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工人都无法
    在急速匆忙的情形下把工作做好。
    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
    ——乔叟
    也许你可以放心地抚摸金子，但是
    一旦它粘住了你的手，它就会
    损伤你的皮肉。
    ——乔治·赫伯特
    诚实的人尽管贫穷，
    但他是人类真正的国王。
    ——彭斯
    正直和诚实情同手足、密不可分，正直就是诚实，诚实也就是正直。诚实本身尚不足以塑造一个伟人，但它是伟大的品格中最重要的因素。诚实的人使雇主放心，并且使受雇于他的人充满信任。诚实是坚持原则、人品正直、独立自主的核心要素，是每个人的第一需要。完全讲真话对现在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都更必要。
    说谎，通常说来，连说谎者本人都要贬斥它。他会强辩说自己在讲真话，因为他知道真实普遍地受到尊敬，而谎言无论在哪里都要被谴责。说谎不仅是不正直的表现，而且是懦弱的兄弟。“要勇于说真话”，乔治·赫伯特说，“任何事情都没有撒谎的必要，危害最深的说谎者是那些所说的话总和真实情况沾点边的人。他们绕着圈子来表达，而没有勇气说出真相，于是说出的话其实就是假话。半真的谎言是最坏的谎言。过着戴面具的生活其实近似于在言语上说谎一样恶劣。行为和语言一样能清晰地反映一个人的品格。行为卑鄙的人表里不一，他并不按照表面上相信的原则做事，过着两面派的生活，但他也需要诚挚和真话。真诚的人说自己想说的话，相信表面上相信的东西，像公开表白的那样去做事，并实践自己的承诺。
    “另一类实际情况也是常见的，”斯波谨先生说，“有些人随心所欲，还有些人狂热地鼓吹和平，或者对肆意的行为过于放纵。我们现已知道，那些为慷慨作辩护的人自己往往却十分吝啬。我们听说过对‘真实’非常在意的人——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却在生意往来中，或在关于他们邻居声誉的事情上，或在家庭生活事务中并不尊重事实。”
    说谎是最普遍、最惯常的恶习，它在所谓的“社会”中十分流行。“不在家”是对一个访问者最时尚的回答。说谎在人类事务中成为如此必须加以贯彻的原则，以至于人们心照不宣地采纳它。一个谎言可能被认为是无害的，或者是微不足道和非故意的。几乎没有谎言是共同的。无论多么宽容，对每一个思想纯洁的男女来说，说谎终归令人憎恶。“谎言，”拉斯金说，“可能是轻微的，或是偶然的，但它们是浓烟中的灰尘，如果我们不仅仅只关注最大、最黑的烟尘，而是把一切灰尘清扫出我们的心灵，生活将更美好。”
    “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对外说谎”过去常常是外交官们的座右铭。然而，一个人应当比重视生命更重视他的诺言。当迦太基人让他们的囚犯雷古卢斯（？—公元前250年，罗马将军，公元前267—前256年任执政官）由特使护送到罗马寻求和解时，条件是如果和平未能达成，雷古卢斯应当回来继续坐牢。雷古卢斯发誓说他将会回来。到达罗马后，他要求元老院议员们继续坚持战争，并不同意互换俘虏。这牵涉到他要返回迦太基被囚禁。元老院议员们，甚至大主教都认为他所发的誓言由于是被暴力胁迫所做出的，不一定要遵守。“你们决心要损毁我的名誉吗？”雷古卢斯说，“我并不是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死亡和折磨，可是由于不光彩的行为而造成耻辱或者由于负罪的感觉而受到伤害，我将无法容忍。虽然我是迦太基人的奴隶，可是我还有罗马人的精神。我已发过誓要回去，回去是我的责任。让神保佑其后的一切吧。”雷古卢斯返回了迦太基，并受尽折磨而死。
    “他将会生活得很愉快，”柏拉图说，“回归真实，从此以后他将不必再痛悔。”让我们再引述马喀斯·阿利琉斯皇帝的一段话，“品行不端的人是对神的不敬；由于大自然已经使有理性的动物学会了互相关照，出于本性而互相帮助，但决不互相伤害。那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人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其罪过无可掩饰。那些说谎的人在同一个神的面前也一样是有罪的，因为无所不包的自然的一切事物和自然存在的万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个无所不包的自然的名字就叫“真实”，并且是产生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一个故意说谎的人犯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欺骗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一个不是有意撒谎的人也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与自然为敌而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他站在了与真实相反的一边，即使他已经从自然中获取了力量，但他忽略了这力量现在不能再辨别真伪。实际上，一个只知道追求享受逃避痛苦的人也一样犯有对神不敬的罪过。
