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关键时刻
    人生旅途时不时地、不知不觉地会出现关键时刻，像里程碑一样，令我们充满了压抑和敬畏之情，即便是最信奉上帝和最迷信的人有时候也无法觉察它们的出现。人生的关键时刻往往伪装成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像一个电话、一封信、一次采访、一个偶然的建议、在火车站的一次几分钟的谈话。不过正是因为关键时刻的出现，人生突然凝练成全新的一页，徐徐打开。“您还记得给我写过一封信，给我提出的建议吗？”有个人那天跟我说，“您的那封信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那时，有人建议我去苏格兰，这时您给了我建议，我采纳了，它使我的生活从此丰富多彩。”在巴勒姆最近出版的精彩传记中提到有一次他去圣保罗大教堂（注：伦敦著名的大教堂，戴安娜王妃曾在此举行婚礼）的院子里散步，遇到一位朋友，手里拿着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邀请一位乡村牧师代表出席圣保罗教堂的小牧师会。这位朋友猛然想起巴勒姆先生是位合适人选。自然而然，巴勒姆这位伟大的幽默大师加入了都市牧师会。我不太清楚巴勒姆那时是否在家度假。在本章还谈到另外一个幸运儿悉尼·史密斯。他们确实在伦敦找到了好位置，比在乡间当牧师好多了。史密斯时而情绪高亢，时而消沉低落，命运时好时坏，但命运女神还是眷顾他的。巴勒姆粗心大意最终毁了自己的一生，没有什么比他的结局更凄惨的了。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个子年轻人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刻苦读书。似乎他这辈子最好的结果就是在经济学校当个看门人了。他吸引了另一个看书的先生的注意。这位先生介绍他去牛津读书。他在牛津拿到学位后立刻找到了一份年薪一千镑的工作。我很遗憾地说，像他这样聪明的年轻人，这也许并不算是真正的成功。还有个人在山野牧马，邂逅了一位大学时的老同学。那位老同学是个贫穷的副牧师，衣衫褴褛、沮丧悲观，他不想再在英格兰待下去了，打算出国闯荡闯荡。自己在家乡似乎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升迁的可能性，他听说在欧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个卑微的牧师空缺。可巧英国大使来到这个小镇上，很欣赏这位副牧师，遂成功地帮他在英格兰优先升了职。
    在这些机缘巧合的故事中，习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时刻像机遇一样悄然而至，那么又该如何对待和利用关键时刻呢？也许关键时刻并不能和机遇等同起来。我们的头脑中是有定式思维的，它是习惯性形成的。当情况突然要求一个人做出决定的时候，他首先会本能地想想过去的事情。他所做的决定一定和他的基本习惯相一致。人要花好多年的时间训练自己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焦急地等待人生机遇并充分地利用它。
    那个叫作简·爱（注：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人物，与小说同名）的小姑娘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生路，我越要尊重我自己。我会遵循上帝的旨意、行为的操守。我会坚持我心智健全而非疯狂痴癫时的理念，正如我现在一样。没有诱惑，我也会同样坚定地执着于信仰；环境再苦再难，我也要坚定信仰，灵魂和肉体绝不会垮掉、倒掉。我的灵魂和肉体是如此执着、纯洁。如果为了个人安逸，放弃信仰，那么信仰的价值又何在？我一直相信信仰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不相信，那只能是因为我疯狂痴癫。我浑身热血沸腾，我的心狂跳不已，脉搏混乱。此刻，我坚信我以前的想法、以前的决心，我更加坚定了。”
    习惯的作用很大，此刻就是唯一的机会、无价的机遇。人生中的每个行为都会遵从一定的原则。当关键时刻悄然到来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来得正是时候。
    停下，让现在停下吧，
    在它的翅膀上打下智慧的印记，
    你要好好掌控，像
    记载中的仁慈的老族长
    紧紧抓住飞纵即逝的天使，赐予你幸福！
    当一个人第一次结交上挚友，高山流水觅知音，一见如故，他们的友情使两个人的后半生都变得丰富多彩，这是人生多么精彩的华章啊！一般人把爱情看作是人生大事，不过友情也许更恒久、更伟大。当一个人年轻时，脑子里满是活跃、纷乱的思绪，似乎时刻等待着关键时刻的到来，等待着那神圣一刻的感染和升华。当你刚刚从学校毕业，满脑子都是对生活的积极的、知性的追求，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位名人，并为他的魅力所吸引。这样，你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就到来了。你天生艺术品位绝佳，结识了一位艺术家，就此走上艺术坦途。你喜欢写作，有高人名师指导你的兴趣爱好，让你随便阅读他丰富的藏书，从此你成了一名作家。也许你天生喜欢机械发明，有些高级工程师很赏识你，给你解释了机器原理，你后来还真成了机械师。这是高尚的友谊发掘了你的天分，将你领入到新的知识领域，在你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形成飞跃性的转折点。谢尔本勋爵谈起他曾拜访年长的梅利斯舍伯：“我曾到过很多地方，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一个人深深影响。如果我能在一生中有所建树，那也是因为时时回忆梅利斯舍伯先生，是他鼓舞了我的灵魂。”“我总记得，”弗拉克斯曼说，“罗姆尼在我小时候就注意到了我的作品，而且很欣赏。是他引导我走上艺术之路，我很感激他的友谊和帮助。”
