗吠。黑森森的山峦在我们身边有时慢慢地升起来，有时又慢慢地落下去，像一片黑色巨浪要把我们吞没在浪谷。
    走得冒汗，我们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赶路。
    “都是那个小杂种害的，”汉军发现自己两脚都已经出现水泡，“等他出来，老子有他的好看。”
    “他挨了这一烙铁，应该会有教训了。”
    “他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呵。你想想，要是这畜生真被判个七年八年，我老娘一条命不就送到他手上？全家人的反革命家属不就当定了？国鳖也是个王八蛋，守在他面前也是个瞎子。传单就在他隔壁印，他只会梳头发，照镜子，嫖客一样，不闻不问。我老娘也是个猪，把他从小惯到大……”
    我想宽宽他的心，说了好几个听来的轻判案件，还说到我自己的哥哥。他原来属于省城最激进的红卫兵派别，下乡时去了一个遥远的山区小县，在那里与同队知青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和讨论，规划着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有一次，一个邻队知青来借粮食，顺手借走了他们的讨论记录本，并且一借就没有归还。后来才知道，记录本作为反革命罪证上交到公社，并且一直惊动了县、地、省各级有关官员。毛泽东南巡时，省委书记在汇报中还提到这事。毛泽东的指示不得其详。后来据一位身处官场的朋友透露，传达下来的只有一句话：“二十年以后再看。”这句话有点费解：二十年以后再看？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还是领袖相信革命形势会越来越好于是小逆贼们会不战自降？……反正就是因为有这句话，因为有这一个神秘莫测的“二十年”，那一伙遭到举报的知青竟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被捕。腊月寒天，他们试探着去公社里请假探亲，干部们的脸上也没有任何阴谋，想都没想，就开出路条，放他们远走高飞了……
    听到这里，汉军果然轻松了一些。“就是么，青年人怎么会反革命呢？不都是想爱国吗？不都在学马克思主义吗？说实话，汉军那小杂种讨厌是讨厌，但他思想比我进步得多，成天就想着国家和世界，都走火入魔了。”
    “政府肯定要想到这一点的吧？不会不考虑他们良好动机吧？”
    “至少也得给我老爸一点面子。不然以后哪个还敢大义灭亲？”
    “当然，当然。”
    我们说得高兴了，把话题转到画画，转到汉军最近迷上的油画。我与他约定，等这件事过去了，他带着油画颜料来，与我一起去写生。
    我把红薯递给他。
    “你吃。”
    “你吃。我不饿，一点都不饿。”
    我们终于看见了渐渐放明的东方天空。
    七
    我给汉军去了一封信，久久没有接到回信，不知是为什么。这一天队长带着人从供销社买回石灰，怕石灰从竹筐里泄露，用一些报纸给竹筐垫底。我扯了一角报纸去了茅房，在这一角皱巴巴的旧报纸上读到了几则迟到的新闻：样板戏演出、全省夏粮丰收、某三结合小组又实现了科技攻关，如此等等。
    一个熟悉的字眼闯入我的眼睛：罗汉民。我大吃一惊，发现这是一则刑事判决公告：……为了保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狠狠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会最终审核批准，所谓“共产主义人民党”的反革命组织首犯肖寿青、主犯罗汉民，昨日已被押赴刑场伏法……
    轰的一声，我眼前一片黑星四溅。
    我从头冷到脚，一口气把这句话来回看了几遍：已经伏法已经伏法已经伏法——我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疑心是不是有别的罗汉民。当这种愿望和假设一步步消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抽干我的血肉和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人们不是说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不是说副局长的微笑很慈祥和致谢的锦旗很鲜艳吗？事情怎么能这样？一个生命，一个曾经向我打听指南针和放大镜的生命，一个曾经射出飞刀并且叫我上校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从此在我生活的每一天和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没有了吗？……
    已经伏法。没错，就是这几个字，就是这个“已”字，这个“经”字，这个“伏”字以及这个“法”字。我听到了旧报纸里透出的枪声，感到那黑洞洞的枪口就隐在我身后，对准了我的后脑勺，然后钢铁的子弹嗖嗖嗖飞来，一举击破了我的头盖骨，使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茅厕前面那片泥土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秽物质，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摸不到任何东西，就像一团透明的空气静静飘散。
    “出工呵，都到猫公冲打石灰！”
    “走走走，还磨蹭什么？”
    “懒牛懒马屎尿多，你在茅厕里过年吧？”
    ……
    队长一个劲叫我。他事后肯定发现我面无人色地坐倒在茅房门前，但他肯定没注意到我的死亡，没注意到我后脑勺无形的弹孔。
    我赶快回到城里，直扑戥子桥。但罗家的门紧闭，不论你怎样捶打，也没有任何应答。门口只是贴了一张纸条，写着两行字：“坚决拥护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我找罗家的邻居们打听，去一些老同学家里打听，但谁也不知道这一家人去了哪里，只知道自从街上到处贴有判刑布告以后，就没见罗家人出门买过菜或倒过垃圾。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
    多少年以后，我看到了一纸判决书上罗汉民的签名，也就是想象中我的签名，还有空白处上的这些话，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时才中断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他还写出了以下这些话：
    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个动作。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不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们的儿子。
    没有其他纸片了。
    但汉民一定还说过很多话，需要我在寂静中聆听，不是吗？在铁窗里，在刑场上，在他最后看过一眼的天空，我不是还能听到他这些话吗？
