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天色渐渐昏暗下来，酒楼内各处的灯火也纷纷点亮了起来，而大厅内也有七、八成座位都坐上了客人。在这一席席客人杯酒密语之间，李氏酒楼迎来了一日中最为热闹的晚宴时间。
    当楼外的自然光线完全消失，只余下一片黑暗的时候，整座李氏酒楼在楼内灯火的衬托下，就好似一座金碧辉煌的天上宫殿降落在凡间一般，让人望而生叹。而到了这个时候，大厅内的士子也喝的有些微醉了，有人不免放开了怀抱，登上了大厅北面的台子，对着众人演说了起来。
    此时上台的士子，仗着几分酒意壮胆，一改白天谨小慎微的作风，说着说着就不免直接指名道姓的对朝中或是地方上的官吏批评了起来。当然根据现在京城的政治形势，十个人上台，倒有七、八人都是在控诉河南巡抚王琦的。
    这些士人咬牙切齿的斥责这位河南巡抚，批评的内容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去掉那些不能证明的琐事，这位王大人最大的罪状就是盘剥地方大户、掠夺民财和冒犯宗室这几条。
    虽说也有一二士人为王琦辩解，认为其身为河南巡抚，在当时的状况下为了保住地方上的社会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乃是从权，并不算是什么大的过错。而且对方也没把这些粮食和物资收入自己的口袋，而是拿出来赈济灾民了。因此这些上台批评王琦的士子，恐怕有些过于求全责备了。
    不过这种理智的声音，很快就被倒王派士子的声音给淹没了。这些酒意上头满腹怨气的倒王派士子，大多数人所在的家族都是今年朝廷赈灾政策中的受害者。不管是粮食配给制度还是粮食征购政策，加上向南方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对于地方上的缙绅之家来说，都是奸邪小人制定出来打压他们这些君子的恶毒之计。
    也就是朝廷中小人当道，皇帝才会被蒙蔽而颁下这种恶政。而这些小人又掌握着军队和官员任免的权力，使得他们这些君子完全无法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到皇帝面前，因为天灾也无法依靠乡里的力量去对抗朝廷的命令，这才使得大家不得不咬着牙齿让朝廷在他们身上割肉。
    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内心已经向朝廷的强权屈服了。粮食配给制和粮食征购政策等赈灾措施，虽然让士绅们极为反感，但是今年能够平安无事的渡过这样大规模的天灾，不能不说和这些措施无关。
    因此这些士人们知道，在这个时刻攻击这些赈灾政策，不仅得不到皇帝的认同，即便是士绅内部和底层平民也未必会支持他们。但是河南巡抚王琦在开封赈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却给了这些士人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王琦因为上半年反对朝廷制定的一系列赈灾措施，导致开封周边聚集起来的灾民人数超过了本地粮食的供应能力。这使得他在发现问题之后完全转向，转而实施了比朝廷赈灾措施更为严厉的临时政策，一边把开封地区的官民物资完全控制了起来，一边则对城外的灾民进行甄别。
    这样的举措虽然勉强让开封地区支撑了下来，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却等于是得罪了过去的支持者，毕竟他原本算是靠近清流及旧东林党人的一员。
    对于那些清流和某些旧东林党人看来，背叛了他们投向朝廷当权者的王琦，那可比那些政敌更为可恶。现在如果能够借助王琦一案向朝廷发泄自己的不满，他们才不在乎王琦在开封实施的那些政策到底是不是必要。
    他们只看到了一件事，朝廷若是处置了王琦，那便有可能对赈灾政策进行检讨，从而给他们机会纠正走上了歪门邪道的国策。而朝廷若是不肯处置王琦，经过他们这样一番宣扬之后，倒是能够把今年的天灾变为人祸，让受灾百姓把怒火转移到执政者身上，从而争取朝堂上执政力量的更替，为君子们上台创造机会。
    在这样的局势下，屁股重要过脑袋，于是抱着理智为王琦辩解的少数士人，很快就被同仇敌忾的倒王派士人们骂的无言以对，不得不匆匆结账走人了。看着这些支持王琦的士人灰头土脸的离开，大厅内的士子们顿时兴高采烈了起来，似乎自己打了一个了不得的胜仗一般。