    早年的学术机遇像其他人生事件一样深深印刻在年轻人的记忆中。当你年轻时，第一次写出一首诗，总会抑制不住地高兴，因为你感受到自己有种新的力量。当你第一次学会游泳、画画，第一次站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你同样会难以克制地兴奋。当你回想起第一次读《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和麦考利的图画书，或狼吞虎咽、如饥似渴地读斯科特和狄更斯的作品，或赶时髦一样读坦尼森的诗歌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毫无疑问，喜欢读什么样的作品决定了你是成为艺术家、旅行家还是博物学者。我记得年轻时在牛津读书，学校发给我们三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恐怕是我自己没有把书读透，没有做到物尽其用，但它们仍然对我帮助很大。我会永远感激教导嬷嬷是怎样指导我看这些书的。阿诺德博士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让儿子上牛津还剑桥，我也很理解。可爱的“老亚”（注：亚里士多德）帮他做了决定。他不能容忍儿子不去上牛津的哲学课。我粗略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印象不深。那时候，我学的只有道德课。但当我第一次读柏拉图的《论共和》，再配上乔伊特先生的课上讲解，一个崭新的无上世界展现在我面前。还有我国作家的两部作品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就是众所周知、广泛引用的巴特勒的《论类比》和培根的《新推理法》。如果说牛津没教会学生别的，它至少教会了学生如何仔细地通读书籍。我很高兴将这个临别赠言赠给你们，我聪明、优秀的读者们。你要是读过奥尔福德的希腊语版《圣经》的头两章，将极大地帮助你理解和明白《圣经批评》。一个极端自负的牛津大学生说：“普通人生发生的一些大事，像遭遇了大火，在莱茵河里溺水，在山间迷了路，发了高烧，坐火车被甩出了车厢，看见女王本人，等等，都不能和在牛津阅读伟人的经典书籍相比，那才是真正激动人心、终生难以忘怀呢！”
    灵魂与灵魂碰撞会擦出火花，虚心学习的人遇到悉心教导的人会产生丰硕的成果。也许没人能像阿诺德博士那样对年轻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新近出版的《主教科顿的一生》中讲到他曾在大城市拉格比当副校长的事。在《汤姆·布朗的校园生活》一书中，他被称为“年轻的校长楷模”。该书的传记作者说：“这次任命对他后半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导师阿诺德博士对他人格的影响和教育。阿诺德博士对科顿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后来，科顿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其他人或其他学校的思想魅力也渐渐淡化了阿诺德博士对他的影响，但阿诺德博士的影响始终存在。”这也确实说明了阿诺德博士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不过科顿是在自己的世界观形成后，并且还没有受其他什么影响前就接触到阿诺德博士的。弗朗西斯·威廉姆·纽曼先生在他的《信任的阶段》一书中，极为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碰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是他们帮助他形成了个人观点。有一次，纽曼动身去巴格达（注：伊拉克首都），很显然，他的目的是要皈依异教徒。可结果是异教徒使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件事是纽曼一生的转折点。他说：“在阿勒颇（注：叙利亚西北部一城市，位于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个伊斯兰教的木匠谈起宗教问题，他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最想做的就是让他和周围的人放弃他们信仰的宗教，让他们相信他们虔诚信奉的福音书不过尽是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觉得自己虽然尽了全力，但很难说得清，但那个木匠听得却很认真。渐渐地，我有信心说服他了。他耐心地听着，直到我全部讲完，然后他开了口，大意是这样：先生请让我告诉您，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给了你们英国人太多的恩惠。大船是你们造的；小刀是你们做的。你们还能纺出棉花做出漂亮的衣服；你们有富有的绅士和勇敢的战士；你们能书写、会印刷，很多知识书籍，像字典和语法书。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但有一样东西上帝没给你们而是昭示给我们，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解救人们于苦难。他完全不理会我的观点（也许我的观点对他来说是对牛弹琴），简单明了地反驳了我，让我无话可说，但又觉得挺有意思。可是，我想得越多，越觉得他说的话有意义。他就像一个卑微的基督徒对不信宗教的哲学家说话那样跟我说话，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早期的传教士或犹太教预言家在跟一个有教养、聪明的，却略带狂傲的异教徒在说话。”
