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为熊文灿的奏疏写了节略,呈报到司礼监。崇祯皇帝看过后召见内阁首辅杨嗣昌、吏部尚书田维嘉、兵部尚书傅宗龙、工部尚书刘遵宪。
杨嗣昌说道:“陛下,花皮以开辟航路为由进入两广,这个理由在天下也不是第一次了,各地的官员也都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阻止他们。梧州之事还是康承祖断了交通引发民乱的后果,熊文灿有过失,但不是主要责任人。另外,一年来两广剿灭帮会,剿灭贼盗的功绩卓著,使得两广之地地方平定,百姓安居乐业,熊文灿也是有功的。因此,臣以为功过相抵,就不必处置熊文灿了,陛下发一份诏书,申斥熊文灿处置不当的过失,令其戴罪立功即可。熊文灿得此厚恩当知恩图报,这强似任命一个新的巡抚。请陛下恩准!”
杨嗣昌的态度是公允的,换了谁在那个位置上也不能做得更好了。如果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就像康承祖那样,后果更加糟糕。
崇祯也不打算处置熊文灿,熊文灿在福建任上收服郑芝龙有大功,到了两广又平定了刘香,这两份功劳为崇祯一朝添了很光彩的一笔。帮会势力在任何统治者的眼里都等同于贼盗,甚于贼盗,熊文灿剿灭帮会也是有奏报的,的确干的很漂亮。这都说明熊文灿是有功之臣,贸然处置熊文灿会让臣子们寒心。因此,崇祯说道:“准了,内阁拟一份诏书,呈上来。康承祖如何处置呢?”
杨嗣昌说道:“陛下圣明!依臣之见,康承祖应给予惩戒,下旨斥责!但是刑罚就免了吧,让他留吏部反省待用。康承祖失陷城池,罪过深重。但是他也是出于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只是谋略错误。在这乱世之中,康承祖的忠诚可嘉,也是弥足珍贵的。请陛下恩准!”
杨嗣昌这是典型的和稀泥了,左也好,右也好,大家都好。不过他的话,崇祯听着舒服,毕竟眼下忠臣难能可贵,他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忠臣。失陷城池的主官是死罪,罪过还是不轻的,不杀、不关,也要有其他的惩戒措施。
崇祯说道:“朕念他忠君之心,就下旨斥责,罢官回乡吧。”
崇祯没有说“永不叙用”这四个字,那就是还有启用的余地,与留吏部后补也差不多,已经很宽大了。
杨嗣昌说道:“陛下圣明!”
崇祯说道:“杨爱卿提出‘厚民、富国、强兵’之策,其理由、利弊如何?当如何实行呢?”
这是崇祯召见的关键所在。
杨嗣昌说道:“厚民就是厚待黎民百姓。我们的律法、祖制弊端很多,短时日求改变是做不到的,只能慢慢的改,但是,在此之前,改善民生却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官员、军队应该把厚待民众列为第一条,在现有的规制之下尽力的保护民众。第二是富国,就是要我们的官员把农工商放在心中,为繁荣农工商出力,而不是排斥工商,更不能把从事工商之人当做下等人对待,朝廷考核官员就要看他能不能改善地方的经济。第三是强兵,有了花皮的比较,现在的人们应该知道强兵之重要了,也应该知道‘奇淫技巧’‘雕虫小技’的话太迂腐了。
这几条做起来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官员去做,这就有了一个整顿吏治之说。天下的官员成千上万,还有我们各种不同编制的军队。整顿吏治、整顿军队是很难办的,即便整顿过了,谁又能保证不再反复?为此,我朝廷要利用眼下的言官制度监督天下,先把言官管起来,小事管不过来,就先从大的恶性事件入手,凡是严重的侵犯了黎民百姓的、不能鼓励工商反而侵犯工商利益的、军纪败坏、祸害百姓的、毫无战力的军队。对于这几种严重的事件,要求言官能够及时的发现,发现了就要派出朝廷的大员,派出京师的精锐禁卫军,强力整顿,追究责任,严惩罪犯,整顿军队,无用的军队则彻底遣散,重新招募。
每个月都要整顿几件案子,每一年都要有进展,我们的局面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此外,我们的大明日报也要利用起来,让他成为我朝廷的喉舌,把我们朝廷要做的事,惩办的案例,政绩优良的官吏等等,都要广告天下,让天下的士绅百姓们知道去恶向善。”
杨嗣昌的这一通长篇大论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其中的很多思想放到前几年都会被当做异端邪说,比如提高工商的地位问题,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的天下形势大变了,不执行这样的改革,那就只能等死。严峻的形势逼迫他们必须改革。
重视民众这一条就是被联省逼迫出来的,只要有民乱的地方,有侵犯百姓生命财产的地方,国防军就会做出反应,结果就是朝廷丢失土地,丢失人口。
另一方面,杨嗣昌没有提出制度上的任何改革,他只是说应该改。如何改,一个字也没说。因为任何的制度改革都会触犯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杨嗣昌很聪明,这些改革让皇帝自己看着办吧!比如,遍布天下的朱家王爷,他们已经成为朝廷的严重负担,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在联省的范围内就有不少的王爷,联省也没有动他们,但是前提是守法,守联省的法,不守法的则会遭到严厉的打击,就像河南洛阳的福王。原来省、府一级的地方官府应支付给王爷的补助,联省的一方则拒绝支付,原来朝廷免掉的赋税、劳役联省则照样征收。联省不动这些王爷,也不会养着这些王爷,他们的俸禄还是南京朝廷出银子,这些负担都压在南京朝廷的财政上,数百名的王爷的确是不小的负担。
杨嗣昌也没有说梧州事件应该如何的处置,其实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朝廷没有办法夺回梧州,只能设法保住其余的地方。
如果杨嗣昌的六字真言能够实现,哪怕是部分实现,的确朝廷可以保住更多的土地。除非两家翻脸彻底开战,那就另当别论了。
此时的崇祯,从思想上是能够接受杨嗣昌的建议的,但是他没有改革大明朝弊政的魄力。例如:减租减息、官绅一体纳粮、打破王爷爵位的世袭罔替、废除部分王爷爵位、减少王爷的待遇等等,这些他都做不到。杨嗣昌的改革建议恰恰没有提到这些具体的问题,这就是杨嗣昌的聪明之处。于是杨嗣昌的改革得到了崇祯的批准。
事关重大,有关整顿言官的问题、整顿军队的问题、军火工业的问题。与吏部尚书田维嘉、兵部尚书傅宗龙、工部尚书刘遵宪一起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其中特别批准把大明日报划归内阁直接管理,置于杨嗣昌的管辖之下。朝廷的这个喉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能发挥作用,杨嗣昌很重视报纸的作用,他要把报纸当做他改革的得力工具。
朝廷的这次不彻底的改革,很明显是受到了联省的影响,或者说是向联省学习。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让时间来检验吧。
......
