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杂咏
    偶阅明清人所作地方名胜诗集，看到高青丘的《姑苏杂咏》二卷，乃是黄晦闻先生的遗物。《杂咏》诗凡一百三十一首，已散编入《大全集》，此尚系原本，后有洪武三十一年周傅跋，盖是青丘被害后二十四年也。去年在隆福寺街得此集，卷首有印曰“沈以恭叩”，“敬斋”，又曰“陈天爵印”，“天士”，两册首别有印曰“黄节读书之记”。晦闻卒于民国廿四年一月廿四日，次日撰一联挽之云：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钤一印曰‘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今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晦闻卒后，藏书多散出，偶在书肆见此册，遂以六元买得之。青丘原书固不多见，无意得到故人手泽，亦可记念也。
    查《瓯北诗话》卷八，讲高青丘的一部分中有几句关于他的著作的话云：
    “青丘诗有《吹台集》，《缶鸣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编，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时有徐庸字用理者汇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馀首，名之曰《大全集》。”所说似不甚确。寒斋所有此《姑苏杂咏》二册，即系洪武年中所刻者也。《静志居诗话》卷三，“高启”条下云：
    “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南楼》，《槎轩》，《姑苏杂咏》等集，自选为《缶鸣集》。”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条下云：
    “所著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凡二千馀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凡九百馀首。”朱竹垞纪晓岚二君说《缶鸣集》似亦有待考处。涵芬楼本《大全集》卷首存《缶鸣集》原序三篇，其谢徽的一篇署年月为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序中有云：
    “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又金氏文瑞楼刻本所录原序，其第三篇为《姑苏杂咏》自序，署年月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案即辛亥年也。照这年代看去，《姑苏杂咏》当然未曾编入《缶鸣集》内，因为《杂咏》之成在《缶鸣集》选定后一年，自当别行，洪武三十一年之单行本即其一证，至徐用理乃复杂糅增益编为一集耳。《杂咏》周傅跋有云：
    “锡山蔡伯庸氏得其全集，谋锲诸梓，虑其传写之讹，属傅编次而校正之，复需言识于简末。”此云全集即指《杂咏》全本，似以前只有传抄，此为初次上木也。书分上下两卷，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川，泉石，园亭，寺宇，桥梁，杂赋等十类，共一百十题，诗百三十一首，自序云一百二十三，跋又云一百三十六，不知何以计数各异。编全集固自有则例，唯鄙见则以为分体不如编年，原来各种小集亦以罗列为宜，胜于拆散分排，特别如《姑苏杂咏》有其个性者，尤不宜鲁莽割裂，如成串的星月菩提子，单个非不可赏玩，但无甚兴味耳。不佞最爱其《临顿里》十首，原本有小序云：
    “在城东，旧为吴中胜地，陆鲁望所居也。皮陆有诗十首咏之，余悉次其韵，盖仿佛昔贤之高致云。”此诗今收在《大全集》卷十三，却无小序，亦是缺恨。《杂咏》每篇有序，金檀注《青丘诗集》，始重复一一列入题下，称之曰原注，其实在《大全集》中乃原无有也。景泰刻本虽曰名贵，但在读者，还不如看金氏文瑞楼本，古本或粗而今本或精，往往有之。但如或得《缶鸣集》等各原本，加以复印，则亦是佳事，因此可见本来面目，虽未必更佳亦总是有异，此即值得传播耳。金檀注本例言之二云：
    “《姑苏杂咏》间有旧刻单行，中多脱谬，国朝康熙己卯周氏本锓版亦潦草。”此言原非妄，唯《杂咏》虽有误，总比《大全集》为胜，如《杂咏》《走狗塘》一题在目录上乃误刻作《是狗塘》，可为一例，唯卷下《锦帆泾》一首，末二句下作“穷奢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大全集》则父刻作交字，渔乃是墨丁。《杂咏》全本皆刻作软体字，殊不潦草，只可惜无青丘自序，或者此当在康熙周氏本中，抑已破损佚去，皆不可知也。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记于北平。
    附记
    凡编集，文可分体，诗不可以分体，最好是依年代合刻各原编小集，而别附一分体目录，略如索引，庶几得中。盖依体分编，不但破坏内容的统一，如《姑苏杂咏》是，且亦破坏作风的统一，例如袁中郎的《解脱集》，完全是代表公安派的最高潮，不特在各篇诗歌之间，即诗与文其间亦有息息相通处，合而读之，便极易了解，真是事半而功倍，如此则文诗且并不宜分编，须一切仍其旧也。各集有原序，亦多有用处，编合集时大抵弃去，甚为可惜，后世作序跋固多泛滥，但单只考查其编印的本末年代，已大有用矣。《大全集》录存序文三数篇，尚有可取，但如周傅跋便无有，即不能知《杂咏》在洪武中曾有刻本了。
    六月十九日记。
    再记
    张君索稿，愧无以应，只得以旧作塞责，计前后距离已有三十月，此种陈言，岂复值得一读，思之唯有惶悚。
    廿八年九月六日。
    *刊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二期，署名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