    将弗朗西斯·纽曼那样的人同他的哥哥约翰·亨利·纽曼那样的人相比挺有意思。著名的《歉意》一文中说，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转折点。无独有偶，宗教历史亦是如此。
    “当我一个人独坐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宗教观的形成不是靠很多人，而是靠了少数人的努力。宗教不是死去的人总结的，而是活着的人提出的。”我嘴里重复着在学校期间经常说的那句话“在前人的基础上我继续努力”。这句话听起来特别亲切。此刻，我曾经特别喜欢的那首骚塞的诗《莎拉巴》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此生我是负有使命的。我在给朋友写的很多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如果那些信还在的话，你不妨看看。当我向梦溪诺赫·怀斯曼道别的时候，他礼貌地说希望我们能再次到罗马来。我很严肃地说，在英格兰我们还有好多工作，恐怕再也来不了了。我随即动身去了西西里（注：意大利南部一岛屿，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以西的地中海）。那种宗教使命感越来越强烈，我要为我的使命而工作，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我来到小岛的腹地，在里昂芳登（注：西西里的一个地名）发烧病倒了。我的仆人还以为我会死掉，求我留下遗言。我照他希望的那样留下了遗言。不过我说的是：“我不会死！”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不会死！只有违逆光明犯罪才会死，我从未违逆光明犯罪！”我是说了这么句话，但至今我都不明白我自己说的话。
    我又去了卡斯特罗·乔瓦尼（注：意大利一地名），在那儿整整病了三个星期。5月底才动身去帕勒莫（注：意大利一地名），休息了三天。在5月26日早上，或27日早上要动身的时候，我坐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我的仆人一直像护士一样照顾我，问我哪儿不舒服。我只能回答说：“我在英国还有工作要做，我得回去。”
    我太想回家了，但是没有船。我只得在巴勒莫滞留了将近三个星期。我到处游览教堂，观光能平息我焦躁的心。不过我没参加当地的宗教仪式，对于这儿的基督教圣餐礼我一无所知。最后，我坐上了一条去马赛（注：法国东南部一港口城市）的船。在伯纳法奇奥海峡航行的一星期中我的心终于平静了。那时，我写下了“引导我吧，仁慈的光明”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整个航程我一直都在写诗。到达马赛后，我又动身去英国。因为无法承受旅途的劳累，我又在里昂（注：法国中东部一城市）滞留了好几天。当我再次动身，日夜兼程赶回到英国，回到我母亲的家乡。我的哥哥比我提前几小时从波斯（注：西南亚国家，大致是现在的伊朗）回来。那天是礼拜二。在礼拜天，也就是7月14日基布尔先生在大学布道坛上发表了立法训诫。立法训诫后来被命名为“全国教义”出版。我从没想过，也没把那天当成1833年宗教运动的开始。
    《主教科顿的一生》讲了件人生中突然出现的转折点，科顿的整个命运瞬间完全改变了。当威尔逊主教死于印度兵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他的伟大的朋友泰特博士（注：时任伦敦主教）立刻想能不能为马尔伯勒的校长——科顿博士谋到这个职位。泰特博士用尽他所有的人格力量，向时任政府陈述了科顿的优势。因为担心科顿博士太谦虚，会推辞这个位置，所以并没有征求他的个人意见。由于一些这里不便说出的原因，这件事最后没办成，也就搁置了下来。直到有一天，有人突然通知泰特博士，如果科顿愿意的话，他还可以赴任。确实机不可失啊！当时印度政府政权更迭，在产生新的首相之前，时任印度国务卿的弗农·史密斯先生也就是现在的里威登勋爵代为掌权。伦敦主教用电报给马尔伯勒的校长发出了邀请。这对科顿平静的生活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太意外了。他惊得电报稿都从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匆匆忙忙地从学校赶回家，又赶到伦敦。这是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会犹豫不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科顿并没有一点儿激动不安，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惊奇失望。在一切场合他都希望自己能像事不关己一样非常平静和冷漠，这也使他能简单地接受别人对他的评价，默默地接受他并不熟悉的情感和习惯变化。第二天，他见到了印度国务卿。国务卿的话简洁明了，却指出了他的机遇和责任。“我相信任命你为主教，是我为印度的利益、英国国教的利益和基督教的利益所做的最大贡献。”