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郭允厚报出来的一连串数字，大多数官员都还在思考时，陆澄源已经忍不住回道：“据臣听说，以往每年太仓收入商税的银两不过20万两上下，但是今年光是生丝一项的税收就超过了90万两。这难道还不是与民争利么？”
    陆澄源的话顿时激怒了户部尚书郭允厚，他立即训斥道：“简直是强词狡辩，往年生丝征收的是实物，今年不过是把实物折成了现银，难不成你以为朝廷征税也征错了不成？”
    对上郭允厚，陆澄源的心理压力就没有这么大了，他毫不客气的抗辩道：“朝廷征税也应当适度，往年全国征收的生丝实物不过8、9千担，而今年征收的银两折合成生丝据说达到了1万5千担，几乎增长了三分之二的数量，难道不是横征暴敛么？”
    郭允厚被堵的一时说不上话来，他正想着要如何反驳陆澄源的话语时，朱由检已经听不下去了。后世有句话说的好，你可以叫醒一个睡着的人，但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显然，这些清流官员已经开始变成装睡的人了。
    “够了，户部的责任是按照朝廷律法征税，不是按照个人的 征税。今年生丝税收的增长，不是朝廷多征收了，而是往年逃税的人太多了。
    你身为朝廷命官，不想着如何申明朝廷法纪，倒是为偷税漏税的行为辩护，你的屁股究竟坐在了那里？
    再说了，京城就有各省商人代表组成的大会，他们对于朝廷的征税方式和额度都没有什么不满，反倒是你们都迫不急待的跳了出来，你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朝廷征收税赋，本就是削有余补不足，丰年积谷，荒年防灾的意思。今年西北大荒，京畿、浙闽都有地区灾害，朝廷若是不征收税赋，何以赈济灾民？难道还要靠道德说服那些灾民，在家安安做饿殍不成？”
    崇祯的斥责声，不仅没让陆澄源、钱士升等官员幡然醒悟，反而击碎了他们心头最后一丝幻想。跪在前方的他们，似乎还感觉到身后的官员窃窃私语中有了退缩之意，这让几人觉得今日之事不仅激怒了皇帝和执政大臣，也许还会让自己失去名望。
    作为自诩清流的官员，失去了名望就等于在政治上的死亡，这个认知显然让这些官员们恐慌了起来。人一旦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不是变得极为胆怯，便是变得极为莽撞。
    王守履、钱元慤大约是前者，而钱士升则应当是后者。恐慌之中的钱士升，不由有些口不择言的说道：“君子喻于义，小人才喻于利。只要陛下勤修道德，上天自然会降下福泽，庇佑天下万民度过灾荒。
    陛下岂能汲汲于蝇头小利，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陛下乃是万民之表率，陛下爱财而不好德行，天下人又会变成如何？”
    钱士升的口不择言，终于激怒了崇祯，同时也让殿内的其他官员为之侧目。他这话已经不是在讨论朝廷征收钱粮多寡的问题，而是公然把崇祯的德行同今年各地的天气异相联系了起来，这是隐隐在质疑崇祯究竟有没有资格做这个帝位了。
    虽然从嘉靖朝的海瑞开始，大臣公然面刺皇帝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风气，但是在东林党案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公然在朝堂上质疑皇帝，而且还直接触及到了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原本在边上绞尽脑汁想着要为这些官员解围的几位东林领袖，顿时心里一沉，知道事情要糟糕了。
    同钱士升等官员不同，他们这些东林领袖并不是为了经济问题才默认今天的事发生的，在他们看来，皇帝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然科学，同西洋教士们为伍才是最令他们担心的。
    他们原本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对崇祯进行一次劝谏，让他知道即便他是大明天子，也需要顾及到臣子的感受，不能够为所欲为。
    但是他们一没有料到，徐光启这些人会站出来维护新学；二没有料到钱士升会公然把今年的灾荒同崇祯的德行联系在一起，这显然让事态超出了他们的设想。
    虽然这一年来，崇祯的对待朝政的表现并不像一个少年人那么冲动，但是他毕竟还只是一个18岁的少年，天知道他会不会因为钱士升的言论而被激怒的失去理智。
    不管是杨廷和、张居正、东林党人，把一位皇帝刺激的失去了理智，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有什么不同。在大明朝，皇帝才是能够呼风唤雨的人。
