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通之不通
    七月二十四日发行日文《北京周报》二六五号里有一篇填空白的小文，题曰《支那式卫生法》，其词曰：
    “日本人与西洋人都把卫生与清洁这两件事混在一起，然支那人则天下到处皆是便所，衣服又是污糟之至也。可是这样不洁地生活着而没有什么毛病者，乃因嘴里除了热的东西不吃，又不赤脚，故不洁的地面不能与以什么障害。因此，支那的卫生虽是不洁，却也自合于道理。”
    这一篇没有署名，不知道是那一位做的，但是一般的“支那通”的无知与恶意总是很明了地表出来了。我们姑且不管他的恶意不恶意，只问这所说是否是事实。中国人的欠清洁，不必等外人来指摘。我们也已承认，所以不想学那些国家主义者来强词辩解，但是别的事情怎么样呢？中国人不大喜欢吃冷食，（据我看，那些大抵是有点低能的人，）也是真的，但难道真是不吃瓜果的么？无产阶级的人，吃冷饭，喝冷水的，多得很呢。在北京行走，的确少见赤脚的人，就是大雨天，拉洋车的也还是札好裤腿，让泥水慢慢地从袜子延到上边来。但是，北京只是北京，不能代表中国呀！东南水乡的农民差不多是一年有三季不穿袜子，半年不穿鞋子，田间工作的时候终日以土亲肤，不过支那通没有知道罢了。本来这并不是什么难知道的事情，只要肯略为留心点，就可以见到，但是这又岂能望于支那通呢？前回有日本女新闻记者在报上发表，往齐齐哈尔访某督军的某姨太太，先献茶，次献烟，三献高粱烧一杯，遂下结论曰，这是支那上流人家款客之礼云。我生长支那四十年了，却没有这样被款待过，也不知道有这种办法，虽然我不曾访问过什么姨太太，不敢说一定没有，总之这不是普通礼法那是可以断定的了。日本的支那通见了一地方的情形，一个人的事件，便以为全支那都是如此，妄下论断，即使别无恶意，也已荒谬可笑，足以证明支那通之多不通了。
    同期的《北京周报》上又有一篇清水安三君的《三民主义之研究及批评》，我是不懂政治的，不知道他研究得好不好，批评得对不对，我只见到他的结论里有几句很妙的文章，大意云：
    “但是，在这中间有一种事大主义（sic），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总是黏住在那里。称自己的国为什么中华，就是在此刻也还要辨夏夷，支那国民性的确整个地显露出来了。这种时代错误的思想如黏住在三民主义上，那么信奉这个主义的地方，排外热与事大思想总是不会消灭的。”
    究竟在三民主义里有没有什么东西黏着，我是个门外汉，压根儿就不知道；本来三民主义是大元帅的老友所著，现在大约已经可以明看，或者替它辩解几句也无甚妨害了吧，不过我实在不懂，所以这个黏住问题只好暂时搁起。此外却还有两件事，我觉得有点诧异，不妨顺便说它一说。其一，排外热与事大主义之异同。照我们支那人所用的汉字来说，这两者是截不相同的：排斥异民族，谓之排外；如甲国行政一一商承驻在的乙国公使，或派人到乙国取得乙国政府的同意，然后施行，那可以算作事大之一例。那么，“排外热与事大思想”当然不能并作一谈。但是，我恐怕照支那的意思来译汉语不免又是不对的，所以特地去找《大日本国语辞典》，在第二册八九二页第三段中找到这个字，注释如下：
    “事大主义 无一定之主义与定见，以奉事势力强大者为事之主义也。”
    这样看来还是不懂，原来这个字的意思还是如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样子。三民主义与事大主义，排外热与事大思想，这到底不知说的是什么事什么话，恐怕非是支那通决不能了解者也。（有一个不通的朋友说，“事大”与“自大”通；到底通乎不通乎，我不能知道。）
    其二，中华与日本之比较。说中华是“僭越”的名称，这大约是日本的支那通的公论，不仅是一两个人的创见，我现在也不想来同他们强辩，就是姑且承认也是无妨。但我要请问日本人，究竟贵国是不是日之本，贵国人是不是真的太阳的子孙？倘若说“是的”，那我也无话可说了，——在此刻还相信太阳是女人，会化生出许多人来，对于这种知识的人还说什么呢？如其不然，则卿等岂不也是同样的僭越么？从这种字义上去咬嚼，正是极卑陋无聊的行为，不然也是常识不足的证据。假如有人疑彼得之非岩石，乔治之不耕地，斐力之不爱马，又或笑西乡之不“隆盛”，伊藤之非“博文”，天下将非笑之，以为阿呆矣。支那通之所为，何以异是。更有进者，知彼之外亦宜知己，否则如某报记者热心于敝国之礼教而忘记其贵国之风俗，大声疾呼，切齿痛恨于时髦女之不穿裤，是犹和尚之骂秃子，讨不到什么便宜也。虽然，此殆非支那通辈之所能知欤？则吾言亦白费焉耳。
    七月二十六日午后，于九十六度室中，挥汗书之。
    * 刊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语丝》第一四三期，署名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