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科顿的脑海中，他把它作为主教的职责来激励自己。公平地说也正是这句话证明了他没有辜负主教之职。一个朋友跟我讲，有一天他在锡兰（注：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名为斯里兰卡）的咖啡屋里喝咖啡，两个人走了进来和他共进餐饭。两个人的打扮看起来不像教徒，但和他们吃饭很愉快。我的那位朋友碰巧提到政府想在印度的哥伦布教区建一个大都市。要建大都市就得有教堂，有教堂就得有主教，而他就想当主教。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加尔各答主教，他可以帮忙。咖啡店是一个很奇怪、很蹩脚的会面地点。我的朋友那时还只是个传教士，他认为加尔各答主教既聪明又仁慈，可能会帮上忙，结果还真是这样。
    我们也许还记得科顿的离奇死亡。他从花车上失足落水后，尸体一直没找到。可有位军官图章、戒指掉进河里后，立刻在那个地方立了个杆儿，雇了一个潜水员，把戒指捞了上来。你也许会想尸体比戒指更好捞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科顿死的那天早上非比寻常，他去过墓地做过祭祀，还在祭祀典礼上说：“如果尸体留在了荒野、战场或在其他无法举行葬礼的地方，出窍的灵魂也不会受罪。”这难道是谶语？
    当人们回首往事，总能回想起好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个奇怪的故事讲，有个人上战场，威灵顿公爵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反对他上战场，他回答说阁下其实和他是一样的，也是身处危境。“是的，”公爵说，“但我是在履行我的责任。”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击中了这个不幸的人，他死了。这件事似乎告诉我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是要经历沧桑变化、命运起伏才能成就为人的。人世的沧桑变化、命运起伏也是有规律的，只不过人们肉眼凡胎看不见而已，难免会哀叹命运反复无常，在人生关键时刻发生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还有一些意外碰到好运气的例子。报纸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相信文章说的是真事。说有个老妇人无儿无女，也没朋友，突然决定将她的一大笔财产遗赠给要么是药店老板，要么是水果店老板的孩子，因为那家店一直对她特别好。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在战场上一位绅士向冲他致意的长官鞠躬行礼。碰巧就在这时，一枚炮弹从他的发际飞过，击中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白捡了条命。讲礼貌的人到底不吃亏啊！还有一件发生在战场上的故事，我想，也完全是真的。一发炮弹击穿了战士的身体，可他后来不但没死还奇迹般地康复了。这个战士一直有肺痨病，后来更发展成肺结核，被炮弹击中后，他的伤不但好了，肺结核病也好了。也许炮弹正好击中了他的结核病变部位。这样幸运至极的故事真是绝无仅有啊！
    我认识个贫穷的康沃尔郡矿工，和邻居一样，被迫移民到秘鲁。他在秘鲁待了很长时间，希望能找到金矿发一笔大财，但过了很长时间他所有的努力似乎毫无结果。正当他绝望地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块很纯正的银矿。他回到祖国，买下最大最好的一块地。他带我去看他肥美的土地，对我说他的年收入已经达到六万英镑，有能力行善积德了。还给我讲了他的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他在移民之前和一个穷人家的姑娘订了婚。回到家乡后，尽管腰缠万贯，但他仍然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到那位姑娘的破房子去找她。她一点儿没变，热烈地欢迎他回家。第二天，他才告诉她实情，自己已经发财了，她真是喜出望外。结果你能猜到，两个人就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没什么比躲开子弹、捡条命更幸运的事了。这个概率很低，但可以用算式计算出来。数学奇才高尔顿说，一个人被子弹击中的概率和他的背影面积成正比，也就是他的身体在远光的照耀下投射在墙上的背影大小成正比，也就是他的身高乘以体宽。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数据很容易测出，通过这两个数据就能轻而易举地算出他的背影面积。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是不一样的。没必要非得量他的体宽（比如说胸宽）或体重，再把二者相乘不可。h等于身高，w等于体重，b等于体宽，可以从任何地方量。他的体重等于身高乘以体宽的平方，背影面积等于身高乘以体宽。