    真实和正直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赋予一个人公平处事的品格，使生意人诚信可靠，使人们不会利用特长瞒上欺下。正直是真实的最坦率也最谦逊的证明方式。给足尺寸，不缺斤短两，样品真实，服务周到。严格履行责任，对任何一个人的品格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举个普通的例子。塞姆·福特抱怨一个小饭馆给他的啤酒不够分量。他把店主叫来，对他说：“先生，请问，你一个月能卖几桶啤酒？”“10桶，先生。”店主回答说。“那么你希望能卖11桶吗？”“当然，先生。”“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办，”福特说，“把分量给足！”
    但这个例子所能说明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往往抱怨缺斤短两以及掺假的商品。要买的是一样东西，但拿到手的却是另一样。但是商品总是要卖的，如果有利可图当然更好。当卖主认识到这一点时，顾客已走到别处去了。许多年前M。李·皮雷访问英国时，发现那里的制造商很有商业道德。“他们展示的样品，”他很欣赏地说，“和他们托运到国外的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非常精确地一致。”
    现在他还能说这话吗？关于制造商的堕落——装载的棉花里掺杂着陶土、淀粉、镁和锌，难道我们没有在公共法庭上听到过吗？我们曾看过装船，因此知道实际运的是什么货。棉花发霉变色再也卖不掉。霉菌是一种真菌，一旦淀粉变得潮湿，就在其上生长起来。中国是英制棉布的许多大市场之一，但是自从霉菌出现，与中国的贸易就绝迹了。
    中国有句谚语是说“变戏法的不骗敲锣的”，中国人像我们一样也是行骗的行家能手。他们把铁屑放在茶叶里，并用水浸透丝绸，因此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是在欺骗别人。“后果是，”在基福的英国领事说，“我们的纺织品落下恶名。美国的钻机虽然比英国的要贵40％，但是正在把英国货赶出市场，我们不再被信任。英国牌子过去是货真价实的保证，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印度的情况也一样。英国棉布不能洗。当陶土和淀粉被洗涤干净时，棉布变成了破布片。印度人种植棉花，他们是聪明的工匠，有灵巧的、富有创造力的手指，纺出的线像曼彻斯特的工人纺出的一样光滑。印度的资本在积累，许多工厂已经建成，现在印度人可以为他们自己而生产了。
    在工业制造区，所有这些都无人不知，并在公共集会上广为谈论。变更尺寸、用淀粉处理、在棉布里掺上陶土，任何一个地方都知道这种勾当。麦勒先生公开谴责在商品中掺假的制造商。他们似乎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是傻瓜。他提到一位工程师的例子，在他穿越印度洋时，披着用麦斯林纱装饰的穆斯林头巾。“它是英国产的吗？”有人问他。“不，它产自瑞士，英国货弄得我手指黏乎乎的，很讨厌。”这说明了我们是如何丢掉我们的生意以及怎样碰到倒霉时光的。
    美国的棉制品在伦敦、曼彻斯特及其他北方地区销售，相当有利可图。印度的棉制品销往中国、澳大利亚，尽管孟买的纱线比英国的原纱价格要贵。但现在，印度本地的棉布产量已经相当于曼彻斯特销往国内外的产量之和。这难道不是令人吃惊的事实吗？我们现在正对我们的工匠进行技术培训。而如果有了欺骗与说谎，技术培训又能顶什么用呢？一位年轻的妇女买了一轴标为250码长的棉线，当她实际用时发现只有175码长，那么她会怎样看待国人的信誉呢？
    公众、公共道德和政治原则的堕落是无可否认的。当杜庞男爵约百年前访问英格兰时，他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那些勇敢、智慧、生气勃勃的商界人士。“支撑他们国家工商业霸主地位的不仅仅是勇气、聪明和活力，这远不是他们的才智和节俭所能达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诚信无欺。一旦有一天，英伦三岛的市民丢掉了这些传统美德，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虽然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保护，在外交上有远见卓识且积极地拓展空间，政治科学无比精深，但是它的贸易船队将逐渐衰落，从各个港口被驱逐回来，终将很快地从如今铺满黄金的海面上消失。而正是靠着大海，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这3个王国以工业品换取了这些金银财宝。”