    果然，随着钱士升的话语落下，朱由检终于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再没有想要同这些清流和东林党官员纠缠下去的意思了。
    他语气生硬的冷笑道：“终于露出了你们的真实想法了么？什么反对地方官制，反对新学，反对内府插手工商业，都不过是你们的幌子罢了。
    归根结底，不就是想要质疑朕有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位置。说说吧，你们觉得朕不应该坐这个帝位，那你们想要让谁来坐这个位置？
    既然都说出口了，不妨就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朕给你们这个说话的机会！”
    崇祯的话音刚落，工部尚书兼内阁大臣吴淳夫便立刻站了出来，指着殿前的钱士升等人斥责道：“你们这些大逆不道的逆贼，居然还自诩为清流，简直就是污浊的不能再污浊的泥水。你们还不老实招来，到底是受什么人指使，想要对陛下不利。”
    作为魏忠贤的亲信，这位一年之内六迁的工部尚书，在魏忠贤倒台后便成了众矢之的。一干东林党人都想要从他这里打开缺口，从而在朝中掀起对阉党清算的风潮，而黄立极等人也一直犹豫着，是不是把他们这些魏忠贤的亲信抛出去，作为同东林党和解的条件。
    在崇祯的庇护下，加上儿女亲家掌握了京畿的军权，才让吴淳夫战战兢兢的挨过了这一年。但是他可不觉得自己的危险已经减少了，毕竟崇祯对他的圣眷还能维持多久，他并不清楚。而那些东林党人同阉党结仇太深，已经同他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他可不希望，有一天东林党人重新得势，从而彻底清算自己。因此当他看到东林党和清流自己作死，同崇祯杠上了正面，便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断绝东林复起执政的希望。
    有着吴淳夫的带头，此前一直被东林党和清流喊打喊杀的阉党余孽们，顿时群情激奋的把钱士升等官员当做了结党谋逆的奸贼来攻击，大有重现天启四年、五年在朝堂上对东林党人批斗的架势。
    而朱由检一反常态的沉默，更是纵容了这些官员的扩大打击范围。事态很快就从钱士升一人的口不择言，扩张到了要对朝中东林党人彻底铲除的局面。
    不管之前刘宗周、袁可立、钱谦益、钱龙锡、韩爌等东林领袖都有些什么心思，现在也不得不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这些清流官员辩护了起来。
    但是，钱士升的话语同崇祯的冷漠，使得相当一部分中立的官员并不敢出声支持东林党人。而新学一系的官员们，还在厌恶刚刚这些清流和东林党人对新学的污蔑诋毁，不仅没有保持往日的中立立场，还有些人直接加入了对钱士升等人的讨伐之中去了。
    原本在朝中还略有优势的东林党人，今日同部分清流联合后，反而在皇极殿内被他们所看不起的阉党余孽们所压制住了。
    袁可立第一个反应过来，如果崇祯现在不出来制止这场争论，一旦让朝中出现了全面声讨东林党人的风潮，到时就算是皇帝自己也拦不住这场残酷的党争，那样的局面显然也不是崇祯愿意看到的。
    袁可立迅速的走出了班序，直接走到殿中对着崇祯大声请求道：“陛下，现下朝中各人情绪激动，不是理智的讨论政事的态度。臣请暂时中止朝会，进行紧急的国是磋商。”
    紧急国是磋商，是崇祯为了减少朝会次数想出来的偷懒法子。按照国初定下的规定，皇帝要每三日临朝一次，不过成祖之后，大部分的皇帝都不乐意上朝，因此这个规定也荒废了许久。
    有万历和天启两人的榜样，崇祯每月初一、十五临朝一次，已经算是很积极了。但是以往万历、天启都没有定时召开内阁大臣会议的习惯，也就是说，现在有一部分官员能够随时见到皇帝，而其他官员却见不到皇帝。
    大明的政治制度保证了一切权力都归属于皇帝本人，而内阁同皇帝的定期见面，也就确认了内阁诸臣的地位远在六部其他官员之上，这显然就淡化了其他各部官员的权力，这显然是不为六部堂官们所喜的。
    为了安抚这些官员们，朱由检才设定了一个国是会议和紧急国是磋商制度，前者保证了其他各部官员也能定期同他见面，而后者则认可了各部官员同样有在特殊状况下，同他见面讨论事务的权力。
    不过在袁可立提出紧急国是磋商时，这还是第一次有大臣请求动用这项权力呢。朱由检虽然有些不乐意，但并不想破坏了自己制定的规则。他沉默了许久，才低声对着边上的王承恩说了几句。
    王承恩低着头倾听了朱由检的吩咐后，便直起身体大声宣布道：“本次朝会暂时中止，各官去两侧偏殿休息一个小时后再回来议事，休息期间各人不得喧哗和四处走动。内阁诸位先生和各部三品以上大臣，请去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