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话语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大同边镇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一直是九边最重要的边镇。
    大同的地理位置险要，号称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藩屏。
    当初北元正是失去了大同，才彻底失去了重返中原的希望。而大同以北是空旷无垠的平原地形，适宜于大军集结，因此不管是中原大军北上，还是蒙古人南下，大同都是必经的咽喉之地。
    随着大明武备的松弛，大同边镇的军队也开始迅速的腐败下去了，从明初定额13万余人战兵，5万余马匹的强大军队，到了世宗皇帝时就剩下了8万余人，2万多马匹。
    边将不操练军队，却一心想要用马市作为控制蒙古部落入侵的手段。而大同边镇军屯制度的败坏，也使得大同边镇军队人数和实力下降之余，军费的耗用却剧烈的增长了。
    明初时，大同边镇每年耗用的军粮近百万石，有一半是军屯所出。但是到了世宗皇帝时，虽然军粮少了30万石，但是军屯的产出却只占了六分之一。
    而用于大同边镇的京运年例银从5万两，变成了今天主兵京运年例20多万两，客兵近20万两。
    兵员不断减少，而耗费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大同边镇边将同文官上下其手，大肆贪污腐败的状况。
    虽然几任皇帝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大同边镇错综复杂的军饷供应体系，和文武官员相互勾结的局面，已经不是派遣一两位官员能够纠正过来的了。
    骆养性被派驻大同，大同镇守太监也同时被更换之后，崇祯就开始对大同边军进行调查和人员调整了。
    大同地方的文职官员有，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分巡冀北道一员，阳和兵备一员，分守冀北道一员，左卫兵备一员。
    而武官方面是，镇守总兵一名，协守副总兵一名。分守九名，游击将军二名，坐营中军官二名，守备三十九名。
    而在这两个月内，分巡冀北道，阳和兵备，分守冀北道，左卫兵备四人已经全部调换。协守副总兵以下，守备之上的武官，则已经换了近一半人。
    然而，从这些新上任的官员中收集到的情报，却让总参谋部对于大同边军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世宗皇帝时还有8万余兵员，2万多马匹的大同边军，现在算上老弱病残也才4万余人，而马匹到还有近万匹，这主要是仰仗了大同马市的便利而已。
    按照孙承宗、袁崇焕过往在军中的经历，这4万多人，能有5千精锐已经算是侥幸了。
    把这样一只军队拉上战场，还是野战对付蒙古人，这无疑是一场豪赌。如果失败了，林丹汗就可以长驱直入，不管是南下山西，或是东进京城，都将会无可抵挡。
    坐在武英殿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脱离坚城的庇护，去同林丹汗打上一场野战，还是为一群蒙古人去作战，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
    朱由检敲了敲桌子，然后说道：“为什么你们会认为这场战争我们会失败？我希望总参谋部要牢记一个原则，从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对方，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对方。
    然而朕翻看了从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同我军交战的记录，朕发现，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违背这一原则。
    我们总是在战略上无比重视对方，但是在实际的战术上却又无比的轻视对手。这才会出现，每次作战的实施计划，不，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术计划。
    只是下达了一个行军目的地的命令，难道也叫作战计划吗？”
    崇祯的质问，顿时让这些参谋们哑然了，不管是孙承宗等文官还是几位武官，在经历了这几个月的参谋部组建工作之后，他们认同了皇帝所说的话语，以前那种只言片语的作战命令，根本不能叫做作战计划。
    军队行进的路线，沿途后勤的补给，军队和军队分别前进时所要保持的距离等等，让这些官员们重新学习了一次如何安排军队作战。
    这些官员们也同时发现了，皇帝所倡导的参谋工作，根本不讲究什么奇谋妙计，个人武勇。只有按部就班的行军，充分的后勤补给，还有在行军途中对各种意外状况的程序化处置方式。
    这种详细到繁琐的指示，基本上已经让前线的总兵大帅失去了大部分的指挥权力。但是对于朝廷来说，能够这样服从总参谋指令的军队，无疑是最为可靠的军队。