    妈妈，很对不起，我忘了给你下跪，来不及给你下跪，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爸爸，我一点也不责怪你。为了做一个守法公民，你当然要举报我，当然要把我绳之以法。为了表示拥护正义的判决，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你也不让全家来刑场给你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关系，就不宜有这些拖泥带水和藕断丝连。这我完全理解。你们不但不去刑场，还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高声诵读出劳模家庭的崇高品质和凛凛正气，让周围的人没法对你们找岔子和做手脚。这也是我的希望。
    爸爸妈妈，儿子未能尽孝，一直给你们闯祸。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的亲人：我不是一个坏人，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不过是为真理而死，不过是长大成人了，要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请你们相信，一个黑暗的时代不可以万世永存。在我挂着大牌子走向刑场的时候，当我五花大绑度过最后的时光，我心里没有什么惭愧，更没有什么惧怕。我知道你们不会来，但还是忍不住东张西望，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放不下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你们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我只希望向你们说一句话，一句也就足够。不，我其实并不想再看，也并不想再说，更不奢望你们的拥抱。说来也好笑，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目光在这一刻该在哪里停靠，不知道天地这么阔大，自己的最后一眼该投向什么地方。我的亲人！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你们听到了我的呼喊了吗？
    我没有喊出第三句口号，因为早已套在脖子上的一条毛巾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及时行动，因此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没有提前切断我的喉管，已是他们的客气和关照。
    与我同案处决的还有肖大哥，使我一路走得并不孤单，你们放心吧。不过说实话，他有点让我失望。不就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吗？不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吗？前人把渣滓洞和白公馆都熬过来了，我们这又算得了什么？但他供出了所有的同志，到头来还是没有保住自己的小命。可怜的他，甚至没有在刑车上唱出《国际歌》，连两条腿也一直没站稳过，成了两根棉花条，得靠两个军人架起来拖着走。
    我其实想帮他一把，其实想帮他擦一把泪，但我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看着他的鼻涕洒成一线。
    他也是冤死的。他留下一个不到周岁的儿子，比我死得更惨，因为我毕竟还有兄弟，还可以拜托他们尽孝父母。因为其他同案犯多少还留下了一条命，将来还可能有申冤和报仇的机会。想到这一点，我不忍心怨他，只是想帮帮他，让他在枪口前站稳一点，不要让行刑者们嘲笑。
    我的亲人，你们也不要责怪他，不要笑话他。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一定会重新记住这样的名字：遇罗克、张志新、林昭……还有一个可怜的肖寿青。
    再见了，我走了。
    再见了，我会常常托梦回家。
    再见了，你们就当我周游世界去了吧，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八
    “文革”宣布结束以后，很多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连我的父亲一案也重见天日。那一天，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轿车驶进我们街区，几个陌生人走下车，四处打听，最后来到我们家里，向我母亲微笑和打招呼。
    他们进入低矮昏暗的小屋，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茶杯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坐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突然光临，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向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
    她似乎一直没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后，她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窜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我向她解释好一阵，才让她明白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
    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搬入宽敞明亮的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
    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以前疏远我的一些亲人和朋友重新登门，在我家聚谈和吃喝，发出爽朗的笑声。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退还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卖了一半捐了一半，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家？卖了的也可以无偿退还？是不是房管局的档案乱了套，大家重新洗牌随便摸呵？要是这样，再打一个报告，说方强家那年被红卫兵抄走了十个金戒指，看政府信不信讹，说不定又讹成了呢？……他笑出了很贪婪无耻的模样。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汉民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此时已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当厨工。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的丝绸袄子正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