    英国西部流传着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儿曾经有人持有矿场一千股股份，他靠股份生活，活得很滋润，不必交一分钱、出一份力。靠股份赚来的钱，他还花一万镑买了一份地产，后来又把股份卖了，赚了五十万英镑。当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时，有个贝克郡（注：英格兰中南部一郡）人正巧在那儿。矿工们拿着金块到当地的银行去卖。可银行主弄不清金块的成色，不敢接这笔生意。碰巧这个贝克郡人喜欢自然科学，懂点儿炼金知识。他做了各种固体和液体实验，很满意金子的成色。他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又尽可能地借了一笔钱，买下所有的金子，只一两天的光景，就净赚十多万英镑。一个人的运气与观察能力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机会一出现，就要充分运用个人的观察能力和知识。他后来买了一片花园，光围墙就有七里长，又对花园重新进行了修饰，使它再次升值。已故的约瑟·修姆就是这么个例子。他年纪轻轻就去了印度，岁数不大就攒下一大笔钱。他懂印度语，可周围的印度人都不大懂英语，所以虽然辛苦但很容易就控制住他们。他的知识为他带来了巨额利润。有一次，英国军队没了弹药，他却想尽办法弄到了一批物资，给军队生产了弹药。当他返回英国之时，已经是才学满腹、踌躇满志，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想加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施展自己的改革计划，却没有得到大股东的支持。不过，他赢得了这位大股东女儿的芳心，和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结婚就是他事业的敲门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结婚更幸运的了。
    早年的亨利·巴林，也就是已故的阿什伯顿勋爵，到美国去旅行。那不是随随便便的旅行，而是像现在的米尔顿勋爵那样深入蛮荒之地去旅行。他碰巧遇到了迷路的狂热的自然主义者宾厄姆小姐，宾厄姆小姐和阿什伯顿勋爵个性很相像，二人共结连理，这使巴林家族在美国的生意如虎添翼。从国际角度看，这桩婚姻是成功的。多年以后，他缔结了《阿什伯顿条约》。当年轻的塞西杰放弃了海军学校的学习，很多朋友都说他这辈子毁了。但当他成了塞尔姆福德大法官以后，就没人那么说了。有人在国家到处是机遇的时候，成了一名贵族，不过当时，他并不认为上天是如此地垂青于他。格雷厄姆先生是位娴静、快乐的乡村绅士，他家境富有、品位卓绝、财产丰厚、夫人貌美。关于他的妻子流传着一个骑士般的故事。他们去爱丁堡参加一场盛大的舞会。可令她极为懊恼的是，她把首饰盒落家了。爱丁堡离家有六七十英里远，就差几个小时舞会就要开始了。为了取回首饰盒，格雷厄姆骑上一匹快马，向家飞奔而去。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跑完了一百五十英里的路程。他的妻子也及时戴上了首饰参加了舞会。当他如此深爱的妻子死去的时候，他悲痛难当。为解除伤痛，他自愿参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惠灵顿手下最骁勇善战的上尉之一。后来他光荣退役获得了养老金和贵族头衔——林多克勋爵。首饰和晚会的故事就是已故的林多克勋爵的人生转折点。
    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有些因素联合发力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一生，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我们还是说说部队的事吧，因为部队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让我们讲讲威克姆先生，一位外交官父亲的奇异故事吧。威克姆先生年轻时就是想参军，可爷爷就是不让。他偷偷跑到皮埃蒙特（注：意大利一行政区）参了军。一天，他在亚历山大（注：埃及一港口城市）门口站岗，两位他早就认识的军官向他出示通行证过关。威克姆半开玩笑地行了个军礼。其中一位军官，查尔斯·科顿爵士，立刻认出了他，于是在亚历山大逗留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才说服威克姆写信给亲朋好友们，让他们同意他来参军。他的爷爷终于让步了，为他在皇家卫队谋得了一个职位。就这样，也许会作为一名小卒默默无闻死在异乡的威克姆后来成为了令人尊敬的、积极活跃的地方官和乡绅，他的儿子后来还当了外交官，成为人民公仆。科尔里奇的故事更加离奇。他不过是个小兵，随手写了几句拉丁文的诗句，就引起了长官的注意。长官觉得以他的才华当兵可惜了，就让他复员。有时外界的干预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华盛顿刚当兵的时候，有个敌兵三次想要瞄准杀了他，可他对自己的危险毫不知觉。那个敌兵三次想扣动扳机，可每次都出于不可控制的冲动没扣。约翰·霍金斯的故事带有很明显的因果报应的味道。他是伊丽莎白时代最伟大的水手，也是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国第一人。他的儿子后来被北非海盗船俘获，他本人后来也伤心抑郁而终。
    在一生中，人的内心世界也会经历几次重大转折。有几本书在人们灵魂和精神危机时刻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有人读了斯科特的《真理的力量》就改变了人生轨迹。一些宗教人物传记记录了很多件因为读了几本书就改变人生的故事。那些恬静的思想者们，一生平淡无奇，没什么可以记述的，是书为他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使他们茅塞顿开，引导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探索人生的道路。人们无法对这些事情准确定位，甚至这些事情发生了也不知不觉。但它们确实是人生灵魂和知性的关键时刻，把握好了，就能创造最美好的人生。
