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序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来究竟如何，这个问题目下很不容易解答。就现今的政治状态说，无论如何看不出什么可以和解的途径，但是从向来的文化关系上看时，两者之间具有甚深的因缘，轻易要割也是割不断的。我们本来无须多去扳认亲戚，特别是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不过事实仍是事实，世界文化关系中最奇特的例中日确是其一。这关系多么密切，却又多么疏远！日本古代的文字学艺以至政治制度差不多全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但这个关系又全是友谊的，与一般由于征服而发生的文化接触经路截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很不多见，只有中国在晋唐时代与印度的关系略可相比。中国不曾替印度保留下多少古文化，但是接连的译出了几千卷的经典，又代办了极东的传道事业，这个工作也颇不小，日本则直接保存了中国的好些文物，从前夏曾佑钱恂两先生在东京散步，看见店家招牌的词句和写法，往往相顾赞叹，以为都有唐代的遗风，正不是什么夸张的话，一方面现今支那学的研究也很发达，颇令明达的中国学者有感到压迫之叹，这又是二者不同之点。日本今日虽有席卷东亚之志，看中国不在眼里，可是旧债还是不能抵赖，就是那些王道啰膺惩啰新鲜口号也跳不出中国陈腐的圈套，中国对于侵略者固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但若是救亡工作中不废学术，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古文化之资料及其研究成绩似乎也就不能恝然置之，有时实在还须积极的加以注意才对。这样情形的所谓孽缘（kusare-ēn）大抵自明清以来便已如此，不过到了现在才算顶是明显罢了。
    日本关于中国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作两大类，其一是支那学者的工作，其二是支那通的工作。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其一是为学术的，虽然在思想方法上稍有新旧之分，但是目的在于求知则是一样，其二可以说是为实用的，而其实用又是拓殖的准备，所调查研究者大率以经济风俗社会制度为多，其成绩当然也还不差，可是居心却不可问了。此外还有后藤朝太郎，井上红梅，中野江汉，加贺文子等人，也写好些关于中国的文章，不过是找点材料说明中国之下劣，作为应当膺惩的佐证罢了，这些可以按下不提。我们中国未免也是太不肖，不但对于有这样重要关系的日本未曾加以切实的研究，就是自己的文化也不大关心，近来甚嚣尘上的国故整理不知道比以前汉学家的业绩能够超过多少，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这实在是学人之耻，可是临渊结网胜于自弃，只看有此意气否耳。可惜中国平日对于日本学术界不甚注意，大多数论文又散见历年杂志中，殃苦难于检索，更使学子无从取材。于式玉女士此次就燕大图书馆所藏定期刊物数十种录取东方学论文分类编为引得，可以补此缺陷，学子如能利用之，其裨益当非浅鲜也。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日，周作人识于北平。
    * 刊一九三三年九月燕京大学编纂处《引得》“特刊之六”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署名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