    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围炉取暖，给我们一一发烟。
    “你弟弟的案子也翻了吧？”
    他没有吭声。
    “还没动静么？你们当亲属的也不去跑一跑？”
    他还是没有吭声，转身去找烟灰缸。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是不是上面还有阻力？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刚好调进省检察院。”
    汉军听我们大谈平反的理由，还有巨款赔偿的可能，追认英雄的可能。关于要不要立一个纪念碑，也进入了我们的思考。但他一直沉着脸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把诸多准备动作做足了，还是一个闷罐子。“你以为公安局和法院就是你们办的？”他最后才嘟哝出一句。
    我吃了一惊，不知他为何如此无精打采。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犹豫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政治问题夹杂着刑事问题就是一大难点：当时“共人党”不是缺少经费么？汉民就曾经去盗卖过铁路器材，还胆大包天在银行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只是作案两次，都没成功而已。
    我劝他不必多虑：“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和枝节的。抢钱固然不对，但不是没造成后果么？就算有错，也罪不至死吧？”
    “事情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容易吧？”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吧？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大案都翻了。”
    “他们是什么人？你拿起篮盆比天？”
    “这个案子也不小。”
    “你们这是屎不臭要挑起臭。”
    “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呵。”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不谈了，不谈了。”疤队长突然生气了，翻了个白眼，走到窗前朝窗外狠狠啐了一口。
    他的态度让我吃惊，好像是吃错了药，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吧？哪有这样不识好歹混账透顶的家伙？我与方强对视一眼，只好悻悻地告辞。
    几天以后，方强才告诉我实情。其实，汉军不是不想给弟弟平反，问题在于，不管怎么平反，他弟弟还能再活一次吗？如果不能，那么得到一个空名的后果，却是活活要他老爹的一条命。想想吧，当初汉民是由他父亲举报的，伏法也是他父亲表态拥护的。汉军当然得考虑一下：如果汉民是个罪犯，他父亲不过是大义灭亲，还可心安理得地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成了英雄，他父亲就是卖子求荣，舍家附逆，到头来鸡飞蛋打，甚至成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暴政的同谋和帮凶，将被押上道德舆论的审判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反对于他们家有什么意义？死者既不能复活，活人却要从此负罪。再想想吧，那些平反之后声势浩大甚至家喻户晓的鲜花、哀乐、眼泪、赞词、补偿以及新闻报道，那些闲话者的指指点点和叽叽喳喳，岂不是把老父亲的一颗心千刀万剐？
    毕竟，汉民当年是公安局束手无策之时由他爹主动送上门去的——听方强这么一说，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汉民他妈已经成了墙上一张遗像，而罗伯已年迈退休，因身上风湿病严重，常常卧床不起，四肢关节肿大，痛得他全身冷汗如洗。这样一个老人，眼下架着那副缠满胶布的老花眼镜，浑身冒出酒精气味，经常嗬嗬嗬地喘息，涎水滴在胸襟也不自知。他儿子若有在天之灵，大概也不忍心对他再捅一刀吧？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阻止冤案的平反？至少也要向老人瞒着冤案的平反？比方说帮着汉军夸大他弟弟的过失，使老人相信那兔崽子当年确实罪过应得，甚至相信他效忠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全国胜利推进？……
    九
    我接过一张名片，这才让认出了眼前这个卷发美男：“汉国！”
    他拍拍我的肩，“你也来开会？”
    “你呢，哪个组的？”我注意到他的金边眼镜和大围巾，还有胸前的出席证以及大会统一发放的黑皮文件包。两个记者模样的人跟在他后面，似乎正急着等待他接受采访，把他当作这次政协大会的新闻热点之一。
    我后来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音像公司的老总，还当上了这个理事那个委员，事业如日中天。我们同桌就餐的时候，他一会儿去接北京来的电话，一会儿去接香港来的电话，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见面的十分钟之内，让我知道他的种种好事，比如他刚刚出国回来。他照顾着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抢先给她夹了很多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向皮短裙说了个什么事，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嘴里冒出“佛罗伦萨”一词颇有意大利韵味。
    皮短裙没有胃口，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里的饭菜就是不好吃，然后拿出小皮包离席。汉国也就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一会儿给自己补妆，一会儿戴上耳机听音乐磁带，闭着眼摇来晃去的，让几位高龄委员交换着目光，脸色颇有些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一扫而光，因为汉国的发言实在太精彩。他首先说了两条北京最新消息，让大家情绪振奋，又提到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使听众对他的身份和背景充满好奇。