    寻找规避之法无疑是对竞争的敏感反应，也是对政府在通向自由生产之路上设置的障碍的应对之策。制造商被各种严格的法律束缚住手脚，其中有些法律很有进步性，例如把妇女和儿童从煤窑工场中解放出来以及缩短劳动时间等。但是工厂法似乎有些过分。肯特森先生在利兹说，在工厂法案通过后，国内的几家工厂差点都倒闭了。比利时从英国引进了小尺寸的钢铁棒材的生产，因为在生产中可以雇佣年龄小的男工。小型引擎曾经是英国外贸的重要产品之一，但现在都在法国和比利时生产。他指出，通过这种方法，国会正在使英国的各种行业绝迹，并且由于这些行业要自行承受损失，不公平的程度更加扩大。另有人在一次会议上说，虽然在兰开郡遍布工厂，但他的公司却从比利时进口铸铁，因为那儿的价格比英国更便宜。
    工厂主们不仅深受法律束缚之苦，更饱受罢工之害。每当生意刚有些起色，工人们便开始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工厂被关闭，炼铁炉被倒空，建筑停下来，一切陷入停顿。我们把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会都抛在一边，而外国人却利用我们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大发其财。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看成天生的敌人，这不仅是不幸，简直具有毁灭性。
    但是工人们制造出产品的质量又如何呢？当人们在工作中倾尽心智之时——也就是他们以产品质量为荣之时——他们的工作就如乔叟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但现在又如何呢？磨洋工一样工作——不用技巧，不加用心，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后果呢，隧道常崩塌，铁桥常垮塌，大楼常倒塌，房子建造了一半以后再也没人管，排水渠闸没修好就置之不理，传染病到处蔓延。哦！这些粗心大意缺乏责任心的英国工人！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使得我们的生活像街道的灰烬，毫无生气。干完工作后，你就不再关心完成得究竟怎样。在工作中你没有尽力，没把自己的精力真正投入进去。工作毕竟做完了，你就马马虎虎囫囵交差。所有这些不正直的、不光彩的行径，可鄙的英国工人！这将作为你们自己的缺点书写耻辱。在无知中长大，你们所受的教育中缺乏同情心的培养，仿佛这个世界都是在和你们作对，然而你们忘了，它也时时给你们以关怀。
    所有不尽心尽职的工作都是在撒谎，是彻头彻尾的不诚实。你为做好一件工作而获得报酬，但实际却做得很糟。也许再掩饰一下可以勉强看得过去，但事情往往在无可补救时，过失才会被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只要事情还在这样继续下去，谈论劳动者的尊严或所谓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都是徒劳的。在没有诚实劳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劳动者的尊严。尊严不可能存在于空洞和玩弄手法之中，而依赖于实在和力量。如果今天的工作在所有方面都比我们的父辈那时要粗糙、浮夸得多，那么尊严从何而来呢？尊严只能来自于热心和竞争，以及想要快速致富的心态。
    甚至波利尼西亚人也看透了我们，当帕特森主教在传道的过程中途经南洋岛时，他发现当地人拒买我们的商品。“只不过是不值得佩戴的华而不实的玩意儿，”他说，“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毫无价值。给他们的东西不论贵贱，哪怕价值一个先令，也一定要物有其用。例如，一把制作粗糙的单刃刀子，他们花一个先令买下来还很满意。但是如果一把刀子有6个刃，他们几乎会马上扔掉。”所以利温斯通博士发现非洲居民不愿买英国的铁器，因为它“无用”。
    苏格拉底阐释了一个人下决心要以身作则而力求完美是多么有用和了不起。因此，如果他是一个木匠那他将是最好的木匠；或者，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也将是最出色的政治家。这样的话是用来说明他达到了真正的成功。这样的木匠，苏格拉底说，将会赢得木工业的桂冠，尽管这桂冠是由刨花做成的。
    再看一看韦奇伍德的例子，他具有真正的工人的精神。虽然出身低下，但他在尽全力做好工作之前从不自满。他尤其看重其工作的质量，看是否满足别人的需要或受别人欣赏。这是他的力量和成功的源泉。他对低劣的活计不可忍受。如果做出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设想，他就会挥起棍子把器皿打碎并扔掉，嘴里还说：“这不是乔治·韦奇伍德做的！”
    当然，他会尽最大的细心追求尽善尽美，比如注重几何比例、上釉、造型和修饰。他可以为某些效果的改进而毁了一炉又一炉，并从屡次失败之中学到了完美。他发明并改进了几乎每一样工作中用到的工具。在工作台上与他的工人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他是一个华丽的成功，其作品即将展出。
    另一个可以提及的例子是一个真正正直勇敢的伟大的承包商的事，那人是托马斯·布拉塞。即使当敷衍塞责普遍流行时，他也总是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诺言和工作。当有27个拱的巴润廷高架桥快完工时，在一场大暴雨之中由于湿重不能承受，整个桥全垮了。这场灾难的损失达3万英镑。
