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罪
    这大约还不是十年或二十年前的事罢，但是想起来总觉得很渺茫的，差不多有隔世之感，总是不很记得清楚了；那个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之战。
    我不是科学家，更不是玄学家，是个纯粹的门外汉，简单的槛外人，所以对于那论争的经纬横直，鸭跟儿就不明白。但是，我最不喜欢的是道学家，觉得讲玄学的人生观容易让礼教的僵尸来亲近，因此也就不很喜欢他，以为科学的人生观的人比较要好一点。那时两方面的主将，科军是丁在帅，玄军是张励帅，在帅是在地质调查所，励帅是在自治学院；由我们外行看来，在帅的官运一定要比较远些，对他的好意也就自然多些。——然而，一眨眼不知过了多少时光，我们外行的推测完全破产，做政客的倒还是做政客，做科学家的一变而为皇英的高等华人，再变而为孙联帅的淞沪督办，讨赤军兴，便在上海杀戮学生工人了。丁文江一个人堕落不足责，科学的人生观本身也没有罪，但因丁文江而使我们对于中国讲科学的人生观的人开始怀疑，则丁文江之罪大矣。古人云，“言之匪艰，行之维艰，”好做文章或出文存的人切须留意，要预先扪心细想将来会不会露出马脚来。清末文人以文章助成革命事业者至今尚存三人，唯吴稚晖先生始终如一，有老而益壮之概，可以佩服，至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才三千有馀日，回转变化如猫眼睛者已久不乏人，则诚如“孤桐先生”所说之“每况愈下”矣，鞠哉！
    * 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语丝》第一〇六期，为“闲话集成（十）”，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