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吉自然没能从豪格这位汉学老师身上问出个所以然了，这位朝鲜的大儒可真是个不通世务的儒者，谈话不超过三句就必然要来上一句孔曰孟说，似乎离开了圣人之言就不会说话了一般。
    而索尼、鳌拜从豪格府内搜来的字纸，也并无什么违禁之处。豪格毕竟是黄台吉的儿子，不是他的政敌。因此黄台吉总算是接受了这样一个解释，在这位朝鲜大儒的熏陶下，自己这位儿子是真的信了儒家的迂腐之说。
    黄台吉虽然大力提拔汉人的读书人，又多次对宗室子弟、八旗将领劝告，要他们多读些汉人的书籍，明白一些君臣相处的道理，但是他可没想过要让满人完全变成满口之乎者也的汉人。
    作为努尔哈赤的儿子，虽然他出生较晚，没能赶上努尔哈赤波澜壮阔的前半生，但是他也很清楚一件事，满人的根基实是在于武力。如果不是满人的武功超过了汉人，满人是无法夺取辽东，驱使辽东汉人成为满人的奴隶的。
    但是汉人有一句话说的好，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当辽东在明国手中时，满人固然可以凭借武力劫掠汉人的资财以奉养自己。但是当辽东已经在满人手中之后，满人就不能继续依靠劫掠自己治下的汉人过活了，否则满清就无法存继下去。
    满人的数目，哪怕加上那些深山老林里的生女真人，也抵不上汉人人口的一个零头。因此满清想要延续下去，就必须让汉人接受满人的统治，而不是让汉人将满人视为无法沟通的强盗。
    满人从前都生活在穷山恶水之处，从小到老都要抗争大自然施加的各种灾害，还要同敌对部落争夺生存空间，可以说这是一个信奉弱肉强食法则才能生存下来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当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时虽然使用了许多血腥手段，但是那些部落民很快就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成为了建州女真的一份子。
    在满人的生活里，强者拥有一切，弱者只有选择服从才能生存下去。但是汉人却并非如此，汉人的抵抗也许不如满人激烈，但却远比满人难以统治。汉人并不认为统治就是简单的弱者服从强者，而是把统治看做了一种让所有人都好好生活下去的社会秩序。
    如果你不能给汉人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那么即便你的武力再强大，也会遭受到汉人坚韧而持续的抵抗。就好比努尔哈赤统治的末期，虽然满人的武力并没有下降，但是后金这个国家却已经差不多走到了绝境。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努尔哈赤对于辽东汉人的屠杀，导致辽东汉人进行了自发的反抗。这一时期也是东江镇势力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对待明军百战百胜的满洲八旗，面对这样一只辽东汉人组成的偏军，却不得不实施了迁民禁海的政策，把沿海地区让给了东江镇。
    正是看到了天命汗治理国家政策的失败，黄台吉登基之后才会改弦易辙，拉拢汉人中的读书人和士绅大户，依赖他们来统治那些底层的汉民，并开始逐步推行政治改革，仿效明朝建立国家制度，这才稳定住了国内的形势，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
    但是四书五经是用来禁锢汉人的人心，让他们忘记民族之间的区别，而只记住君臣名分的，不是用来让满人把自己给伪装成一个汉人的。虽然这位朝鲜大儒看起来把豪格教的很好，看起来的确有几分仁君之风，但这并不黄台吉乐于看见的。
    因此在获悉了这位朝鲜大儒待在沈阳的理由之后，黄台吉便令手下的侍卫替他去寻找遗失的家人，准予他带着这些家人回朝鲜去。以此来隔绝了，此人对于豪格的影响。
    弄明白了豪格思想变化的原因之后，黄台吉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思路上，思考着如何继续清理莽古济格格谋逆案的后患。当他下令凌迟了自己这位姐姐之后，他就没打算再放过自己的两个外甥女，毕竟这两个外甥女所嫁之人实在是太过重要了。
    豪格有身为隐形储君的地位，而岳托却是子弟贝勒中的领头人，如果这两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大清非乱套了不可。虽说黄台吉此时已经清理了敢于公开反对自己的政敌，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没有能够抗衡他的政治力量。
    不管是大贝勒代善，还是两白旗的多尔衮兄弟，都是表面臣服于他，而却都拥有各自势力的政治派系。如果豪格和岳托不服从于他的命令，除掉自己那两个外甥女，那么他们和黄台吉之间的不合，很可能就会被外人所利用，这就会令黄台吉陷入左右为难的地步。
    黄台吉若是不出手对付豪格和岳托，那么对手就会利用他们来反对自己。但若是黄台吉被迫出手对付豪格和岳托，那么他打击的却又是自己的实力，这无疑会令他的支持者出现思想上的混乱。
    不过就在黄台吉思考着如何说服豪格、岳托放弃自己的福晋时，从北镇、复州两地突然传来了警讯，义州和金州的明军突然有所异动，似乎有大举进攻的预兆。而且驻守北镇的济尔哈朗还收到了明使送来的通牒，要求沈阳方面立刻送还被扣押的四海贸易公司职员，并赔偿公司物资被没收的损失。
    黄台吉自然不会接受明人送交通牒的要求，虽然他在查封四海贸易公司仓库之后就后悔了，但是他可没打算承认自己处理此事时有些失当了。他不过是想着先拖延一段时间，等沈阳百姓忘记了这件事，再派人和这些商人加以交涉，看看能不能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解决掉这个问题。