    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承包商都不必负责。因为他已经一再反对在建筑中所使用的材料，法国的律师们坚持认为他的反对使他免于负责。但是布拉塞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已经签下合同要建造并维护这条路，法律也不能使他不履行他的承诺。于是布拉塞先生自己出资重建了这座高架桥。他的一生是我们能提供给这代人作为榜样的最崇高的范例之一。
    我们既有得意的时光也有倒霉的时刻，但结果总是一样的。我们几乎不考虑未来。只有当没有金钱来满足私欲时，我们才想到节省。布雷德夫德的一位企业家最近说，大约五六年以前，我们处于商业繁荣时期，商人阶层的脑袋几乎要发昏了。每个人都在迅速致富，并且他们非常倾向于攒钱，以至于他们似乎认为能赚的钱是没底的。劳工阶层也共享了繁荣，他们像他们的雇主一样失去了理智，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并且一度达到了要求。限制产量，并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他们从劳动中得到的报酬越高，劳动就越倾向于减少。但是，萧条时期接踵而至，那些罢工和联合的努力不可能饿着肚子再搞下去。他对工人说，如果他们希望回到美好的日子，必须正直、诚实地尽职尽责，改变现在工作中偷懒的习惯，并且尽可能地不仅仅是为金钱而工作。
    在爱丁堡郡的一次工人协商会议上，一位发言者历数罢工的好处。“我的理论是，”他说，“出尽可能少的力，拿尽可能高的工资。”假如这个理论能成立，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将会出现大幅滑波；工人们变得游手好闲，无法胜任工作，而不尽忠职守。另一位发言者持相反的观点。他说，“为了罢工而组成联盟是极其不道德的。有一天，人们在爱丁堡的大街上看到一个人。他独自走着，很慢而且很惬意。一个小孩儿路过这里，对他说：‘你今天过得很自由自在。’‘这是我主人的时间。’这人回答。”他接着说，“这个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罢工制度下，雇主的损失就是他们的好处；整个制度的结果就是，做好任何一件工作都将成为不可能。”要是工人们能够看清他们真正所处的位置就好了。他们现在正在和整个欧洲大陆及美洲的工人竞争工作职位。过去人们常认为英国劳动力的高素质将会在外国竞争者面前保持优势。尽管曾经可能确实这样，但现在这一优势却彻底不存在了。我们最好的机械所具有的优势外国人同样拥有，并且是最新改进的技术。他们现在为自己生产机器；已经学会像英国的操作工一样快速地工作；学会在星期日像在星期六一样上班。在法国，他们一周工作72个小时；而在英国，工人一周仅工作56个小时。但国外工匠的工资要比英国的低25％。而英国工人完成得并不如在法国工人那么好、那么诚实。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又如何能坚持竞争下去呢？法国和德国的棉制品长驱直入英国，而我们的产品在缺乏责任心的情况下到达不了法国和德国的港口。我们丧失了曾一度拥有的贸易垄断地位，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拥有了。我们棉制品的销路很快将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并且如果产品不能做到物美价廉的话，也将被法国和美国的纺织品驱逐出市场。任何一种其他商品都面临同样的境况。
    郝来沃克先生在驳斥工联主义的错误时，道出了什么是正确的精神。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疑，这也是工人阶级中精英分子的观点——关于有同情心的责任，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真诚相待。“回首这14年来我作为一个工人的经历，”他说，“假如保证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使我在年老力衰之前有一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假如我可以自由发挥而把工作做到最好，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自豪、品位和性格融入到我所做的手工艺品中去，并且我有理由保证在退休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诚实认真的心态，我现在将以这种心态与人交往。我将会成为雇主的朋友；他的好名声就是我的骄傲；他的利益也就是我的利益。他会非常细心并会得到真诚待人的报酬——利润。而我呢？将舒适愉快地学习和钻研技术。”
