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十与天罡
    少全先生：
    贵地的情形，日前遇见《自由周刊》社的两位朋友的时候，也已经听他们说起过了。吴稚晖先生引过某大人的话，“你们拿到别十，我拿着天罡。”大家实在此刻手里拿着一副别十，奈何他不得，因此，我还是去拿天罡要紧，这是比什么都好的“往自由之路”。张崧年先生在与我论事实书（《京副》九之二四一）的末尾有这一句话，“中国而要强，倒要在变得中国人对于军人有了同情之时。”我狠以为然，而且这样想也有好久了。这并不是说军阀他们闹得不错，乃是说我们须得自己去做军“阀”，（这阀字略有语病，）倘若要打倒他们。中国向来真把兵看得太贱太坏了，——这并不因为我是当过兵的缘故，才来“严重地提出抗议”。现在知识阶级应做的事是，一部分去弄学问艺术，改革思想，一部分“往民间去”，一部分特别有才力，“胆智不凡”的尤须“往兵里去”！清末革命的先烈这样的做过了，民国一经成立，大家都宽了心，以为天下从此长治久安，都去谈文化，其实这也只是做文官的敲门砖，将武力交给一班张三李四。“太阿倒持，”反受欺凌，正是怨不得别人。现在觉悟的时期应当到了：兵是最要紧，最可贵的东西，我们应该自己当，大人（即兵头）也要我们自己做；那时我们才会有自由。我这些话与来信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不过因为联想到了，顺便一说。近五六年中，我乃由理想的弭兵主义而变为理想的义战主义，主义之刚柔不同，然其为理想的则一也。吁！
    复古运动是现今最新的潮流，据说这就是什么利乃诵斯（renaissance?！）京津“学者”现今正在热心办书院，因为学校已经旧了。这样看来，某次大人还是“学者”们的先觉哩。
    九月十日 凯明于京师
    * 刊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原文中少全来信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