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与结婚
    离婚与结婚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局外人不能加以干涉。但是看了他们所公表的文章，引起一种感想，却也不妨发表出去，不过这并非对于那事件的批评，实在只是文章思想方面的几句批语罢了。
    阮真君的文章，我已经说过了。郑振壎君的那一篇，我也是用心的读过的。负担经济的离婚与放弃遗产的离婚，我以为都可以行，不必勉强希望他们形式的复和。我对于郑君的景况是很同情的，——那更不幸的夫人方面自不消说，——但在那篇文章里他所给我的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著者是一个琐碎，严厉，自以为是，偏于理而薄于情的男子，（或者事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想像中，正是我所怕与为友的一种人。即使这是错的，但我所得的印象总是这样。异性的心理或者难以推测，倘若也同我的印象仿佛，那么恐怕读了那篇文章愿意去做他的“女友”的就不很多罢。郑君不知道，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郑君的文章一面又很诚实的，肯老实的露出他的缺点，不加掩饰，这是可以佩服的地方。
    本月的《晨报》上登过两个奇妙的论前广告，都是关于离婚的。其一是《武止戈启事》，文曰：“我不愿再忍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了！我对于旧社会制度没有维持的任务；对于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我只知道去破坏。所以我决定于今日起与王梦真女士解除婚姻关系！”（案此文见四月五日报上）其二题曰《离婚》，原文如下：
    “因一时之气忿贻终身之后悔可惜可惜 夫妻反目儿女遭殃朋友操心家庭倒运 背驰道德违迕法律各走极端是谓自误 曹娥陈礼育决与沈慕周脱离关系此启 一月十七号”（见四月十六日报上）
    这两件离婚的内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发表意见，只就广告看来，觉得理由说得很是离奇。武君的志向在于破坏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原是极好而且正当的，但在他看来，仿佛什么礼教和习惯的巢穴只在他和王女士的婚姻关系上，只要一离婚，那目的便达到了。离婚是男女关系上一种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礼教和习惯的破坏。我想两性关系是世间最私的事情，自有其绝大的理由，无须再有堂皇的口实，正如结婚者不必借口于“为天地育英才，为祖宗延血脉”一般，离婚者也不必比附于革命的事业。至于陈君的广告尤为奇妙，正与武君的口气相反而同样的离奇。这种石氏“传家宝”式的格言，一眼看去必定以为是劝止离婚的话，末尾忽然那样的结煞，在文章上的确还欠通顺，更不必说内容了。我决不像一般遗老，听见许多离婚事件，便叹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但是见了这些文章也不免有点失望，因为我想“新文化运动”闹了这几年，新的青年至少应该能够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了，岂知还是这样，——此外只有几篇《驱鳄鱼文》式的布告。
    但是这类文章之中，最妙的还要算那“甘肃省长委赴各省学务调查员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汉公”给张东荪君的一封信。杨君因为高文蔚君续娶先妻之妹，旧有师弟关系，便借了纲常名教的话，极力排挤他：这封信里充满着真正老牌的“什么话”（原文登在四月十五日《学灯》上），便是平常最有学者态度，深以骂人为非的张君，也直斥之为“此真狗屁不通之论”，可以知道那文章的奇妙的程度了。信中佳句叠出，真是美不胜收，现在只引用一句，以供未见原文者之欣赏。杨君以为师弟本是一体，所以不能“结牝牡关系”，而引证曰，“无论何人，有对镜自照而起邪念者乎？绝无有也，以其原为一体耳。”这真是上等绝妙好词，恨不令金圣叹一见，不知当如何“拍案叫绝”！本来道学家的头脑，正如吴稚晖先生说道，（原语此处不引用了，）充满着不洁的思想，不足为奇，但这回说的更是奇怪，他似乎以为人是同蚯蚓一样的；这种思想在变态性欲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长很古的学名，可惜我记不起了。这种人在社会上传播精神的病毒，很是可怕可恶，但实在也是一种不幸的病人，值得怜悯的；所以我不想对于他下什么恶辣的判语，只把他的文章好好保存，作成变态性欲患者思想的标本，拿来给少年看，时时提示警告，要他们知道：倘若他们没有常识，尤其是性的知识与正当的人生观，却向不洁的旧思想里钻进去，便是成为变态心理的病人，像这不幸的人一样。这也就是我在这里介绍这一封信的微意。
    临了我要附记一句，听说甘肃学界为了高张结婚事件，打了好几个电报来，请求政府惩办，而女学生尤其激烈，大有“灭此朝食”之概，并且自行要求解散以谢名教。教育部的回电不知怎样说，但总之似乎没有照准。我于是不得不非本意的赞美中国的官僚政客，因为甘肃学界的舆论与杨君的“良知”并合起来，其程度还远在近来很受反对的教育总长的识见之下。
    * 刊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署名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