    毫无疑问，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条件，和愿意工作且能圆满完成工作的劳动者。但我们需要的是优秀的而非敷衍马虎的工作。我们有反对得到法定工资的罢工，但没有反对劣质工作的罢工。我们需要的是更优质的工作而非更长的工作时间。那些使英国货在世界各大市场中丢脸的工人是不正直、不诚实的。“工作，”郝来沃克先生又说，“没有什么乐趣，因为它不带来光荣。对雇主来说，找到一个甘愿把工作干糟的人应当是不可能的。它是对诚实劳动的一种犯罪，是对买主的欺诈行为。没有什么比如下的事实更能直接说明手工业的不公正状况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来支持一个拒绝接受低工资的工人，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是公然救助一个拒绝不诚实劳动的工人。”如果让这一切继续下去，那么世界上的科学和技术学校将不再承认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商业国家。
    同样的呼声来自美国。“密苏里以西没有上帝”这句谚语在那里处处得到验证。万能的美元是真正的主宰，对它的崇拜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萨克拉门托的一篇文章说，“美国人是一个热爱金钱和制造金钱的民族。没有女王或贵族来约束他们，他们的贵族就是金钱。”对财富的渴求超过了其他一切考虑，商业欺诈不是例外而是规则。在提供的粮食中掺假不惜制造毒害；甚至用便宜的材料制成有毒的药品；卖假冒的毛料制品；用胶合板当实心木材出售；用劣质砖块和灰浆以及还在发绿的木材建成简陋的窝棚还把它们叫房子。是的，我们是如此在每一桩生意中掠夺和欺骗周围的每一个人，并且因为专注于赚钱，以至于没有时间使自己免遭明显的欺诈，反而安慰自己要向前看，并靠欺诈别人来弥补损失。我们为自己的国民特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直、诚实的民族意识正在迅速地泯灭。相反，在那些由帝王统治的蒙昧而落后的国家，正直和诚实使人们生活得比我们还要好。在那里，欺诈被看作是犯罪，而冒名顶替者一旦被查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落后于时代的旧式国家中，没有美国独立日，没有华尔街，没有鳕鱼或冒牌贵族。他们无所谓这个事实。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使每个人有权欺骗近邻并拒绝赔偿。说得奇怪一点，美国人开始认为，工作的坏处和不自愿做好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教育系统的结果。每个人在成为体力劳动者之前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美国人再也没有学徒也没有仆役。当然我们并不是毫无依据地这样说。曾经有一位作家在《作家月刊》中提到，“美国人在他们的教育系统中塑造了一个神，说它的任何坏话都是背叛。任何一个对其价值抱有怀疑的人被当作危险人物加以教育。但是我们不妨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事实：在人们为进入工作生活作准备，尤其是那种依赖于手工技巧的工作时，这种教育却是个明显的障碍和败笔。它只能使人一知半解、华而不实，仓促接受并未消化的东西。”
    文章的作者说，老的学徒体制现在已经基本废弃不用了。孩子们通过学校受到教育，不能再到某一行业当学徒。因此许多手工工作都由外国人干了。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凭着受教育时的聪明才智有一个成功开端的年轻人，再也没有靠灵巧的双手在普通的雇佣生活中挣碗饭吃的想法。他对体力劳动不再感兴趣，他要么找份轻松的工作，要么靠自己的才智生活。（注：“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为恢复学徒体制而进行普遍的努力时，我们的回答是，在这条道路上有一头可恶的狮子，这就是协会。它虎视眈眈。一位钢琴制造师抱怨说，他召不到足够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原因是他的雇工都属于一个协会，该协会控制着他被允许带的学徒的数量指标。他们把这个指标减少到一个人，当然这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雇主也对此无能为力。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从国外雇佣受过培训的熟练工人。简言之，整个国家的协会之间存有一个共谋，就是使美国的男孩子们不能进入有用的行业。工业教育处于如此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体制的禁令之下，那么，它应当早就该被法律的强有力之手推翻。当普通的学校把大多数学员从手工业拉走的时侯，那些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却没有这样做的自由，因为一个强大的协会军团牢牢挡住了去路，雇工像对雇主一样受他们控制。”）
    在一株浓密的栗子树下，
    那是村里铁匠的工作台。