十月底,孔胤植来到开封,他是为了治理黄土高原之事。
由于泾河的治理见到了成效,更大规模的黄土高原的治理就提上了日程,联省的工部已经筹划了数月。这么大规模的治理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力、财力、物资都要统一的调配,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计划应该是严密的,预计明年春季第一期的工程即将开始。
这项工程耗资巨大,河道慈善会当然不能落后,衍圣公孔胤植把治理黄河当做大事,他在中华日报上就发表过几篇文章,论证、赞扬黄土高原的治理。他来到开封就是与联省的工部协商,他的慈善会出那些力,出多少资金,如何监督慈善基金的使用等一系列的问题。
孔圣人与工部的事情很琐碎,我们就不要管他了,督军朱万化的接见却引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不要急,听我慢慢的道来。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而儒学又被中国历朝历代尊位国教,因此衍圣公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精神领袖。现在他又兼着大明最大的慈善会的会长,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因此,他每一次到开封朱万化都要亲自接见的,并且接见的过程要登载在中华日报上,那也是大明的重大新闻。
朱万化接见衍圣公就只能在小会议室,朱万化坐主座,孔胤植坐客座,下面有相关的官员陪同。总之要平等代之,不能在政安殿坐在高高的王座上。
这种接见不过是隆重的场面,互相吹捧,没有多少有营养的内容,我们也就略过了。
送走衍圣公之后,朱万化的大脑中不断的反映出“精神领袖”几个字,结合着近来一直困扰着他的进爵问题,平定天下,推进宪政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反复的纠缠,终于灵光一闪,一个奇特的念头闪现出来——虚君立宪!
“虚君”就是有一个虚拟的君主,立宪,就是国家是立宪的体制。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都存在着君主——皇帝,这个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就是说中国不能没有皇帝!没有皇帝就缺少了心中的偶像,缺少了效忠的对象,也会滋生出不少的野心家,不断的上演着“秦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的故事。宪政与皇权是矛盾的,哪一个皇帝放弃了权力心里也不舒服。如果有一个精神领袖,有一个根本就么有权力欲望的皇帝放在那里,那么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衍圣公就是这个精神领袖,到孔胤植这一代已经传了六十五代,他们的地位超脱,应该说是权力欲望最小的人物,把虚君的原则写进宪法,公之于众,衍圣公们应该不会谋取实权。他们的社会声望又是最高的,尊其为皇帝,天下人都认可。从民心上说,那是绝对的民心所向,反对的将是极少数。假如有人用反对孔胤植这个皇帝的名义造反,天下的民众是不会响应的,造反者反倒把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于天下。因此这是个极佳的虚君人选。
对于朱家来说,原本还有一个担心让出皇帝的位子给别人,以后会遭到报复的问题,但是立衍圣公做皇帝就不必担心了,衍圣公是不会报复朱家的。凤阳朱家没有了皇帝的位子,没有权,也就谈不上报复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朱万化想到这里很兴奋,终于有办法了。
实际上,朱万化一直不愿意登上皇帝的宝座,他能保证自己不干政,做一个遵守宪法的皇帝,可是他能保证子孙后代么?不说别人,对朱钰他就不放心。后面的皇帝随时有复辟的可能。
在此之前,他之所以同意了夺取皇位的谋划,还是担心他的家人、部下遭到残酷的报复,担心崇祯皇帝不能坚守宪政到底,崇祯或者崇祯的子孙们是会时刻以复辟为己任的,他们要是不复辟那倒是意外了。
现在有了新的办法,他第一个想商议的人就是朱大典,朱大典的思维敏捷,多谋善断。这么大的事情,多一个人商议,就会少一分漏洞,这些年来朱万化已经习惯于把朱大典当做自己的智囊。再者说这种高度机密,高度敏感的决策,除了朱大典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议。
朱大典的态度会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494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