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恩退出了书房之后，朱由检看看边上的钟，随口问道：“阳武侯的案子就是今天审吗？”
    吕琦立刻应声说道：“是的，陛下。这个时候应当已经开堂审理了吧。”
    朱由检走回了桌后重新坐了下来，口中说道：“派个人盯着，把审案的经过，每两刻钟向朕报告一次。”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号称三法司，掌管着大明的司法大权，为了便于共同办案，这三个衙门也是紧紧相挨着的。
    同其他朝廷主要衙门就设置在皇城承天门外不同，三法司衙门远在皇城的西面，甚至过了宣武门里街，被赶出了西长安街的范围。
    这固然有防止三法司同朝廷其他各部相处的关系太过深厚，私下联结毁坏国法，对抗皇权的意思。同时也是皇帝忌讳，主官刑杀的三法司离皇城太近，冲撞了天子之气，有损国运的意思。
    隔着宣武门里街，东面是一条宽敞的黄土大道，路口有一座四柱三间冲天式木牌楼，这还是永乐年间所建，牌楼匾额上书＂瞻云＂两字，传闻是姚广孝所书。
    这座被称为西单牌楼的建筑，同东面崇文门里街上的东单牌楼，刚好一东一西把东西长安街遮蔽了起来。
    不管是东单牌楼还是西单牌楼，下面都有军士和锦衣卫驻守着，东西长安街是不对平民开放的。
    东西长安街虽然长度不足8里，但是京城百姓都习惯称之为10里长街。长安街宽约14、5米，两侧虽然有不少曲折通幽的胡同，不过胡同之内住着的都是官员、勋贵。
    和西长安街隔着一条宣武门里街相望的街道，便是三法司所在的刑部街了，这条街道大约为长安街宽度的三分之一，也就4、5米左右。
    因为三法司衙门在此，因此街道两侧胡同内住了不少三法司的官员，平日里少有平民百姓经过。
    刑部街的西口是鹫峰寺，因为这里距离三法司不远，一些囚犯家属探监之余，常常来此地上香求佛，香火倒也不差。
    不过即便如此，刑部街上一般除了三法司的官员之外，其他百姓并不愿意在这条街上多做停留。
    但是今天显然是一个意外，京营军士和阳武侯打官司，皇帝还恩准任何人都能到场旁听，刑部官员不得阻拦。
    因此刑部大堂前方的院子里，倒是挤满了京营的军士代表同喜欢瞧热闹的京城百姓。
    为了不让这些百姓拥挤进大堂，发生踩踏事故，刑部尚书薛贞同意了下属的意见，把公案移到了大堂入口的台阶之上，如此一来原本观看审案的人群终于安稳了下来。
    三法司的官员高高就坐在台阶之上，台阶下左边跪着7名军士，右边跪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而在大堂台阶的下手右侧，阳武侯一脸冷漠的坐在了一张太师椅上。
    刑部尚书薛贞坐在正中，大理寺卿潘士良在他右手，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垣、御史姚士恒则坐在他的左手。
    薛贞对于眼前的案子深感头疼，他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闲人面前进行三法司会审，这案子的案情其实非常简单。
    小旗吴化良的弟弟同小旗董卫贤之女董双喜有婚约，这董卫贤原本有一子一女，但是去岁冬天儿子受寒生病，治疗了近两个月都没好转。
    虽说董卫贤在军中也是一个小小的军官，但是京营粮饷早就被军官和勋贵们拦截了大半，他也不忍心按照常例先扣除自己的足饷，再分发手下兵丁的粮饷。
    因此董卫贤家中日子过得也就是一般，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幼子久病不愈，这接连不断的医药费很快就让家里败落下去了。董卫贤不得已之下，就通过顶头上司王总旗，向阳武侯家丁出身的把总许恒借了20两银子。
    结果到了今年春末，幼子终于还是没有扛过去，不幸病故了。董卫贤的妻子气急攻心之下，不过几天也跟着幼子离世了。
    董卫贤强撑着找人把妻、子下葬之后，终于忍不住哀伤倒下了。
    董卫贤这边刚刚染病不起，那边许恒就派人上门来收债了。董家是京城大兴土著，在崇文门外有一间小四合院子。
    崇文门是外地客商入京的税关，有些客商并不会一下子就把货物运进京城，他们会在外城靠近崇文门的地方借租个院子作为仓库，然后看销售情况再调运货物进城，或者干脆就在外城交易，以逃避税收。
    董家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位置很不错，因此不少商人就常常把货物寄放在他家，一年也有20余两银子的进账。