    而明人送来的通牒就有些打他的脸了，这无疑是将整件事的责任都扣在了他头上，让大清的臣民以为，这场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他贪得无厌而造成的，这怎么能够忍受呢。
    此外，自天命汗建国定基以来，虽然后金小而明国大，但是在两国的往来记录中，一直都是后金占据上风，而明国占据下风。如今明国以高高在上的口气要求大清交还人员赔偿损失，这是真把大清当成属国了不成。
    面对这样的形势，黄台吉只能暂时放下其他盘算，开始着手修复内部的共识，团结一致对抗明国的进犯。岳托和豪格算是找到了脱离沈阳这个权力倾轧之地的办法，以缓和现在同黄台吉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人纷纷上书黄台吉，表示愿意前往北镇协助济尔哈朗抵御明军的进犯。
    黄台吉衡量了一番之后，拒绝了豪格的外出请求，而是令岳托前往北镇主持防范明军进攻的事务，令阿巴泰带兵增强复州的防御，并要求多尔衮负责同明人办理交涉，妥善处置明人通牒的事件。
    在沈阳城内因为莽古济格格谋逆一案而人心惶惶的时候，北京却正刮起了一场自然科学上的狂热风暴。这场狂热掀起的源头，来自于伽利略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地球到底有多少重量。
    这十年以来，正是大明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因为皇帝的兴趣问题，研究自然科学已经成为了新学最为重要的方向。而在这种研究过程当中，自然也就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难题。
    比如地球的半径究竟是多少？地球的表面面积又有多大？地球到月球之间的距离有多长？地球距离太阳有多远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如果不考虑历史的进程，北方新学学者研究的这些自然科学问题，同南方士人研究的各种享受事物其实都可以归于一类，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属于无用之技。
    但是如果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两者对于人类历史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却是天壤之别。当然，现在的大明人并不了解这两类学问之间的区别。北方士民之所以如此追捧自然科学，完全在于南方士人研究的享受事物普通人可享受不到，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却似乎只要智慧就够了。
    大明的普通百姓虽然觉得自己未必有这样的智慧，但是自己的子孙可未必没有这样的智慧。朝廷开办的学校不就是教授着这样的内容么，只要子孙能够按部就班的读下去，未必不能成为皇家科学院的一员，至不济中学毕业之后也能做个管事什么的，可比都圣贤书考科举的路途要平坦的多。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北京城内的士绅官僚子弟们，也开始出钱资助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不再是花钱办什么诗社文会。毕竟自然科学研究出了成果，他们就能获得皇帝的亲自接见和嘉奖，而诗社文会却从来得不到皇帝的关心。
    主持这场实验的伽利略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年轻时代的比萨城，当他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时，下方也是人山人海的居民。而这一次几乎有数万北京居民围绕在了石景山的一处峭壁下，完全把实验场当做了庙会来逛。
    实验是基于万有引力设计的＂铅垂线法＂，当伽利略接触了崇祯提出的三大力学猜想之后，便进一步完善求证了三大力学定律，并进一步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都是互相吸引的，引力大小与这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中心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计算地球质量的依据，正是来源于这条定律。但遗憾的是，虽然闹腾了三日，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山风和各种振动的影响，远远超过山体和铅球之间的微小引力，实验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数据。
    不过伽利略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他认为这只是自己没有找到正确的实验方法而已。虽然这场实验的失败让他受到了不少舆论攻击，但是崇祯还是站出来支持了伽利略，他公开表示：“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失败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就好比幼儿学习走路，如果不摔上几个跟斗，又怎么能够学会走路呢…”
    皇帝的偏袒，不仅让伽利略大为感动，更是让原本有些沮丧的新学学者们再次振奋了起来，再次投入到了对于自然科学的探索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