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
    一 原书
    晶报社诸位先生足下：
    我是一个爱读《晶报》的。从《晶报》出版到如今，除了在旅行期间以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在相忍为国的上海舆论界里，《晶报》独能以委婉曲折的笔致，将社会的黑幕烘托出来，虽然不见得事事千真万确，然也可使闻者足戒。所以尽管有人骂《晶报》是专门隐善扬恶，但我觉得这种刺时之作，未尝不足以针砭人心，并不仅是使人快意而已。有时也想就所见所闻的趣事妙闻，写几桩充充《晶报》的篇幅，一则恐失于冒昧，二则也因事不干己，没有勇气去写它。但是现在有一点新闻，与我们有多少关系，故敢不辞冒昧，向诸位先生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完全是说明的形式，决不是向阅者有所更正，所以诚恳地希望诸位先生不要将我这封信登出。因为一则我本没有更正的意思，二则登出来徒然使我们不利。
    五月十二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一段记事，是引用《语丝》的。《现代评论》居然会被收买，在诸位听了，当然以为是一件奇异的事情，所以惊讶地登出，而且着一个“？”符号在下面，可见得诸位还有不相信的意思。我所以敢于向诸位饶舌者，也正因这个“？”号，因为若诸位竟据为信史，那就没有说明的馀地，而我也不必絮聒了。
    《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也很疑惑我们并不曾反对共产主义，他们为什么要造谣中伤呢？（这个理由直到五卅惨案以后，方才明白。）这种消息传到了北京，恰遇着北大教职员驱逐王九龄的一件事。那时有一位与《语丝》有关系的北大教授，做了一篇骂王九龄的文章，要《现代评论》登载。文章的内容是攻击王九龄如何贩卖鸦片烟，如何逢迎唐继尧，都是关于个人私德的话，而没有政治上的理由。我们最初就持着“只论事，不论人”的主旨，对于这种谩骂攻讦式的稿件，便直截了当谢绝了。这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结怨之始，而三千元津贴的话也就由他们传达于全北京，他们不仅在纸上写，而且在讲堂上对学生说。其后因五卅惨案，我们主张单对英日，而一部分人！尤其是共产党！主张对付列强全体；我们主张这是民族运动，只应对付外国，而他们主张这是社会运动，应一并对付国内资本家。我们的议论颇得社会的同情，而共产党便疑心我们是国家主义者，有意和他们为难，便恨了《现代评论》。又因女师大以暴力抢夺女大校址的事情，几百个女子大学生弄得流离无归，现代评论社内有几个人，因为本身是家长的缘故，加入了女大维持会，说了几句不平的话，这事更伤了《语丝》诸人的心。（因为女师大风潮中，从头至尾，他们都居于主干地位。）有这几种原因，他们便一齐攻击起来，甚么反革命派呀，反动派呀，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们的绰号。这一年来的《语丝》，《猛进》，《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都充满了这种口吻，甚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竟将现代评论社的人都列入应打应烧的名单里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还说甚么呢？《晨报》便是好榜样了。
    当时我们也有主张用积极对付的。所谓积极应付，第一是辩解了。但是我们一想，假定说：你们（指他们）既说《现代评论》得了钱，便请你们拿出凭据来，他们可以说：你们（指《现代评论》）所得的钱是秘密费，不用写收条的。假定我们说：我们既得了章士钊的钱，为什么还要骂章士钊呢？他们又可以说：你们（指《现代评论》）是不附带条件的。想这种莫须有的话，使人辩无可辩。要说与他们对骂么？他们有许多机关报纸，而我们只有一个，正是一拳不敌双手。而且他们什么话都骂得出，例如“□（从尸从穴）”“卵”，（见《猛进》第二十六七期）“臭婆娘□（从尸从穴）缝里的阴虱”，“鸟”等字，（见《语丝》第七十二期）他们掉舌即来，而我们终觉得呐呐不能出口。况且《现代评论》是给社会观览的，不是替几个人做辩护士的，我们若只图斗口，阅者又谁肯以宝贵的光阴，辛苦的金钱，听村妇骂街呢？若诉诸法律，控诉他们毁害名誉的罪么？这种风流官司，不知打到何时，结果还要加我们一个“勾结政府，滥用法权”的罪名，真是犯不着。所以我们终于只有隐忍之一途了。他们说我们是默认，我们只求“问心无愧”；他们骂我们是卑怯，我们只求“自反而缩”。才是这么着，我们又得了假绅士的臭架子，伪君子等嘉名。好在“事实是最后的证明”，《现代评论》的经济状态，是全靠报费和广告支持的，支出方面只有印刷费杂费两样，收支差可相抵。至于稿件从来是白尽义务的，然而我们还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都是受阅者奖励的缘故。