    朗费罗如此说。村里铁匠的工作台不再有了。当阿姆斯特朗，一位有色人种的汉穆坡顿学院的将军，到北方去寻找铁匠时，他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可以雇佣。每个铁匠都是爱尔兰人，并且他们的下一代，每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再也不会接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位纽约牧师，他拥有个大家庭。最近，为纠正这种趋势，在布道坛上宣布他打算让他家庭里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学一份手工职业，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谋生。富裕和贫穷都是在相似的职业教育中产生，如果可能有技巧的话，都尽量被传授；富人很可能变穷，正如某些穷人将会变富；如果一种教育没有使人学会在一生中照顾他自己和依赖于他的人，那么这种教育就属于失败。
    生意难做，在很大程度上难道不是由我们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吗？在账房那里，二加二并不总是等于四。有多少诡计——丝毫谈不上正直——被用来比别人更快地赚钱哪！大多数人并不是依靠耐心细致的工作过着适度的生活，而是想在一夜之间暴富。这个时代的精神不再是商业精神，而沦为赌徒心态。时代的脚步太快，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人停下来询问一下那些已经被甩在后边的人。他们被强加于竞赛中，而财富上的竞赛是为跑得快的人准备的，他们的信仰就在于金钱。我们的不幸与商业中的赌博和欺诈的罪行之间、与社会的奢侈和空虚之间，以及与广泛的冷漠和苦难之间的联系，其实没有必要由哪位先知指出。
    “我的儿子，”一位父亲说，“来到这个世界，可能会误入歧途；但是如果他真的走到那一步，我希望他宁肯骗人也不要被骗。”另外有人说：“如果能正当地赚钱，就正直些，但假若不能，就不择手段。”第三个人说：“正直要比不正直更好，但我对两者都讨厌。”当然，我们引述这些话是为了说明对待诚实和正直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同，但在商人阶层中是否存在占优势的更高的行为准则，则令人怀疑。一个年轻人开始步入商界，他小心谨慎然而步履安全。虽然获利的可能极小，但行为正当。“一个诚信的人将获得保佑，但假如他厌恶致富则是有罪的：他有一双容易使别人遭殃的凶眼，并且没考虑到贫困可能就在后边跟着他。”在大型商业城市，年轻人惊诧于商界领袖们头上的荣光。每一扇门都向他们打开，他们被认为是巨富，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举办舞会、聚会和宴会。他们的房子里满是最伟大的画家们的作品；壁橱里装满了最名贵的葡萄酒。他们谈论的话题却不那么宏伟，葡萄酒、骑马或价格经常挂在嘴边。他们似乎在由大量财富堆积起来的金色海洋中尽情遨游。
    年轻的商人常常因为这些成功的范例失去自我控制。除非意志坚定的勇敢者，否则他们易于循蹈前人的足迹，第一笔投机买卖或许就能做成。这个成功又会被他人模仿，从而在对财富的渴求下，一步步走下去。行事变得毫无道德观念，肆无忌惮。在折扣市场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债券。为了维持信誉，他们花更多的钱买名画，甚至给慈善团体捐款。先前，贪婪而不走正道的人靠暴力从他人那里掠夺财物；现在，他们靠欺骗性的破产来掠夺。先前，每一个意图都是公开的；今天，每一件事都是秘密的，直至最后一件事发生导致一切暴露。企业主破产了，债券一文不值，名画被卖掉，胆小的人到处躲避可能找上门来的债主。
    在一个破产案中，从账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笔值39000英镑的账单花在了孤儿院和慈善机构的身上！在一次债权人的集会上，一位发言者说，“在会计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家公司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大量收购资产向外扩张，并延伸到东方市场。当他们无钱还债陷入绝境时，还在坚持做不计后果的生意，我敢打赌这是为了公司恬不知耻的财政目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筹款’。虽然资不抵债，但他们仍然慷慨无度地对待慈善事业的行径令我震惊。这使我想起我们的一位主教（在曼彻斯特）的提示，他说我们中有些人从他们不干净的获利中拿出一部分钱筹修教堂，想以此铺好通向天堂之路。”
    有谁不知道呢？由于投机和欺诈而破产的银行，其后果是造成所有债券持有者的财产损失和家庭毁灭。席勒说：“胆敢盗用一百万，绝不是像偷窃一只皇冠那么简单；当小罪过减少时，真正的罪行却大行其道。”近年来，盗用一百万已经不再被视为令人震惊的事了。现款从银行储蓄中提出用来买铁路股份，或在远方殖民地买土地。由投机造成的繁荣假象，通常的结果就是毁灭性崩溃。然后，“银行破产”和危机终结，男人们受欲望驱使而发疯，女人们祈祷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拯救。