    如果董卫贤不是常常接济手下的军士的话，他原本也不必去借把总许恒的高利贷了。
    然而世界上毕竟是没有如果的，且当初董卫贤借钱太过急切，也没注意这借钱的利息的是多少。
    结果借钱不到半年，欠债就翻成了100两。董卫贤自然是拿不出这许多银子，因此想要以房产抵债。
    明代房价一向不高，他这所房子市场估价大约在120两上下，董卫贤自知惹不起把总许恒，情愿作价百两抵消债务。
    原本许恒派来收债的一名亲随估量着董卫贤的身家，已经没有油水可捞了，准备就此答应以房子销账。
    不合让他遇到了外头抓药回来的董双喜，看着这名俏丽的少女，这位亲随不由口头上调戏了几句。
    结果被吴化良的弟弟吴化奎刚好听到了，两人一言不合之下殴打了起来，这吴化奎年轻力壮，又跟随哥哥常年习武，居然把许恒的亲随给揍了一顿。
    这后面的事就很老套了，想要报复的亲随在许恒耳边进了谗言，于是仗着有阳武侯撑腰的把总许恒，就干脆房子也要，人也要了。
    董卫贤被赶出了房子，而董双喜则被许恒卖给了翠红楼，这翠红楼正是阳武侯门下另一家奴赵鸿升出资开设的。
    董卫贤被丢在大街上后，被吴化奎带回了家修养，但是董家的遭遇顿时引起了，吴家两兄弟及董卫贤手下几名军士的愤怒，他们一起谋划着想要救出董双喜。
    然而翠红楼位于京城内城的黄华坊，这里是达官贵人往来的高档娱乐场所，平日里守卫森严。区区几个穷军士，连翠红楼的门口都进不去，谈何解救。
    直到京营兵变，他们认为机会来了，刚刚病愈不久的董卫贤和吴家兄弟，带着4名相交深厚的部下，趁乱冲进了翠红楼，把女儿董双喜抢夺了出来。只不过他们运气不好，出来时撞见了平乱的部队。
    在京城之内劫夺妇孺，按律应当判处死刑。但是根据这件事背后的故事，也可以从轻发落，比如发往边境戍边。
    如何审判，这正是让薛贞头疼的事。堂下围观听取案情的百姓和军士们，对于董卫贤和吴家兄弟几人都深表同情，但是他们也只敢窃窃私语不敢出声罢了。
    毕竟站在这几名军士对面的，是一位权势显赫的侯爵。而且按照欠债还钱的民间观念，虽然许恒做的有些过分，但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谁让你向别人借钱还不上了呢。
    而董卫贤虽然值得同情，但是这翠红楼跟他可毫不相关，他这么带人进去抢夺了女儿出来，的确也是犯了王法。
    当然出于同情弱者的本能，这些百姓还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从轻发落董卫贤几人，如果能让父女团圆就更好了。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薛贞做事一向以陛下的意思为准，但是这次崇祯并不想落下什么话柄，只是告诉他要秉公办事。在崇祯向来，一个在军营中放高利贷，并逼良为娼的勋贵，已经不需要他再暗示什么，才能判断是非对错了。
    然而崇祯忘记了，他的价值观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唯物主义教育。而在大明某年，甚至于连基本的儒家道德，这些士大夫们都已经守不住了。
    在大多数的官员眼中，大明之民是指官员、缙绅、勋贵和有产业的地主，至于普通的军士和百姓，并不在他们认可的民这个概念之中。
    阳武侯既然没有直接进行放贷和掠夺民女为娼，在薛贞眼中就和这件事无关，而且许恒已经在京营兵变之后消失了，理论上这就是件无头案了。
    去掉了这件案子高利贷的部分，从翠红楼中抢人论起，这就完全是董卫贤几人的罪过了。毕竟翠红楼是从许恒手中购买的人，而不是从董卫贤家中抢夺的人。
    薛贞不由对着右边的大理寺卿潘士良问道：“潘正卿，你对这件案子是什么看法?”
    虽然内阁改制方案中，大理寺同刑部终于平级了，且掌握了案件最终审核权，但是现在毕竟还没有落实下来，且薛贞的资历也比潘士良老的多，因此他并不敢怠慢。
    不过潘士良虽然还保持着之前对薛贞礼节上的尊重，但是说出的话语，却变得很有自己的主见了。
    “…本官以为，这董卫贤几人参加兵变在前，劫掠人口在后，实在是罪无可恕。主犯当论绞，从犯可发往九边效力。”
    薛贞听了脸上到没什么表情，他随即又转身向左边的右副都御史楊維垣问道：“那么杨副都御史，你又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