    现在北京社会坏透了。嫉媢，倾轧，陷害之风，无处不有。以造谣为有能力，以骂人为有勇气。即如《晶报》所转载《语丝》的一段话，从三千元减到一千元，总算是替《现代评论》销了每月二千元的勾肠债了。这不过是绕梁的馀声，诸位便以为奇，若将一年来的《语丝》，《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之类翻开看时，《现代评论》的劣迹罪状，更是罄竹难书。最妙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部训练册批评《现代评论》，以为比甚么洪水猛兽还厉害，竟是罪不容于死。这次造谣政策奏效，在他们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而我们也可藉减罪恶。所以我要求千万不要将我这封信发表者，正恐挫了他们的兴头，而更谋进一步的手段。安知其在国民军时代，便以反革命之名相加，而在奉联军治下，不以共产党的头衔见赠呢？在国民军时代做反革命派，固然是危险，在奉联军治下做共产党，简直是性命所关，请诸位千万不要儿戏出之，就感德无量了。既然要求诸位不要发表，为甚么偏又向诸位说话，这种矛盾的行径，岂不可笑。但因“？”的一符号，于惊讶之中，寓痛惜之意，正是惺惺惜惺惺，使我见了生出一种异常的激刺，便不知不觉说出这许多废话来。我对于任何报纸的批评，从来不曾写过半个字。想诸位也看得厌了就此收场，顺请撰安。
    五月十八夜 唐有壬敬启
    二 书后
    我真好运气，承上海的陈但一君寄给我几片《晶报》，使我得见“《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君致该报书，有书这书后的光荣。据《晶报》介绍，“唐君名林，湘人，庚子烈士唐才常先生的二公子，革命家唐蟒君之弟，”此外又是什么善后委员，记者，主角，他这封信的价值可想而知。今对于如此尊重的信得有书后之机会，此所以实为余个人之光荣也。
    但是，不幸如唐君自己所说，这封信于《现代评论》实在颇有不利。唐君关于现代评论社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之辩解，只能骗骗华东的人士，却不能骗在北京的朋友。（这是所以“诚恳地”希望不要把这信发表的缘故。）俗语云，“青竹梢撩粪坑”，越撩越臭，《现代评论》这个“臭毛厕”经了唐君这一撩，不免又要使大家闻到臭气，很对不起，虽然这并不是我的责任。《现代评论》的主角自己愿意引起对于他们更不利的陈述，他是自己知道的。
    唐君信里所要说明的一点是《现代评论》并未被收买，即并未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我说一千元，因为我听见，说起，并且加以攻击的只是这一千元，至于陈西滢唐有壬所哓哓置辩的每月三千元，我并没有说过，也没有听过。但是，唐君虽然敢于这样说，不知道别的主角们，如石瑛丁燮林也能同样地负责声明么？去年秋天《语丝》开始反对《现代评论》之后，对方托人调停，石丁二君那时对于章士钊的一千元也别无否认之勇气，后来因为《现代评论》不肯改变捧章的态度，这个谈判终于决裂，但我个人对于丁石二位的那种老实态度却是很佩服的。现在既然又有唐君这样有价值的否认的信，我们也不能完全无视！今特提出要求，倘若唐君不是说诳，我要求东吉祥的正人君子，不，即以石丁等三四位代表亦可，能够于十天内对着lllhmc六位（注意，均非《语丝》社员，）北大同人以书面或口头郑重声明现代评论社并未收受章士钊的一千元，倘若收受便是“畜生之畜生”。那么我也可以相信他们，替他们更正。但是，我想，即使现代社诸公是章士钊的徒党，或者也还不至于连那样无耻也学会了罢？
    唐君是唐才常烈士的公子，我们不愿过于诘责他，为了那些无心或有意的小错误。如《语丝》反对《现代评论》的原因，《语丝》与《猛进》及各副刊之相溷，《语丝》与五卅事件及反基督教运动等。但是有一件事，我对于唐君不得不严重训诫，这便是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是从莫思科来的。我告诉唐君，我们所知道的，《现代评论》收受章士钊一千元的消息乃是从现代评论社出来的，收受国民党一千元的消息也是如此。唐君却硬说这是赤俄的消息，信中又拉扯共产党的言动，时时用“他们”这一个代名词笼统包括，这实在是一种卑劣阴险，没有人气的行为。随便说人是共产党，这与前清时随便说人是革命党乱党无异，不是常人所应为的，唐君是烈士之子，尤其是不应这样地不检点，学一般散布“流言”的小人的行径。至于自己上面声声口口说人家是共产党，而后边又说怕《语丝》的人会陷诬现代评论社是共产派，更不知说的是什么昏话。唐君可以放心，《语丝》里没有像陈西滢唐有壬这种阴险卑怯的人，决不会去勾结军阀谋害异己的。呵呵，说章士钊的党羽之现代评论社的人是共产党，去告发他们！哈哈，这与指一只吧儿狗说是豺狼何异，我们虽糊涂，也何至于此？唐有壬，唐有壬！你这两番话真把贤父兄的名誉坏尽了，您怎么会不堪到如此的呢？我劝你早日改悔罢。语云，迷途不远，回头是岸，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尚未为晚，勉之，勉之！
    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 刊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语丝》第八十六期，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