    人的一生中，总会受到致命的诱惑，会感到痛苦的猜忌、痛彻心肺的难过。人必须从这些负面情绪中走出来，才能走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教诲、帮助和安慰。上帝能给予我们的东西，此生此世无处寻觅。人生中总会有某个庄严时刻，需立下雄心壮志，彻底改变自我，摒除一切恶习，抵制强烈的诱惑。人临终时如果回忆起生命中有这么个时刻，是很有意义的。这一时刻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它塑造了灵魂、增强了力量。诱惑总是逐渐施展魔力，影响着我们。在影响我们的过程中，它的魔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的灵魂也在做着抗争，但越是抗争越显得无力。当诱惑的魔力和抗争的勇气达到平衡点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想起那幅恶魔和人下棋的场面。人输了，恶魔就索要他的灵魂。由于强烈的冲动，灵魂做出了抉择，决不向恶魔低头，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灵魂究竟是怎样做出的抉择。在正义与邪恶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一切相关的利益因素也纠葛在一起。人也许会就此跌入万丈深渊，也许会猛地把自己从悬崖边拉回来，平安地待在平坦的开阔地上。这就是我以前提到的习惯改变了人生。在伦敦住久了，难免会逐渐堕落，你是否还能为自己的堕落而伤心难过呢？不过，你也许会摆脱自我束缚的锁链，爬出孤独的地狱。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正义和邪恶冲突的激烈时刻，也总会有悠闲、快乐的时刻，内心体会着新鲜和放松，就像徜徉在绿色的草地上，听着潺潺水声一样安逸。以色列国王哈里发（注：伊斯兰教执掌政教大权的领袖的称号，这里指以色列国王）就是这么回忆他童年牧羊的经历的，他度过了十一天的快乐日子。我不晓得十一天是多还是少。这种快乐生活人间少有，但要是时间太长，我们也不再希望。我们很清楚生活能给予我们什么，不能给予我们什么。我们也不再期盼多姿多彩的旅游和冒险生活能让我们体会到它的影响力有多深。对一些人来说，获得知识施展了能力、释放了热情；对其他人来说，获得物质财富施展了能力、释放了热情；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逐渐净化心灵，增强内心力量才能施展了能力、释放了热情。在那个昏暗无光的下午，也许会常常回忆起早年的快乐时光，那时是多么快乐和充满欣喜啊！我们回想过去、展望未来之时，就是人生的转折点。人性就是爱忘掉悲伤、铭记快乐。即便是子弹射入灵魂，人性也会治愈伤痛，只留下纪念性的伤疤。虽然支柱动摇，信念的大厦轰然倒塌。过了许久，在残垣断壁间依然可见袅袅的野花和执着的青苔，美丽依旧能遮掩破败。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十年前我记下了我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转折点，并命名为“星期天的早晨”，因为那时是那么的闲静、神圣，任何希望自己变得聪明的人，都会在那一刻感到十分安详。那一刻，人们往往爱回首往事，勾画未来美好的蓝图。
    让我衷心地感谢上帝吧！在那愉快的迷人夜晚，我经历了灵魂和心灵神圣历程，那么令人难忘，就像经历了人生中许多重大事件一样。那晚，在渐渐黑去的暮色中，我穿过瑞达尔和格拉斯米尔村（注：意大利边境的村庄名），在卡特琳湖畔度过了美妙的夜晚。金色的夕阳和秋日金色的树叶交相辉映，我漫步走过艾伦岛。那晚，孤独但又充满故事。我从居住的乡间别墅凝望宽广的莱茵河，以及藤蔓丛生的山顶；那晚，我在静静的卢加诺河上泛舟。午夜时分，我看见了庄严的马焦雷湖（注：一个位于意大利北部和瑞士南部的湖泊，它几乎被阿尔卑斯山脉利旁廷山的山峰所包围，是一旅游胜地）。沿着酷墨湖顺流而下，我第一次看见了宏伟的米兰大教堂。那晚，我告别了新浦龙收容所，穿过怪石嶙峋的山谷、瀑布和松林，漂过陡峭的悬崖。那晚，和好友一道漂过威尼斯灰色的奇异宫殿。宫殿是那么可爱，笼罩在广漠的天空下，映衬在亚得里亚海粼粼的水面上。我会记得，永远记得，时时回味，就像守财奴闲来无事常常把玩他的奇珍异宝一样。在甜蜜的沉思中，这些难忘的回忆将我紧紧包围。这些记忆如此宝贵，就像在英国的土地上放牧，就像我写的英国的“星期天的夜晚”一样。
    就让我这么幻想吧，幻想那两个美好的星期天的夜晚吧。一个是在夏日的乡间，一个是在冬日的城市。
    那个乡间，在荒漠的沼泽地区，感谢造物主的神奇力量，住了很多人。那儿的景致曾经非常美丽。而今，小路、半遮半掩的小溪、圆圆的山顶和美丽的湖面依旧投射出奇异的美丽。教堂簇拥着灿若星河的玫瑰，门前一片平滑的、绿油油的草地，使这个地方显得更加神圣、可爱。夏末的夕阳渐渐西下，柔柔地照在窗前跪地祷告的村民身上，使他们的头上也罩上了圣人一样的光环。一个浑厚悦耳的声音抑扬顿挫地念道：“我们恳求您，照亮我们的黑暗，啊！主啊！”接着全家人一起流利地唱起了一首简短的赞美诗。这就是平淡乡村生活的美好记忆，为后来的日子带来丰富的知识和深沉的智慧。让我再说说在伦敦度过的星期天夜晚吧。我徜徉在宏伟的大教堂附近，和朋友们亲切地交谈了一会儿，道了别，然后穿过静静的回廊，走过小角门，突然一幅壮丽的画面展现在我眼前。从古老的门柱那儿传来欢笑声，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广场中央，嘹亮的音乐声响彻耳畔，回荡在教堂东部昏暗无光的角落里。这是西敏寺星期日晚上第一次礼拜活动。这是永远年轻的英国国教的特点。你也许也记得，但你未必会有我这样丰富的联想。在那样的星期天夜晚，你会忙着回首往事、展望未来。回想起我们逝去的朋友，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熟悉的人们，离开了我们，而今生活在另一片土地上，另一片星空下。也许关于他们的记忆已被“澳大利亚的海水冲刷”，也许由于缺乏毅力、错误或不幸使我们分离。也许是短暂分离却并未绝情绝义，我们用冰冷的手封住了他们的嘴唇，合上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走了，但并没带走希望。正如伟大的圣人和诗人乔治·赫伯特的兄弟切伯里的赫伯特勋爵在《怀念》中所说的那样。那首诗韵脚独特，动人心弦：