    “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那么多冤屈者为什么还得不到昭雪？我们这里不会是台湾吧？党的政策一到这里就打了折扣，下次我碰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我该怎么向他说？……”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接着说到了当年的“共产主义人民党”，即共人党案件和他的弟弟，一个惨遭杀害的少年英雄，一个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忠贞烈士，一个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众多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七岁的生命！十七岁呀同志们！青春岁月呀同志们！花季少年呀同志们！谁家没有儿女？谁家没有父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岂能忍心……
    在座几位女委员已经不忍心地抽泣，一些老同志也眼眶红红的。
    汉国继续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关注之下虽已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并未落到实处。烈士的母亲，当年因悲痛而死，可至今拿到了一分钱的抚恤费吗？烈士的其他亲人，多少年来因冤案而失去了政治前途，不能入党，不能上大学，不能得到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做出了什么补偿吗？……
    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罗委员，我们愿意联名上书，向中央反映你这个问题！”
    “罗委员，你不要太难过，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小罗同志，你不是同耀邦同志很熟吗？你向他提提呵。”
    ……
    会场上气氛十分热烈。
    汉国又出示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另一位是某退休老将军。据他说，这些首长都感激他弟弟当年的义举，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还拿出一首诗，说是某著名诗人被他弟弟的事迹感动得彻夜未眠，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慰问和崇敬：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眼睛里收藏了所有历史
    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的缺席
    一声枪响，令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汉国朗诵诗的时候，泪水奔涌而出，尤其是当他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键处，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已经定格。他的头甩出黑发的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人们像醒了过来，报以哗哗哗的鼓掌。
    看着他的身体造型，我像看着一尊佛罗伦萨的大理石雕塑，只能从他垂发的剧烈抖动，才发现他还是个活人，才知道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听众走上前去，把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效率。一位戏剧界的委员当场愿意捐款。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干部，上前握住汉国的手，说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说的这些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英魂……老人说到这里已面色惨白，目光发直，偏偏欲倒。随着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大喊救心丸，大喊氧气袋，大家七手八脚把老人扶到沙发里躺下。
    我看见汉国发出一声惊叫，扑到沙发前，背脊在老干部脑前一起一伏，直到医生带着担架赶来。
    这天晚上，一个大学的学生会请几位社会名人演讲，把汉国也请去了。前来聆听演讲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型卷发在白炽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再次不期而遇撞入我的视野——我是来会一位教师朋友的。面对黑压压的青年学子，他再一次说到了烈士，再一次朗诵著名诗人相赠的长诗，再一次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的鸦雀无声。稍稍令我惊讶的是，当朗诵到“请让我燃烧”的关键处，他还是节奏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定格。他的头照例甩出黑发波浪，然后低下去，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
    我是应该鼻子发酸的，事实上也差不多要酸了，但我发现台上古典雕塑的失声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欲酸又止，反有一丝惊愕。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正是他后来在公众面前一次次雷同的激情失声，使我觉得他的一切所为都有点设计感。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个耸耸肩的动作，似乎都出自台后的排练。报上发表了罗汉民少年烈士当年的日记，让我读出了汉国却没读出汉民的口气，怎么读也有太多的虚构感。报上又发表汉国回忆英雄弟弟的文章，让我总觉得有些离奇不实，比方他说弟弟曾经为抢救农民的山林，差点被山火烧死——有过这种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到我的哥哥：他是否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他说台湾某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
