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普顿时恼了：“吏胥都是奸滑之徒，此辈心术已坏，焉能进入仕途。陛下此举不妥，首辅为何不当面严词拒绝，此必为陛下身边小人所进，吾等当共同上疏劝阻陛下这乱政之策。”
    黄立极看着一边的施鳯来、张瑞图也微微颔首，显然是不满吏胥参加科举，败坏了士人的名誉。如果没有内阁首相的诱惑，黄立极自然也是要反对的。
    但是现在吗，他已经不自觉的站到了崇祯的立场上，他为崇祯的政策分辨道：“陛下有言，既然吏胥都是奸滑之徒，心术不正之辈，何以我大明还要用他们来治理民众？吏胥是恶人，那么和吏胥朝夕相对的官员又都是些什么人？
    身为主官的官员却指责下属的吏胥，要么这就是个容易被人蒙蔽的庸官。要么就是以吏胥之名，行搜刮之实的贪官。国家以科举选拔人才，为的是教化天下民众，而这些人连身边的吏胥都教化不了，谈何教化万民？”
    虽然黄立极只是转述崇祯的话语，但是也让三名大学士闹了个面红耳赤。崇祯所说的道理，三位内阁大学士岂能不知道，只是他们一直装作不知道罢了。
    关于吏胥的问题，从唐宋到元明有无数有识之士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就说过：
    又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
    司马光替吏胥说了句公道话。吏胥一无收入，二无前途，偏偏他们又有管人、管物的权力，想不腐败都难。
    而苏辙也说过，吏胥没有收入，又有“鞭朴戮辱之患”，对他们使唤很多，要求很严，没有丝毫报酬，大家还争着抢着干，甚至花钱补役，其目的何在？不是清清楚楚吗？
    ＆laquo;苏三起解＆raquo;中崇公道曾经这么对责备衙役分赃的苏三说过：“这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这些告状的，我们这些衙役喝西北风吗？”这崇公道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但是一样要吃赃。
    王安石改革时，才给在中央各部提供服务的吏胥正式规定了薪水。到了明代，地方上一些吏胥虽然也有了低廉的薪水，但是更多的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白手。
    一个正职的差役身边往往有7、8个不拿薪水的白手，一帮奸猾之徒聚在一起，又无前途可言，又没有人能监督，除了日夜谋划如何使得“政烦刑苛”，如何在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之外，还能做什么。
    但是即便是如此，士人们依然不愿意去彻底解决吏胥的问题。第一是因为，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保管运输官物等都是“好人干不了，干的没好人”的差事；第二，没有这些吏胥的恶，怎么显得出科举出身官员们的好。
    正因为存在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阴暗心理，所以士人们越是鄙夷吏胥之流，就越是不愿意面对解决吏胥的问题。而不允许吏胥参加科举，更是把这种偏见发展到了极致。
    不同的衙门，各种条例都是积年而成，动辄上百上千卷，只有吏胥最为熟悉本衙门的规章制度，乃至本衙门的业务，他们父子相传，牢牢的把持着这些衙门的实务。如果再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了仕途，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士人成为了摆设。
    这种事情自然是断断不能让士人容忍的，而且即使像苏轼那样饱学的士大夫都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连苏轼这样的大文士都不仅不读法律法令，而且大有不屑一读的意思，其他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这些只读圣贤书的士人，害怕与这些娴熟于庶务的吏胥展开竞争罢了。他们需要吏胥替他们做这些庶务，但是又不愿意给这些吏胥出头的机会。
    几位大学士对这些事虽不说了如指掌，但也可以说心知肚明。但是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却是和儒家经典的教诲相违背的。
    这也是几位大学士现在面红耳赤却无法张口的原因，不过张瑞图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他压低了声音对着黄立极说道：“陛下不知道吏胥之害，难道首辅你也不知道吗？让吏胥进入仕途，今后我辈岂不成了和吏胥同流合污之人，如果今后有吏胥考上了进士，乃至榜眼、状元，我辈士人的颜面何在？就算陛下说的不错，首辅你也应当力拒之。”
    黄立极翻了翻白眼，张瑞图的话虽然不合圣人教诲，但是相当的现实。不过黄立极也很清楚，让吏胥参加科举，虽然有损大明士人的颜面，但是对于接下来他所要推进的行政改革却是大有好处。