    看着众人默不作声，朱由检才继续说道：“事实上在朕看来，这场仗林丹汗必败，而我方必胜。”
    孙承宗终于忍不住问道：“陛下何以如此肯定？”
    朱由检充满自信的说道：“林丹汗在辽东面对后金节节败退，连自己的老家都丢了，他没有想着反击后金，夺回家园。反而把战争瞄准了自己在河套的同族，可谓出师无名，这是一败；
    不尊从林丹汗命令的，是右翼蒙古部落的首领们，但是林丹汗攻下了归化城、土默川之后，不仅没有安抚、招揽右翼蒙古部落的普通部众，还把这些部众当成了战利品分给了自己的部下，可谓倒行逆施，这是二败；
    林丹汗身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不想着如何去保护臣服于自己的部落，反而想要凭借武力夺取手下部落的市赏，这是贪小利而失大义，这是三败。
    右翼蒙古各部的民众，同我大明边塞军民和平共处已经数十年，双方都想要继续和平的生活下去，而林丹汗无故侵占右翼蒙古部落的土地，又提兵威胁我大明边塞，正是兴起了不义之战。我大明和右翼蒙古各部乃是为和平、为保卫家园而战，正义在我，是以我军必胜一也；
    年初之时，后金黄台吉亲自率兵西征，一举击破林丹汗在辽河套草原上的老巢。此刻林丹汗正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他每打一仗，所损失的人口都是无法立刻获得补充的。
    他既然不肯待在辽东和后金决一死战，那么在河套同样不会有同我军死战到底的决心。四面皆敌，内外交困，却没有鱼死网破的决心，那么他的军队内部必然是矛盾重重的。而我军同右翼蒙古都是为了保卫家园而战，自然上下一心，必胜二也。
    林丹汗远道而来，不熟河套地理。虽然占领了归化城和土默川，但是今年如此混战之下，又有谁会去管理当地的农业生产呢？因此他虽然有所缴获，但是未必能支撑长时间的大军征战。而朕已经筹集了300万元的战争预算，今年用于大同马市的物资也将会全部截留下来。我军物资充裕，又有什么不可取胜的？”
    皇帝的三胜三败论，让会议室内的众人不知从何开始反驳。沉默了一会之后，茅元仪终于还是忍不住说道：“陛下，这战争还是需要人去打的，现在大同边镇如此虚弱，就算物资充沛，他也不会一时之间就变成一只强军啊？
    而且西虏一向反复无常，时叛时顺，实在不是可靠之盟友。若是两军对垒，这右翼蒙古部落组成的联军阵前倒戈，我军孤立无援，岂不是等于送羊入虎口？”
    其他几人对此纷纷点头时，朱由检却不为所动的说道：“总参谋部知道蒙古人不可靠，就应该想办法，怎样把这种不可靠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而不是仅仅因为一个猜测，就把自己的助力也推了出去。
    难道一定要让这些蒙古部落成为建奴攻打大明的前驱，诸位才会想要如何去消灭他们吗？消灭敌人的肉体，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式；但是消灭摇摆不定的中立者的敌意，让他们成为大明的盟友，也是消灭潜在敌人的一种方式。
    就朕来看，相对于前者，后者虽然名声不显，但却是性价比最好的方式。我们得到了一个朋友，不但减弱了敌人的一份力量，还增强了我们的实力。而要在战场上击败一个敌人，也许要花上几倍的力气，并付出大量的牺牲。
    这些右翼蒙古部落的家园被林丹汗所侵占，他们逃亡出来的部众必然缺衣少食，狼狈不堪。择其老弱安置于关内，调拨衣食让他们安顿下来，不仅仅可以让右翼蒙古各部联军失去后顾之忧，也等于多了一个人质在手。
    此外，总参谋部再调集一部分熟悉蒙语的军士，向这些蒙古部族的部众们宣传，我们和他们联手同林丹汗作战，不是为了消灭蒙古汗国，而只是希望林丹汗能够醒悟过来，不要再对右翼蒙古部族举起屠刀。
    这一仗，大明是为了保护希望和平的右翼蒙古部族而战，如果有人不认同这场战争理念的，可以置身事外，或是在大明军队的保护下，从关内迁到更西面的青海地区去。
    把不安定的部落迁移走，稳定住想要同林丹汗作战的部落，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朕不觉得，蒙古人是不可靠的。
    至于各位所说的大同边军的事，在朕看来大同边镇的虚弱，反倒是我们借此整顿大同边镇的好机会。
    现在蓟州、辽东诸军已经整顿的渐入尾声，朕以为可以从辽东、蓟州各抽调一只军队，组成野战军调任大同。
    而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员也大多临近毕业，总参谋部可以以一期学员为骨干，以野战军为基础，从大同边镇内抽调堪战的士兵扩大编制。
    此战过后，大同边镇剩下的军队就可以重新进行整编裁撤，成立守御部队。今后野战军作为甲等编制，平时不得驻守平民城市；守御部队作为乙等编制，主要作为城市防御和治安力量。
    所有甲等编制的军队，其后勤及军官的任免和士兵的调拨，都要接受五军都督府总参谋部的统一管理，地方督抚未得授命之前，无权指挥该等级部队。
    甲等编制的军队待遇，应当高于乙等军队。军官的升迁，也优先考虑甲等编制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