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袁可立的惊讶，朱由检并不在意。区区2500万两白银，江南豪族怎么会拿不出来。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后，从这座城市的勋贵、官僚、宦官、商人手中就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这还是上交给李自成的公开财物。
    朱由检是不相信，在一个军纪败坏的军队中，军人会把抢掠来的民财都缴纳归公的。即便是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也是经过了无数的纪律整肃，才把一只农民武装变成一只纪律整然的革命部队的。
    而这还是在共产党人以清教徒的自律方式下，才取得的伟大成果。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领袖进入北京后，便迅速腐化堕落，那里还能约束的住部下往自己口袋里装金银。
    因此，李自成的起义军从北京城的缙绅富户手中拷掠出了7千余万两白银，最起码还有三分之一数量的财物，是落入到了起义军将士手中的。因此光是北京城，所拥有的金银就起码超过了9千万两。
    号称聚集了大明三分之一财富的江南地区，怎么可能会拿不出2500万两白银。外面虽然不过只有30多个官员，但是他们背后起码同上百个江南豪族大户有着姻亲关系。真要较真起来，抄上一回家，也并不是凑不齐这2500万两白银的。
    不过一来这3500万元国债，乃是为了预备增发的纸币准备的，并不是给这些江南缙绅赎罪用的。二来想要进行一场工业革命，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个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市场。
    对比起海外充满了不确定风险的外贸市场，一个成熟而又稳定的国内市场，显然是工业革命初期最为需要的存在。
    苏州府额定税粮约250万石，松江府约96万石，常州府约76万石，嘉兴府约62万石，湖州约47万石，以上五个地区的额定税粮总计约531万石，约占全国额定税粮收入的五分之一弱。
    到了崇祯元年，苏州府应收税粮已经发展到了350万石，松江府也发展到103万石。虽然这两个地区都有拖欠现象，但是两地的税收加起来达到了大明田赋总额的六分之一，已经足以证明，这两个地区的税收完成度，已经足以影响到大明财政的支出状况了。
    这也是为什么，苏松可以代指江南地区，而江南官绅对于朝廷的影响力会这么大了。毕竟在江南缙绅眼中，大明朝廷完全是靠江南的税赋养着，难道还不允许他们对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吗？
    而作为全国税粮第一第二的地区，苏州每亩税粮是三斗八升六合，松江是每亩税粮二斗四升二合。这种固定税额制度，使得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也难怪这些江南官绅能够煽动起平民的不满来了。
    虽然崇祯头痛于江南缙绅的偷税漏税，和拖欠田赋时的无耻。但是他也很清楚的认识到了，江南地区是大明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社会，这一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差不多已经开始瓦解了，如果他要推行工业化，那么生产出来的工业品，能够进行大力吸纳的，只有人口繁多又开始步入市民社会的江南城镇。
    以江南五府的税赋估算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规模，大约就在16000万两到25000万两的样子，大约占据了大明商品经济规模的一半左右。
    而根据这一年来对各地经济数据的调查收集，户部和数学院估算出，崇祯元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8亿5千万两白银。如果以一亿五千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个大明人创造了5.67两白银。
    也许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准确，毕竟现在的大明并没有建立一个遍布全国的统计局，但是这个数字同大明人均温饱的水平线相比，出入不是很大，因此不管是户部的官员还是崇祯都认可了这个数字。
    但是想要把江南地区变成一个真正的商品经济社会，首先就需要废除各种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人身的自由权力，就不会有私有财产的独立权力。而没有私有财产的独立权力，就不可能会出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对于袁可立的疑问，朱由检原本板着的脸却突然缓和了下来，他平静的对这位刑部尚书说道：“朕又不是强盗，他们也不是肉票，朕能干出拿钱赎买罪行的事吗？
    如何处置他们，这是法律规定的事，朕身为大明天子，只会监督有没有人徇私枉法，和法官量刑是否过重。至于法律条文本身，是为天下人而设置，不是单单为了某个人设置的。因此袁尚书不必过于悲观，你身为刑部尚书，难道不更应该相信法律吗？”
    随着崇祯的开口，袁可立似乎听到了身边几位同僚放松呼吸的声音，但是他可没有这几位同僚这么宽的心，以为遵照法律就能替外面的清流官员脱身了。