    可怜我们吧，上苍！我们五人在此祈望，
    六十年已过，仍像孩童一般耽于幻想。
    恐惧和忧伤，无时无处不在啊——
    善待我们的寡妇，远离不幸死亡。
    他们不再多等一会儿吗？在我们不会把他们留得太久之前。
    即使艰苦的生活，依旧流淌勇敢的欢唱。
    只愿留下那座古老的房子，因为往日的回忆深锁。
    为了可怜的房子，我们！宁肯要墓地的祥和！（注：沃特·C。史密斯博士，这几行诗的作者，出现在爱丁堡的一次集会上，他说，他收到了一大堆关于银行破产的信件。有一类记者爱问他，当他看到自己被不干净的钱财弄出一大堆麻烦时，怎样做到转变信仰。他说，当前的灾难不幸地给他的伙伴和他自己带来一大堆苦难，他对于一个几乎毫不同情他们同胞所受苦难的宗教并不怎么感兴趣。可能已经发生在他们这些诚信的人中间的欺诈行为，使他感到羞耻，但是他希望亲爱的祖国能够保持清白、正直并走向繁荣，并且在比以前更纯洁、更健康的气氛中进入生机勃勃的工业时代。他被问起这5个老姐妹的例子。5姐妹中大部分都读过书，是否确有其事很难说。这是件真实的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在银行破产9天后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女士时的情景。在那段日子里，厨房里没有煮过一顿饭，衣服从未离过身子，她们甚至没有在床上躺过一次，茫然不知所措，惊诧不已，喃喃地盼望着仁慈的上帝能够降临并把她们从即将到来的苦难中带走。）
    人们已经富裕了，但急切地想变得更富。在疯狂的投机生意中，他们迷失了自己，结果只会是接踵而来的无望的破产。许多事例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位提伯雷的富裕银行家——一个激进分子和政治煽动家——想方设法进入了国会。为了使他安静下来，在开会时他得到了一个财政大臣的官位。在他的眼中，乌纱帽是金光灿烂的。但他随即又失望了，他在意大利、美国和西班牙的铁路投资损失惨重。万般无奈之下，他开始伪造地契、财产转让证明，以及数十万英镑的债券。当然这虽然聪明但违法的计划失败了，他发行的债券无人买账，毁灭在即。最后，在一个晚上，他进入书房拿出一小瓶氰氢酸，游荡到哈姆帕斯特荒地，饮鸩而死。
    在他的死讯发布以后，赛利斯和提伯雷的大街上是怎样的一副凄惨景象啊！老人们为自己丧失的一切而号哭；寡妇们跪在大街上问上帝是否她们真要永远以乞讨为生。这一切完全是真实的，银行家和财政大臣损失了他们银行里的最后一个先令，用从欺诈走向更深的欺诈来弥补损失。而这只能导致更加疯狂、更加绝望的毁灭。
    他最后的几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他的堂兄的。他说：“我作恶多端，一步步走向声名狼藉。我是数千人遭受毁灭、痛苦和耻辱的罪魁祸首。哦，我怎么对得起那些就要遭受灭顶之灾的无辜的人们哪！我可以承受一切惩罚，但无法直面他们的不幸。我多么希望从未离开过爱尔兰！又多么希望能抵制住第一次卷入投机生意的诱惑！假使那样，我还能保持真正的我，诚实又可信。而现在除了死亡，我毫无选择。即便痛哭流涕，又能顶什么用呢？（注：“不光彩地追求舒适和快乐，”彼得巴洛夫主教说，“堕落地崇拜财富；不道德欺诈和贪婪占有的不正直行为；经常享受奢华并挥霍无度；厚颜无耻地作恶，因骄傲和酒足饭饱而脸红，甚至不再屈尊说些伪善的对美德的赞颂之辞；品格低下而玩世不恭，对那些正使民族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而构筑起来的好一点的想法和高一点的目标嗤之以鼻；利益竞争泛滥成灾，阶级之间的战争在一天天地扩大和深化，这是穷人的嫉妒性自私对抗富人炫耀财富的自私；那些片面地不顾一切地带着对整个社会框架刻骨仇恨的人认为这个框架只是用来压榨他们的巨大机器；革命制造了把一切变得相似的狂热梦想：劳动者再没有劳苦和异化，都能享受到现今的少数有产者所能享受的一切，但这永远仅是带着痛苦的企望而已——这些是邪恶种子的一部分，由我们的双手亲自撒播在土壤里，经过发芽、壮大，将会生长出一支不可控制的军队，它远比国外入侵的敌人更可怕。我们现代文明的光辉可以一时隐住这些潜在的危险，但无法忽视的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伟大之处正在一片狂热气氛中湮灭，而在另一个黑暗的角落，文明阳光照耀不到的邪恶东西正在壮大成熟；如果，仅仅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也不去纠正，那么将会有一天，我们会无奈地借助犀利而令人清醒的战争手段——甚至不惜承受战败后的恐怖审判和苦难——把我们从自由和平时期培养出来的无比恐怖中拯救出来。”）
    国家和政权像个人一样卑鄙。它们的行为可以由占它们总数3％的政府来衡量。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的商业界是不诚实的。西班牙被她的财富毁掉了，她的人民被她征服的南美殖民地流入的黄金惯坏了，他们懒散成性。今天，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耻于乞讨，但会耻于工作。希腊赖掉了好多年的债务，像土耳其一样，她没什么东西可用来偿还。在这些国家，所有工业上的工作都是由外国人来干的。