    那双眼睛会再次望着你的眼睛，
    那双手会再次紧握你的双手，
    再次讲述神圣的快乐，
    神圣的快乐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零零星星的两三个迷失的可爱的人，来到这里。后来人越聚越多，声音越来越嘈杂。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流向下边的空瓶子一样。我们可爱的朋友离开了我们，他们已不在我们日常交往的名单之列，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溜向鬼魅的营地。朋友们，我们动身的时刻也快到来了。奔波劳累了一天，我们支起帐篷宿营，在回家的旅程上我们又近了一步。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明白。让我们最后一次聆听晚间祷告的钟声，让我们最后一次欣赏夕阳壮丽的美景。而在那遥不可知的未来，我们的朋友也会在此情此景中默默追忆我们，深情地怀念着我们就像我们深情地怀念着先我们而去的朋友一样。
    这种怀念是否如此幽怨怅惘？我想，也许并不全是这样。每当想起星期天的夜晚就会使我内心平和，给我希望和安慰。这些美好记忆使我们回首往事无怨无悔，展望未来不会怨尤叹息。如果此时此刻死去的朋友仍会惦记我们、感受到我们，他们一定会永远牵挂我们。如果此时此刻执行上帝意旨的精灵眷顾我们，我们会去倾听天堂的细语。人类永远拼搏的永恒灵魂，将生和死都变成令人愉快的事情，温柔地恳求可怜的、有错的人们在犯罪的边缘悬崖勒马。
    这是星期天的夜晚，此刻让我们聆听上帝的声音，朗读几页圣经，圣经里充满希望，能化悲伤为祥和；此刻让我们祈祷，为祖国祈祷，为所爱的人祈祷，为那些默默承受你的悲伤却不希冀你回报的人祈祷，祈祷自己原谅别人，祈祷自己获得力量，祈祷自己有决心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平静地生活。在静默和忘我中，让我们再一次排演最后一幕。不，稍稍等一下，让我们拉开帷幕，看看冬日夜幕笼罩下的宏伟伦敦。夜幕下群星璀璨夺目，我们仿佛又听到伯利恒送信的天使（注：这里指耶稣降生时，报信的天使）带来的美妙音乐。我们最后的希望就是回到上帝的身边，《圣经》告诉在天堂我们会有一席之地。
    拉蒂默主教布道的时候，总爱在中间打断一下，“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在本章的结尾，我也讲个重要的十分钟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真实。
    那是皮卡迪利大街（注：伦敦繁华的大街之一）一天之中最繁华的时刻，时光在伦敦的喧嚣声中逝去。马车、车夫和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海德公园（注：伦敦最大的公园，因常被用作政治性集会场所而著称）的入口，艾普斯里大厦的旁边，车流汇集。人们经过这个地方都会瞥一眼富有历史意义的惠灵顿公爵大厦。人们称他为惠灵顿阁下，就好像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惠灵顿公爵了。他的声望无人能出其右，这一点人们是对的。那时惠灵顿公爵还活着，而他的声望也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实行的《改革法案》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在准备《改革法案》的骚乱时期，公爵认为有必要将大厦装上装甲百叶窗。现在人们经过大厦时还要瞥上一眼，仿佛是为了追忆、怀念。至今还有一个人——贝克威斯上校天天早上拜访惠灵顿公爵。贝克威斯上校是艾普斯里大厦有名的贵宾，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受到这样的礼遇。惠灵顿公爵在半岛征战时，他长期在公爵手下任职。后来因公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在那场为人民而战、为祖国而战的滑铁卢战役中致残，他以此为荣。
    每天早上，艾普斯里大厦的工作人员领着他到大厦的图书室坐下，说惠灵顿公爵很忙，但会立刻接见他。贝克威斯上校恭恭敬敬地等了十到十五分钟，然后离开。天天如此，在这短短十到十五分钟的等待中，许多年过去了，也发生了好多事。贝克威斯上校如果有来世，也会说这短短的十到十五分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也许贝克威斯上校听说过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作为一名老战士，他会坚决履行这句名言。拿破仑过去常常说：“一场仗也许会打一天，但通常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决定大事。”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见这样的例子。几分钟就做好了决定，几分钟就办完了一件事，但这几分钟影响了一生。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演绎这样的事情。