    他不知道我的火气如何这样大，“你同太太拌嘴了？”
    “没有呵。”
    “那是为什么？是不是担心报酬太低？”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报酬甚微，只是尽社会责任感而已。他说台湾方面虽然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呵。
    “汉国兄，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我哥这一段太忙，何况陈谷子烂芝麻的，有什么好说的？说得太多了，是不是有炫耀之嫌？”
    他没有听出我的话中有话，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他把每一个举动的时间预估精确，而且说到做到。
    直到最终放弃说服，他也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美国和欧洲，可能圆了他的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出现在一本朋友寄来的英文杂志，是一张背靠沧桑老墙的满脸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苦难和非凡忍受，完全是一个受难的东方耶稣，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他的采访。应该说，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该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某些人心窝子里说，往某些人最想听的方面说。比方他现在是面对西方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改写：弟弟是一个叫“人民党”的地下组织的领袖（“共产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及时摘除）；有millions（数百万）中国人因这一案件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在数字后面随便加几个零）；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不懂中国当代历史）……最后，他还自称该组织领导人之一，当年虎口脱险，曾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好些年逃亡生活，这一次不过是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
    接下来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很多家庭妇女大动悲情的情节。比如他说到《圣经》——他举起手中一本《圣经》，放在嘴边吻了一下，称那是弟弟的唯一遗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枕着它，以表对弟弟的怀念。
    他在哪个货摊上买来这个小道具？——我读到这里时真想笑。
    记者的采访还在继续：关于肖寿青，关于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汉民当年在银行门前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相当于希特勒当年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那家银行在警察指令下设计了这一事件，然后嫁祸于我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也痛恨当年的警察，但警察竟然狡猾到这种程度，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找到汉国，查证一下他说话的依据。不过眼下他是大红人和大忙人，找他实在太难了。电话打到他的公司，对方说他已经调往出版局。电话再打到出版局，还是一次次扑空。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首长去看望老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什么事由，就说罗副局长今天不接电话，她只能代为转达。
    他还算念旧情，听女秘书汇报以后，把电话打了回来，问我有何贵干。
    “我看了英国记者对你的采访……”我听到他的沉默，“关于银行门前打劫那件事闻所未闻，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什么银行？”
    “就是你说的呵。”
    他又有一段沉默，接着在电话里发出大笑：“老弟呵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也相信？他们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吗？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找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和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很多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怎么能这样搞呢？太不像话了么。只是我最近工作太忙，没顾得上这件事。”
    他把电话挂了。
    我无话可说。他做什么都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让我最终说不出什么，也让其他任何人都说不出什么。也许，他眼下正冲着镜子做鬼脸，吻一下自己的英俊形象，憋不住自己的得意微笑吧？
    十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方强多次邀我去他家玩，但我每次进他家那张门，都发现他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
    有一次我没有预约闯上门去，看他有没有不打牌的时候。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我说，他马上就回来，要我一定等他。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直到出门时才看见他的满头大汗。走什么走？他抓住我不放，还让我看看他手里的一瓶好酒。知道我确实要去车站接客人，他才无可奈何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还得到回厂里去，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他当然是重返牌桌，连家门也无暇跨进了。