    皇帝这么说，不过是撇清了他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倾向性。但是，黄立极、吴淳夫这些阉党，难道不会趁着这个机会对东林党人落井下石么。
    袁可立还在思考的时候，朱由检又继续说道：“朕让郭先生把这份预算书提前拿出来，主要是还有一件事，要同各位商议。
    首先，建立12座工业城市，必然会需要农村的富余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我们都很清楚，从国初传下来的规矩，除了士子之外，其他百姓出门都需要路条。
    如果按照老规矩去做事，恐怕这些工业城市建好了也招募不到工人。而且现在大明是田少而人多，各地的流民数量有日趋渐多之势。这些流民因为没法在当地落籍，又不能返回原籍，往往造成了地方社会上治安的混乱。
    而江南地区虽然流民较少，但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众多，这些恶少游手在街面上欺行霸市，不仅扰乱了市场经济，还使得良善百姓难以正常的生活。
    所以，朕希望，第一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要允许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打工；第二对各地流民要进行管理，安分守己的要给予落籍，对于一些犯罪者则要加以严惩；
    第三江南各地从明年开始，全面推行巡警制度，对一些危害百姓生活的犯罪团伙要坚决给予打击。特别是同这些犯罪团伙勾结的官府中人，还有地方缙绅，更是要从严从重进行打击。
    最后，朕希望对现行的奴婢制度进行改革，朕的要求是取消奴籍，把奴仆改为雇佣工人制。今后大明人不得为奴，敢以大明人为奴者，以谋逆罪论处。”
    除了黄立极、徐光启、郭允厚等寥寥几位官员没有露出较大的神情变化，其他官员到真是有些被崇祯的话语给惊到了。
    这时代的良贱之分还是很严格的，凡是奴仆之辈触犯了主人要承受打骂或是被送交官府惩治外，奴仆同主人发生冲突，是要加倍治罪的。而且奴仆之子孙基本很难脱籍，也不能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等权利。
    这些奴仆在缙绅眼中，就是如同马牛一般的私人财产。释放奴婢，在他们眼中和夺取他们的财产也没什么分别了。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北方籍贯的官员又比南方籍贯的官员要稍稍镇定一些。毕竟北方田多而人少，土地产出又不高。蓄养奴仆耕作田地，还不如把土地出租给佃农收益高。
    这也是因为奴仆的劳动积极性不高，一年耕作所得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主家又不能把他们给饿死，这也是触犯法律的。倒是出租给佃农后，拿走固定的田租，并不需要去管佃农的死活，因此收益反而更稳当些。
    至于南方因为田地产出较高，又有发达的商品经济，蓄养奴仆耕作织布，都能获得不错的收益，因此南方的缙绅富户更喜欢蓄养奴仆。
    对北方官员来说，崇祯要求释放奴仆，不过是损失家中服侍的一些奴婢。虽然有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并不是不可接受。相比起这点损失，他们更为看重的是，郭允厚说说的12个工业城市投资，足足有9个在北方。
    1千8、9百万元的投资，大部分都同这些官员的家乡有所关联，他们只要从中稍稍过一过手，便是成千上万的收益，又岂是区区几个奴婢的损失可以相比的。
    而几名东林党领袖都眼巴巴的望着袁可立，显然他们也有些失去主意了。答应了崇祯的条件，不仅自家要受到损失，还要得罪江南缙绅。但是不答应的话，恐怕东林党人今天就要先被清洗一遍了。
    袁可立是河南人，他家中的奴仆数量同样不少，老实说，如果有选择的话，他并不想接崇祯的话。
    作为东林党中几个政治能力较为出色的官员，他很清楚崇祯口上说的很好听，这些条件同对外面那些官员的处置无关，一切都要看法律云云。
    但是，崇祯可以选择他这个刑部尚书处理这件事，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同样也能把这件事交给大理寺和检察院，那两个部门可一向是被忠诚于崇祯的官员所掌握着。
    更何况，就算他们现在不接受这个条件，等到崇祯在江南地区建立起巡警系统后，他会不借着东林党案清洗反对释放奴婢的江南士绅么？
    袁可立想了半天，还是选择了屈服。他对着崇祯说道：“释放奴仆，足以见证陛下之仁厚之心。但是蓄养奴仆的制度，自隋唐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贸然废止恐怕会惹的天下沸沸扬扬。老臣恳请陛下从长计议，先制定一个妥当的方案，再行颁发释放奴仆的诏令。”
    虽然袁可立提出的建议还有些拖延时间的意思，但是朱由检却并不那么放在心上。有了这些东林党人的首肯，不仅江南缙绅反对释奴的声音会小去，即便是北方的士绅也要少去不少声音。
    他笑了笑回道：“袁尚书果然是老成谋国之言，那么国是会议先出一个决定，向天下公布。首先，大明的奴婢制度不符合圣人对于大同世界的描述，因此迟早是要废除的。朕以为这个彻底废除的时间，就定在10年内。
    但是怎么废除这个奴婢制度，要分成几个步骤废除，还是需要各位进行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