    对美国的费城和她的其他好多年前就已经赖掉了债务的州来说，也许希望会多些。这些富裕的州从国外借来钱，通过修路开渠造福人民使自己更富。可敬的西尼·史密斯——把他的“过着穷困的生活而攒了一辈子的辛苦钱”借了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损失。他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抗议，后来还发表了抗议书。“美国人，”他说，“自吹革新了旧世界的秩序，但其恶行一点不少。一个鞭挞了世界各地暴君的伟大国家，像欧洲最堕落国家的最卑鄙的君主一样，犯下了空前的欺诈罪行。”
    伊利诺伊州倒是行为高尚，虽然它很穷。为了完成州内建设，它像费城一样借了钱。当富裕的费城居民揭发出他们被赖债不还时，许多更穷的州也想效法费城。由于每家的户主都有一票的投票权，所以如果他们不那么正直，债是很容易赖掉的。后来在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了一次大会，关于赖掉债务的法令送交给了会议讨论。在法令就要通过时，被一个正直的人阻止了。当时史蒂芬·A。道格拉斯（让他高贵的名字在这里被提起吧！）正因病躺在旅馆里，他是被抬着出席大会的。因为实在病得走不动了，他躺着写下了如下意见，作为那个赖债法令的替代决议：“伊利诺伊一定要诚实无欺，尽管它从未还过一分钱。”
    这份决议触动了每一位大会成员正直的情感，它被热烈地通过了。这是对赖债不还这股歪风的致命打击。运河债券立即升值了，资金和移民涌入这个州。现在伊利诺伊成为美国最繁荣的几个州之一。它拥有比其他任何州都长的铁路线。它广阔的平原是一块大农田，其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数十万祥和、幸福的家庭。这就是正直的力量。
    事实是，我们已变得太自私，考虑自己胜过考虑别人。全力寻求享乐，其后果就越是不考虑自己的同类。这二者是反比关系。自私的人对别人的需要是毫无帮助的。在甲壳里生活，没有防御武器。无论痛苦还是穷困都会袭击他们。他们的感情似乎只对满足他们需要的人开放。“有些人，”圣·克里梭斯特姆说，“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了追求享乐，以及养肥这上帝赐给的躯体……只要天使一看到装满奢华食品的桌子——上帝就被激怒了——这是魔鬼的狂欢——有德的人被震惊了——甚至仆人也要讥讽嘲笑他……正直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就会把这奢华的宴会留给暴君以及用犯罪手段发财的人。他们正是这个世界遭受苦难的根源。”
    我们漠视在艰苦条件下如何生活的情形，片面追求奢侈和豪华在时代流行。然而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所占有财富的丰厚，尽管贫穷，仍要诚实。节减掉无用的开支，甚至某些生活必需品也削减，连同古人的品格力量，是通向基督徒忘我境界的大道。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那些满足适当的需求，并不贪多的人。“一间小屋里藏着一颗伟大的心”，拉克戴尔说，“是一切东西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撒播真和善的人是幸福的，丰收也不能使他们堕落！”
    这里有一个关于贫穷的德国农民的正直而守信的范例。圣帕瑞在他的《大自然的考察》中讲述了这个故事。1760年，当他住在赫斯时，是一家名为考特·圣吉尔曼的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在那里，他第一次面临并熟悉战争的恐怖。他日复一日穿行于掠夺过后的村庄、被毁掉的田地和农场。男人、女人和孩子流着眼泪从村舍中逃出来。武装分子到处毁坏他们的劳动果实，并以此为荣。但是当地一位穷人表现出来的高贵品德使圣帕瑞在这么多暴行当中找到一丝安慰。那位穷人的屋舍和农田正好处在军队前进的路上。
    一个骑兵上尉被授命带队外出搜寻粮草。当他们找到一家贫陋的小房舍并开始敲门时，一位白胡子老人出现了。“把我带到能为我的部队找到粮食的田地里去。”这个军官说道。“马上就去，长官。”老人回答说。他前头带路领着他们顺着山谷向上爬。行进了约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一块大麦田。“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军官说道。“先别动手，稍等一会儿也不迟。”他们又出发了，又找到另一块大麦田。士兵们跳下马来，收割着庄稼，并捆成束放在马背上。“朋友，”这个军官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这么远？我们第一次所看到的麦田长得和这块田一样好。”“确实一样好，”这位农民说，“但那块田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