    疤队长倒是从不打麻将也从不摸扑克，还能在同学聚会时陪陪我。但他现在更不怎么说话了，总是笼着袖子，给这个添添水，给那个倒倒烟灰缸，有时还去厨房里帮着洗菜或破鱼，忙得一声不响的。他脸黑多皱，过早地戴上一顶呢帽，像他爹当年模样的翻版。只有一次，不知是谁说起了马克思主义，他一时兴起竟打开话匣子，直说得面红耳赤两眼翻白，像要投入什么争论。他居然大谈辩证唯物主义，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鸟人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
    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多少响应和拥护，便把深奥理论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喘上一口气，又一脚踏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理论。
    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只有某位老同学的胖公子。“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对他的教导不以为然。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吗？”汉军提到一个陌生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学者。
    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这个名字，胖公子更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晓得召回派是什么？”
    胖公子更加傻眼。
    “我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出个墙报，办个展览，又是国画又是粉画，那都是专业水平。”
    我这才记起他当年的图画。
    正在这时，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汉军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机，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再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让我误以为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声音从不谈及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被自己的烈士家属身份害惨了。尽管家人向他隐瞒了法院的平反通知书，隐瞒了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有关宣传，也阻拦了所有记者对老人家的采访，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老人家还是从邻居那里听到了什么。他曾经投河，被别人救了起来。他曾经上吊，被别人及时发现砍断了绳子。有一次，不过是夜里一次普通的停电。老人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怒，跑出门去大叫大骂，骂累了就去推邻居家的门，发现推不开，拾起一块砖头就砸门，吓得邻居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汉军赶到现场拉扯他，才发现他已经不认识家门了，也不认识儿子和邻居了。“这是我的家，你们这些畜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你们拿手电筒来吓得住谁？……”
    他全身颤抖不已。
    在医院里躺了一两个月以后，他慢慢恢复了正常，能够重新与邻居打牌了，能够重新上街买菜了，能够重新在巷子里扫地并且与老朋友一起去钓鱼了。一场大病只留下了两个不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戒了酒，转而爱上可口可乐，一见儿子和媳妇就要钱，一有钱就去巷子口那个杂货店，转眼间就把钱变成可口可乐的空罐子，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丢在墙角或路边。二是喜欢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的最新社论，包括赞颂中国女排和开展党风教育的各种要文。他找来纸和笔墨，把这些文章的段落抄写成小字报，拿到外面四处张贴，贴在电杆上或者墙头，贴在那些性病广告或招工广告的旁边。
    城管队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就撕，撕得老人家十分愤怒。“你们胆敢阻挡我宣传毛泽东思想，小心人民砸烂你们的狗头！”他揪住一个大盖帽不放。
    “老人家，你贴这些东西有谁看呢？有这些工夫，还不如去搓一把麻将。”
    “你怎么知道没人看？无产阶级革命派心最红，眼最亮，永远忠于毛主席！”
    “你以为还在搞‘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怎么了？‘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好？你贪污一包烟，就贴你的大字报。你偷了一袋米，就揪你上批斗台。哪个敢乱说乱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把一切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老鳖，你思想还蛮反动呵？”一个青年大盖帽想吓唬他。
    “你这个杂种才反动哩。”老人家上前就是一巴掌，打掉对方的大盖帽，“你们这些假共产党，老子同你们拼了……”
    混乱之时，一个比较知情的老干部赶来，劝开了冲突的双方，把老人家引到巷子口细说，还给他买了一瓶可口可乐。不过，等老人回家，墙上他那些招贴文章已不翼而飞，气得他呼吸粗重，满脸涨红，连连跺脚。“毛主席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我没有完成，没有完成呵……”他老泪纵横，回到家里就要找绳子或者老鼠药。
    汉军接到老婆的电话，赶回家来对自杀未遂的老人大发其火，转身又去偷偷求城管队网开一面，对那些小字报手下留情。他知道老爹破坏了市容，但他愿意为此承担罚款，或者出钱买下墙上的位置，就算让他爹贴贴小广告，不行吗？