    正如崇祯对他所言，让吏胥参加科举不是目的，给这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士人找点事情做才是目的。现在的大明官吏，官员除了捞钱就是整天想要批评奸臣来获取名望，好让自己加官进爵。
    而小吏则是天天想着，如何盘剥小民，欺瞒上官。如何在官员和民众之间操纵权柄，以获取利益。
    指望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改革，无疑是在痴人说梦。只有让这些官员有紧迫感，小吏有压力，接下来的改革才能落实下去，而黄立极也才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内阁首相。
    废除吏员的世袭制度，规定各衙门吏员的数量，并给予这些小吏以进入仕途的希望。天下官吏反对改革的声音才不会这么大，毕竟地方上做事的都是吏胥，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大多是浮在表面而已。
    大明朝最不缺乏的就是做官的人，有了这些吏胥的支持，就算是士人再反对，大明的行政还是能勉强维持下去的。而士人就算再抗拒，只要中央有足够的决心，他们依然还是会屈服的。
    当年张居正为了改革，裁撤了大批不支持新政的官员，于是天下百官最后不还是屈服了吗。对比起什么虚无缥缈的圣人之言，和名教伦常，都不及权力和白银更为正义。
    黄立极并不在乎吏胥能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他也不在乎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实。
    大明辖两京一十三省，但全国官职总数却只有10万出头，而高级官吏不过3000左右。每三年就有320余名进士出身，理论上10年就足够把大明的高级官员都更换一遍。而达到任官资格的举人，更是官职总数的2-3倍。
    所以大明朝不仅官员俸禄低，而且还出现了官职出缺的少，而任官资格的人过多的状况。大明的官员并没有退休制度，而作为官员，生活条件又比普通人好太多，因此寿命远远高于普通人，朝中高官超过6、70岁的比比皆是。
    这也造成了大部分有任官资格的士人，滞留在京城等候出缺选官。这些人辛辛苦苦考上了进士，但是在没有得到吏部授官之前，还是一个预备做官的普通士人，一个吏部的小吏都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的，这些心理失衡之下，能不怨气满腹吗。
    这也造成了批评朝中执政和皇帝的清流言官，为什么会这么受士林欢迎的缘故。因为他们正是替这些不得志的预备官们出了一口恶气，如果没有这些郁郁不得志的士人为言官摇旗呐喊，东林的声势起码要跌去一半。
    崇祯的地方改革方案，在知县以下增设了三个官职，是官职而不是吏职。大明有1千多个县，也就是说一下就增加了3千余官职。
    黄立极只要能把这些官职任命的十分之一控制在手中，就是一股庞大的势力了。天下士人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想当个官么，他黄立极为这些士人解决了当官的梦想，难道还怕得不到这些士人的支持吗？
    东林党人上蹿下跳，攻击他是阉党党羽，无非也就是想要把他们这些非东林党的士人赶出朝堂，让东林党的官员上位。而那些支持东林党的士人，未必也全是真的支持东林的主张，更多的士人也只是想着东林上位之后，能依附东林得到个官职罢了。
    但是现在他遵照崇祯的意思，推行地方行政改革。一下增加了这么多空缺，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士人，必然会抛弃东林而向他投诚。
    如此一来最近朝中声势浩大的东林党复起的声音，很快就会自动沉静下去。而攻击他是阉党党羽的声音，也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黄立极才迫不及待的接受了崇祯推出的地方行政改革方案，连对最为诟病的让吏胥参加科举的条件都没有提出异议。
    黄立极咳嗽了一声，正想着应该怎么反驳张瑞图时，比较正直的李国普却冷不丁的插嘴说道：“芥子兄此言差矣，陛下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整天和士大夫接触的吏胥都教化不好，何以教化百姓。这吏胥但凡有上进心的，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出路。
    再说了，我辈士子寒窗苦读十数载，难道还能让一个蝇营狗苟的吏胥在举业上比下去？真要有如此大才，我辈应该感到欣慰才对，圣人曰：有教无类。正是为此。
    我倒是觉得，陛下一口气在知县以下增设了三个官职，官职冗滥，有重演故宋冗官之弊。今日大明已是三空四尽之秋，连九边军饷都要时时拖欠，焉能设置如此多之官职，我大明百姓如何负担的起？我必要上疏纠正陛下之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