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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通讯
    旭生先生:
    见《猛进》第九期上先生论“绅士”的信,不禁想说几句话。我完全不知道西洋的活绅士是怎样的,但在文学上的“gentleman”似乎与先生所说的gentil的人相差不远,据w. h. schofield在《英文学中的武士道》(chivalry in english literature,1912)上说,这个字与法文的(gentilhonime)含义不同,虽然语源上是出于法文,其意无宁近于gall ant honour,与honest honour相似。这种人是以品性为主,不问阶级,只要具有理想的武士道德者即为gentleman,反之虽出贵家而行为卑劣亦即为失了gentleman身份。这种武士道德不仅是忠诚,更要豁达大度,不仅是武勇,还要宽容柔和。但理想与事实是两件事,理想的绅士确是可爱敬的,他们没有架子,自然更不会有臭架子了;事实上的绅士或者不尽如此,那么招人家的讨厌也正是莫怪。所以我想gentleman这件东西是可反对也不可反对,即假者可反对,真者不可反对是也。若是笼统地说,一律反对或恭维,似乎都不妥当。一个名词的意思不说清楚,也容易发生误解,其实是同样的意义说来却似乎相冲突了。即如我在《与溥仪君书》的后面,叹息说“中国国民内太外国人”,而林玉堂先生则因为说孙中山先生是非中国人,觉得我那一句话不很对。其实我同林先生意思一样,只是话说得相反罢了。我所说的外国人是指那些遗老和市民,住在中国而对于本国毫不关切,甚至日夕计画把它毁坏或卖掉的家伙。至于正当的中国人则应如孙中山、吴稚晖诸先生那样勇猛精进为中国及自己求幸福与自由。林先生则以遗老等为中国人而以孙先生为非中国人,与我的用法相反,然其结论还是一样,所不同者我硬认中国人之堕落为变态,(或者因为我想勉强不悲观)勇猛精进者为理想中的中国人,而林先生则以堕落的中国人为常态而已。所以同是一个外国人或中国人的名称,在两面用来意思的好坏正是相反,褒贬也是不同了。玄同先生反对gentleman,先生称美gentil的人,其实两者还是一物,不过一真一假之分。我想我们所反对的着重在“臭架子”上,不但绅士的臭架子要不得,便是无产阶级,愤世嫉俗者,学者,流氓等者臭架子也何尝要得,总之凡架子而且臭者都可反对,至于属于绅士与否,则似乎不很重要,至多也还是第二层也。对于绅士社会完全是“隔教”的人,妄有所论列,恐怕不能“稳妥无疵”,既已写出,便寄给先生一览。
    五月二日灯下 周作人白
    * 刊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猛进》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