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的说明
    张友鸾先生日前在副刊上引用我的话，说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底为止，一交十六年的元旦恐怕运气就要坏了。我确是这样说的，只是说的太晦涩一点了，恐怕有人要看作在谈流年八字，仿佛是“问心处”的口气。所以现在想说明几句，何以张竞生博士的性学会在民国十六年元旦就要倒霉起头了。
    这个原因实在很是简单。因为张博士的《新文化》第一期是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而这里边充满着乌烟瘴气的思想，所以这个日子是张博士的性学运动上的一个关门，划分他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民国十六年以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张博士的神交与情玩的学说，我也不敢赞成，但这只是浪漫一点罢了，还不至于荒谬，而其反礼教的大胆则是很可佩服的。《美的人生观》不能说是怎么好书，但是这一点反礼教的精神，打破古来对于性的禁忌，——这两个字我是想拿来译“达步”（tabu）这术语的，——于性道德的解放上不无影响。就是《性史》我也以为不可厚非，他使人觉得性的事实也可以公然写出，并不是如前人所想的那样污秽东西，不能收入正经书的里边去的，虽然《性史》的那种小说的写法容易杂入虚构，并缺少必要的庄重，实在是个大缺点也会有许多流弊。总之这第一时期的工作是颇有意义的，即使有些毛病，也还是瑕不掩瑜，社会上的非难并不十分重要，因为除了几个根据学术加以纠正者外，大都是神经质的禁忌家之抗议，不足挂齿。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他在《新文化》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么性部呼吸，引道士的静坐，丹田，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阳具喝烧酒为证。喔，喔，张博士难道真是由性学家改业为术士了么？我真不懂某君倒喝烧酒有什么意思。照我们的常识来说，烧酒入了尿道，去路不外两端：不是走岔道进了输精管，到了睾丸，结果把精子都做了酒精渍了事，（这条路实在是像田维勤攻怀来，大约不容易走通的，现在不过姑且如此说罢了，）那便是到膀胱里去，与小便混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还有丹田，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岂不是什么生理解剖书上都不见，只在黄帝素女彭祖蒋维乔的秘诀里才有的么？如不炼丹，有什么田？我猜想张博士不久也会称女子为“鼎器”罢。张博士虽声明不是科学家，但哲学家艺术家常识家也总还未必就是与道教的术士同一罢？
    道教有什么不好？或者要问。老庄一派的道家思想当然是很好的，但这并不是道教。我所深恶的是通俗道教，即是萨满教的迷信。萨满教的特色之一是对于种种事物的禁忌。据说禁忌的起源并不单由于精魂信仰，却是由于心里的爱与惧的冲突；大抵这东西太好了，各人喜欢去惹他，同时却又受着一种制止，“又霸又怕”，遂造成禁忌的那种神圣与污秽混合的性质，而两性的事情又常是大家所最以为好的，所以在这上面禁忌特别繁重，正是极当然的。中国的风化说全以萨满教的禁忌为基调，即幽玄的佛教所有厌女的论调亦未能脱去这个色彩，所以中国历来可以说是充满着道教的邪说，直到民国以后这才发生一点改革运动。但是这已经根深蒂固的迷信要想拔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须得先有健全的智识，加上高尚的趣味，养成纯净的思想，才能改变过来，不过这也只限于少数的人，至于大多数的老百姓我还不敢怎么说。在这少数的人里面，张竞生博士我们当然算他一个，因为他在过去两三年中的确发了不少的大胆的言论。现在，他却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道士，这实在变得太奇了。我们不能说他这回的变化是否由于科学思想之缺乏，但他的变化总是确实的了。变了之后或者更行时运亦未可知，可是那也是别一种时运，与看相算命的差不多，已是另一问题了。
    二月二十三日。
    * 刊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世界日报副刊》第八卷第十八号，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