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在祭祀辽东死难将士时，德胜门、西直门箭楼上的守城士兵突然看到大队人马向着京城涌来。他们立刻就向把守两门的城门郎、内官进行了汇报。
    然而这些前来报警的士兵发觉，应该在城楼内值守的城门郎、内官都不见了，他们顿时慌乱了起来。
    北京城每一座城门都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得综合性防御建筑群，再配合城外的护城河同城墙，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北京城的城墙高度并不统一，但是东北角这处对外也有7米多高，对内则超过了5米高。
    外侧凸出保护城门的箭楼高出两侧城墙近20多米，坐落在一座用砖包砌的大型城台之上。
    为了有利防御，城台又比两侧瓮城的城墙高上了5、6米，从城外看去，从地面到箭楼顶部起码有5倍于城墙的高度。
    箭楼的平面就像是一个梯形，长边对着城墙外有30多米，短边对着内侧的瓮城约20余米，进深有近20米。
    箭楼分为4层，除面对瓮城一侧为敞开的进口外，其余三面都开设了箭窗，共计82个。
    箭楼和城门楼之间的距离在110米上下，箭楼两侧以圆弧形状修筑了两道城墙，把城门保护在瓮城之内。瓮城两侧各开了两个小门，上面有一座闸楼，这两道城墙相距了70米左右。
    城墙的顶部宽度基本相同，大约为10米。除了雄伟的城门防御建筑外，还有每隔一段距离修建的敌台，城墙转角处的角楼。
    一般而言，就算就什么敌军跑到了北京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之后，也会打消强攻的念头。
    也先也好，俺答汗也好，他们到曾经攻到了这里，但是在这道城墙的保护之下，两位草原上的君主最终还是放弃了强攻，带着部属泱泱而归了。
    但是守卫城市最终需要依靠的是人，而不是一道城墙。京师有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加上皇城四门，共有20门。
    太祖时期，皇城四门设门正、门副，以内官充任皇门官。永乐之后，太监的权势大涨，皇门官开始插手外城的事务。
    到了成化年间，内官监太监陈良第一次出任提督都城九门暨皇城四门，此后京城各门的防禁就大半落入了内监手中。
    内城九门额定兵员3759名，外城七门额定兵员3104名，皇城四门的额定兵员则超过了8千。
    但是明末的政治腐败同样没有让京城各门守卫成为净土，根据固定，提督九门的内官和各门把守内官都有点军的权力，就是合法的挑选一部分士兵作为自己的军伴，可以用作亲兵，也能当做免费的仆役。
    万历皇帝末年，兵部尚书薛三才就指出，京城内外16门6800名军士，被内官占为私役的就达到了4332名，对于人数更多的皇城四门，连兵部尚书都不敢捅出来。
    虽然事后，提督九门的内官受到了申黜，但是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原本内外16门，每门个200多守门兵丁，现在也只剩下了5、60名老弱兵丁罢了。
    而负责门禁虽然是守门内臣，但是掌管九门锁钥铜牌的却是中军都督府，而根据明朝大小相制，上下相维的治官原则，还有一名兵部主事负责一月两次的点视。
    可以说北京内外九门的管理本身就不是事权一统，权力分散的结果就是，当德胜门、西直门的城门郎、内官不见了之后，这些守城的军士顿时失去了主张。
    如果外面是敌军，他们自然可以关门示警。但是外面都是北郊大营的京营士兵，如果他们贸然发布了警报，却只是误报的话，事后恐怕第一个要砍脑袋的就是报警的人。
    两座城门的守门军士，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同一个方式，派人向皇城内的提督九门内官徐应元请示。
    当朱由检这边的祭祀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名内侍忙不迭的跑进了祭坛前的广场。
    不一会，王承恩就小步跑到了崇祯边上，告诉了崇祯一个坏消息，京营一些军士因为不满自己被裁撤，正涌入了京城要找皇帝求情，废除新政恢复旧制。
    “北郊大营的营官和戎政府的主官有没有送来消息？闹事的有多少人？他们是从那里进的京城，现在又往那去？他们带了武器了吗？”
    朱由检的一连串问话，顿时让王承恩张口结舌，他楞了一会才说道：“是徐应元派人送来的消息，只说有许多人，起码上万了吧。他们从德胜门、西直门进来的，有没有武器这个没有说，其他地方都没有传来消息。”
    朱由检平静的说道：“派个人去打探清楚，命令徐应元守好皇城四门，不要轻举妄动，要是让乱兵冲进了皇城，他就自己抹了脖子吧。再派人去巡警署和消防局，让他们守住京城的武库、各武器作坊，不要让人趁乱抢了武器铠甲去。”