    在大厅内这些士人开始喧嚣起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二楼雅座的一间包厢轻轻的关上了面向大厅的窗户。
    穿着便服的郑鄤关上窗户之后，还顺便将窗帘布也放了下来，于是大厅内的喧嚣声被阻断在了窗外，房间内便一时安静了下来。
    郑鄤回头返回座位，口中不由感慨的说道：“如今就连这些入京待考的士人，对于王韩如一案都如此群情汹汹，两位年兄都是党内俊杰，难道对于此事还要继续沉默下去吗？”
    郑鄤口中的两位年兄，正是坐在房间方桌东、北两侧的黄道周和倪元璐两人。他们三人都是天启二年的进士，私下间关系也相当不错，现在也都加入了新东林党，算是新东林党内的中坚力量。
    今日三人在这酒楼二层包了一间雅座吃酒，除了作为日常的聚会联系感情之外，还有就是对朝堂政事和党内事务进行沟通，以达成三人在政见上的共识。
    和仕途尚算顺利的黄道周和倪元璐相比，郑鄤的仕途就比较坎坷了。他先是因为上＂谏留中疏＂得罪了天启皇帝，被降两级赶回家等待候补。之后又为东林六君子作＂黄芝歌＂抱不平得罪阉党，不得不离家避祸。
    等到崇祯登基阉党势力瓦解，他预备重新出仕时，父亲不幸过世，他不得不留在家乡守孝。父亲的孝期刚满，母亲又接着过世了，于是等到他再次入京时，已经到了崇祯八年，他自己也将近42岁了。
    他的前半生除了得罪人和四处漂泊外，几乎就没干什么正经事。也亏得他的父族和母族都是官宦世家，加上和他同年的那一榜进士已经崭露头角，开始在朝廷各部掌握了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才能在远离官场近十年之后，一复职就留在了京城翰林院，而不用和那些后辈小子们一样，跑去地方上吃苦。
    不过即便是如此，郑鄤好事和心直口快的性格依然没改。就算是加入了新东林党，他对于党内同志和党外的竞争对手，也是口无遮拦，得罪了相当一部分官员。能够容忍其脾气的，也只有黄道周等寥寥几人了。
    对于郑鄤的感慨，黄道周和倪元璐两人都没有马上接话。同把人生大部分时间荒废掉的郑鄤不同，他们两人宦海沉浮十余年，自然不会如同郑鄤那般冲动，只是听了士人、清流的一些言论，就热血上头的想要声张正义去了。
    倪元璐注视着黄道周，不由试探的问道：“幼玄，你是怎么看待王韩如在开封做的事的？党内现在倒是有着许多声音，有些人同情他，有些人认为他此次就是做的过头了些，还有些人则认为其已经背叛了本党的利益。听说钱首辅也是为如何处置他伤透了脑筋，现在干脆在家养病不出了。这个正月，恐怕真是不大好过了。”
    黄道周原本还是面色平静的烫着酒，不过听到倪元璐提起了钱谦益的名字后，他眉头终于皱了皱，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后说道：“这究竟有什么难的？朝廷自有律法，当初若是直接赏其功罚其过，天下人即便有所不满，也至多埋怨几句当道诸公，过上一两年也就无人问津了。
    可这些当道诸公偏偏害怕担上这个坏名声，一天一个主意，生生把这样一件小事拖成了令朝野对立的大事。如今朝野上下各执一端，不管如何决断都有一大批人不满意。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置王韩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何让朝野上下不要就这一问题决裂，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否则天启年间的党争之祸，未必不会复现于今日啊。不知两位年兄以为然否？”
    听到黄道周提及党争，郑鄤终于有些冷静了下来，不过他很快便颇为激动的说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一次必不能再让那些小人蒙蔽圣上，让他们继续霸占住朝堂上的位置，毁坏纲常啊。
    这些小人当初联合魏阉蒙蔽先帝，对东林党诸君子进行打压迫害。圣天子继位之后，虽然放逐了魏阉等阉党贼首，但却并没有对那些依附魏阉的小人进行清理，导致这些小人依旧霸占着朝堂上的重要位置，使我东林党受迫害的诸位先贤无法平反正名，正人君子莫不哀痛于心。
    愚弟以为，如今天下人都侧目于此案，若是我们能够借此清理掉一批朝堂上的小人，那么就可以乘机推举一批有德行的君子上位。如此一来，朝中的奸邪也就没这么容易蒙蔽圣上，从而有利于为先君子们平反正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