    有钱好办事，老人的革命宣传后来果然得到关照，可以保留三天或更长的时间。
    老人比较高兴，抄写毛主席著作更加欢势了，经常背着手在巷子里走来走去，见到熟人就高声招呼，还偷偷地告诉汉军，好多人都来看他的小字报，好多人都看得眉开眼笑的。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谁怕谁？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哩。
    十一
    汉军守着父亲近二十年，没过上什么轻松的日子。自从他所在的那个工厂倒闭，他拿着一份救济金，间或找熟人接点画广告或者搞装修的业务，手头还是越来越紧。连买包烟也只能冲着最廉价的牌子去了。他曾经与两个同伙做一笔油生意，不料卷入一桩假冒伪劣案，被警察抓进局子里关了几天，要不是一个警察知道他弟弟的故事，要不是方强托人搭救，他可能一脚踏进去就得好几年。
    父亲的药费不能不付，城管队那里的墙租费也不得不缴，衣袋里的票子越来越不经掏。这一天，汉军实在掏不出什么了，只得把家里一个进口电饭锅偷偷提到菜市场，卖给了一个卖菜女。
    老婆回来做饭，左找右找没有发现电饭锅，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他不疯，我就要疯了！”当即把淘了一半的米摔在水池里，水淋淋的指头指向丈夫鼻尖，“姓罗的，你再卖呵！你电风扇卖了，电饭锅卖了，你最好把电视机也拿去卖掉，把你儿子老婆也拿去卖掉。你不卖就是小婆子养的！”
    “你讨打吧？”汉军压低声音怕老人听见。
    “你打呵，有本事就打死我。你耍什么臭威风？你有威风到你老子面前耍耍看！你有威风到罗汉国面前去耍耍看！他罗汉国就不是你们罗家的人？他是来端过一天药还是喂过一天饭？他是来送过一次米还是来送过一次油？你一到他面前怎么就屁都不放一个？你胯里白挂了四两肉，何不早点去死？你死了老娘也好改嫁呵？好去做婊子呵？”
    汉军翻出一个白眼，拍桌子大吼：“你滚！”
    女人一怔，捂着嘴跑到卧房里去了，在那里放出一线号哭。摔东打西的声音也噼里啪啦地传来。
    汉军抽了一支烟，给父亲揉了一阵全身的骨节，在地坪里做了一阵煤饼，又回家淘米煮饭，最后走到床边冲着女人起伏的背脊瓮声瓮气地说：“哭什么哭？觉得这里的日子不好过，你不过也罢。”
    “你怕我不敢离？你以为你这里是金窝银窝？”
    “反正你们洪家从来也看不上我，你们洪家都有钱，你们洪家都是人物，你早就应该听他们一言。”
    “我就是后悔自己执迷不悟，我鬼迷了心窍才来做牛做马，我当初做婊子也不会这样人不人鬼不鬼！”
    “我现在就写协议好吧？”
    “你以为这吓得住谁？吓白菜呵？”
    “我是说真话。”
    “你敢写，我就敢签！”
    “一言为定。你今天不签就不是人！”
    “老娘不签就雷打火烧千刀万剐！”
    妻子一咬牙，果然在离婚协议上飞快地签了字。第二天，汉军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见巷子口停着一台眼熟的红色的日本轿车，看来妻弟们的动作很快，要来接走他姐了。他停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此时应不应该进门，不知道面对洪家的人该说些什么。他想在墙上找到苍蝇或者蜗牛一类值得关心的东西，想碰到邻居然后有停下来说话的理由。他听见屋里传出妻子的哭声：“……我是要恨他，我是要恨他，你们讲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你们要我怎么走得出这张门？十八年了，我没法说他是个坏人，我没有办法呵。老天，我没有办法啊。求你们饶了我吧……”
    一片静寂，接着有她弟的一句怒吼：“你是个猪！你是个疯子——”
    两个女声也叽叽喳喳跟上，似乎是在继续规劝什么。
    “我是疯了，早就疯了……”这是汉军听到妻子的最后一句。
    他走出了小巷，走到了大街上，茫然地往前面走。夜幕开始降临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饭店酒楼里人潮涌动。他想买个馒头或者面包，但掏一掏衣袋，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他走到方强的家，还走到另一个熟人的家，但都是走到门口怯于敲门，只是在那里磨蹭了片刻，嗅了嗅门窗里飘出的熟人气味。
    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墓园，走到曾经地处郊外但眼下已被城区包围的山坡。母亲和弟弟的墓碑就在前面，已经差点被荒草覆盖。他坐下来，在黑暗中埋下头，突然捂住自己的太阳穴号啕大哭起来。
    没有人听到他的哭声。
    十二
    我又来到了戥子桥五号。
    我远远就嗅到了车前草的清腥苦涩——这些草长在墙根、井边、后院，有时也偷偷长在床下潮湿的角落。我还远远嗅到了麻石、青砖、朽木以及绿苔，嗅到了门前石阶的冰凉。我听到了大门吱呀一声如此耳熟，似乎门是被我在多少年前推开。我看着进门后左边第一间房子，第二间房子，还有右边和前面的房子，记得当年第一间房子的陈设和模样，记得这些房子当年在油灯下轻轻地摇晃。我看见木窗上有几处刀痕，还有更多的钉痕，还有厨房门后油漆涂下的“八十”两个字模糊不清，想不起这些痕迹后面的故事，想不起当年生活在这里的面容和神情。妈妈。
    我见到了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老头儿，还有他的老伴儿，不知是这座房子第几任房主。他让家里的每一间房都堆满了玻璃酒瓶，说靠回收和洗刷这些瓶子能够维持生活。他们也在准备过春节，桌上堆着干肉、干鱼、红枣、年糕、烟酒以及瓜子花生，还有将要贴到门口去的红对联。远远的地方已经有爆竹爆炸的声音。
    他问我：“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
    “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我还是没有回答。
    他说这里的房子都快要拆迁了，罗家的人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不知道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也有几个陌生人来看过这房子，打听过罗家的人，但近几年来已经渐少。有几次他开门的时候还发现门前有一束花，但不知是谁留下的。
    我知道是谁留下的。
    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没有脚步声。我果然又一次听到身后吱呀的关门声于是暗自得意。我总是被误认为是一个敲错门的人，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一个上门推销挂历、袜子、打火机一类小商品的人，总是与你们擦肩而过。
    200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