    几乎在崇祯收到消息时，在内阁值守的黄立极、施鳯来、张瑞图几位阁老也收到了京营生乱的消息。
    黄立极一边命令戎政府属官去劝说这些闹事的兵丁回营，一边命令俞咨皋集结城内的兵丁准备平乱。
    接着黄立极让施鳯来立刻去外城，把崇祯接回皇城之中，让兵部尚书王在晋率领正在祭祀的各京营军官，去安抚进入京城的乱兵。
    这次京营兵变，虽然是抚宁侯等勋贵煽动的，因为崇祯清理京营编制、京畿卫所屯田侵占及长芦盐场改制，把这些勋贵的财源都一一断绝了。
    但是在这场兵变的背后，宫内那些因为衙门改制失势的内官们，同样也默默的进行了推波助澜，京营内和城门处的监督内臣被调走，给予勋贵们煽动兵变的行事方便。
    至于袁崇焕等东林党人，则想着干脆借京城兵变的机会，拉拢关外的关宁军来上京对朝中阉党残余进行清洗，把朝政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下，失去了管束的京营士兵们，终于被依附于勋贵门下的百户、总旗所煽动了，他们鼓噪起来要去找皇帝说理。
    除去那些参加祭祀的军官，其他原本应该在北郊大营中镇守的高级军官们，忽然之间就消失了。
    近3万京营士兵浩浩荡荡的，就向着京城而来了。为了防止被关在京城之外，士兵们被分成了三路，向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涌去。
    除了西直门的城门郎得到士兵汇报后，第一时间关闭了城门，另两座城门因为无人负责，被京营士兵们推开了挡路的守门兵丁，冲入了城内。
    如果抚宁侯等勋贵是想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要进行帝位更迭的话，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因为只要进入了内城，基本上想要攻下皇城就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了，毕竟火药厂及军器局都是在内城。
    然而在文官压制了近百年后的今天，大多数勋贵早就失去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想法。
    他们冒着这么风险煽动京营军士闹事，想要的仅仅是让崇祯应允恢复旧制而已。
    而这些勋贵们自己就住在内城，为了不让这些闹事的京营士兵不至于失去控制洗劫内城，威胁到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甚至要求闹事的士兵不许携带任何武器。
    于是这场兵变刚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游行。西直门大街、德胜门大街上的一些百姓，还好奇的站在路边观望着，想要看看这些士兵想要做什么。
    北京城内已经数十年没有遇到过战争了，这些百姓们也失去了对于危险的警惕性。
    谁也不清楚，这场一开始看起来很和谐的士兵游行，是怎么变成后面的暴动的。
    事后锦衣卫、东厂递交上来的调查报告，一个说是：崇玄观前一名士兵偷窃了一双鞋子，引来了店铺伙计的依依不饶，最后发生了斗殴，士兵抢劫了这个做鞋子的店铺，骚乱开始了。
    另一个则是说：一对在护国寺上香的新婚夫妇，因为几名士兵无礼的打量着妻子，被身为读书人的丈夫训斥，并喝令家仆抓住几名士兵，要送去大营进行严惩，结果激怒了士兵们。
    总而言之，当发生骚乱之后，原本就对这些士兵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军官们，很快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而一直向着长安街行进的队伍，也停顿了下来，一群群的士兵开始分散开来，冲进两边的坊市进行抢劫。
    原本聚集在一起的，兵变的京营士兵们，很快就分散在了阜成门大街以北，积水潭以西的坊区内。
    这些京营士兵终究只是一群没有上过战场的兵痞，他们心里还存在着对法律和权势的畏惧。他们既不敢杀人也不敢放火，只是仗着人多对居民、商铺进行抢劫，而且他们还胆怯的避开了那些高门大户的府邸。
    不过很快一些街上的青皮混混，就趁乱加入了对平民的抢劫中去了。这些人一向都是替权贵势要们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心里对于大明律和朝廷的敬畏，要比京营的士兵少的多。
    有着他们的加入，京城西北各坊内终于出现了流血和放火事件。而这个时候，朱由检也终于了解了内城现在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