    在继续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必须讲讲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战士以前的经历。不了解他以前的经历，我们就不能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做。
    贝克威斯上校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像一名卫士那样单纯执着地信仰宗教。滑铁卢战役中，他失去了一条腿。战后，他在布鲁塞尔疗伤。养伤期间他满怀热情，执着地阅读《圣经》。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不能动了以后才开始读《圣经》的啊！那时贝克威斯将被晋升为少将，那是多么幸运啊！正是那个时候，《圣经》将他带到了上帝面前。
    贝克威斯上校为什么一定要等上十分钟去见惠灵顿公爵呢？
    在惠灵顿公爵还在世的时候，他天天在图书室等着被接见，因此很自然地会去翻翻书。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掠过那些书籍，随手抽出那本吉利的《韦尔多教派》。一连十多分钟，他完全沉浸在这本书里。一个仆人走进图书室说公爵在会客厅等他。接着伟大的长官和卓越的下属在会客厅里亲切交谈一会儿，然后贝克威斯上校就告辞离去。
    回去以后，上校老是想着在十分钟里读到的东西。他十分清楚地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就去书店买了一本。作者是英国国教的一位尊贵人物，《圣经》的修订者吉利博士，德拉姆的主任。吉利博士的书激发了他极大的兴趣，读完这本书，他又搜遍了所有他知道的图书馆，读了相关题目的其他书籍。最后他终于彻底了解了那部鸿篇巨制的作者吉利博士。吉利博士和贝克威斯上校彼此倾慕已久，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坐下来促膝交谈啊！他们后来成了莫逆之交，彼此兴趣爱好相同，对韦尔多教派都非常感兴趣。
    有一天贝克威斯上校突发奇想，他为什么不漂洋过海、翻山越岭，亲眼看看韦尔多希斯美丽的景色呢？通过这种方式细细考查韦尔多教派的奇妙历史呢？他是个了无牵挂的人。战争早就结束了，欧洲也不再受拿破仑的威胁和士兵的侵占。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财富，他单身而且又没什么近亲。
    1827年的夏天，他第一次去了陶露，看到了韦尔多希斯美丽的景色。因为有事，他只在那儿待了短短的三四天。第二年，他又去那儿，一待就是三个月。第三年，他在那儿待了六个月。他后来就干脆在陶露定居下来。
    贝克威斯上校和韦尔多教派亲密无间，完全成了他们中的一员，甚至还娶了韦尔多教派的女子为妻，在那里饱经霜露。我们怀疑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和一个英国老绅士、老兵是否般配。用艾萨克·沃尔顿的话来说：“人类的永恒爱情会使他们彼此相爱、彼此融洽。”他的妻子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农村姑娘，当她的家乡普及教育以后，她也受到很好的教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一年中，他和她生活得很幸福。在他晚年，他对群山的热爱已经完全等同于他对大海的热爱。他非常清楚环境卫生的重要性，适时地换换空气、改变住址。他在加莱（注：法国北部港市）选了一处海滨住址，他经常去那儿待很长时间。我们甚至认为是法国风景如画的海滨把他从皮德蒙特高原的群山拽过来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在他晚年，他对阿尔卑斯山的热爱仍然是那么执着热情。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自己死在亲人身边。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他仍然南下，翻过阿尔卑斯山，死也要将自己的遗骨埋葬在他如此热爱的陶露。
    在陶露，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归天，至爱亲朋的眼泪和祝福为他下葬。1862年7月19日，他离开了人世，人们把他葬在了陶露的墓地里。后代一辈又一辈的人来到他的墓前，缅怀这位匆匆过客。一些英国伟人也一直以这位韦尔多教清教徒为榜样。奥利弗·克伦威尔曾派他的拉丁文秘书约翰·米尔顿规劝萨伏伊公爵（注：萨伏伊，历史上的地区名，是法国东南、瑞士西部和意大利西北部以前的一个公国）实行民主，说贝克威斯上校就是民主的先驱。
    国王威廉姆三世和萨伏伊公爵缔结的条约中，也加入条款提出苛刻的条件。但与伟大的护国公（注：这里指奥利弗·克伦威尔）相比，与清教的传播者相比，那片山谷更将记得贝克威斯少将。
    他的一生简单、伟大、高贵。当他在艾普斯里大厦的图书室里等待被惠灵顿公爵接见的时候，他利用那短短的时间看了一本书。后来，他常说，一切的一切来了又去了。他看书的那十分钟是多么弥足珍贵啊！是那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