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杂谈
    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没有第二条，这与新中国之复兴走的是同一条路。近四五十年中，中国在做着的工作便是这尚未成功的革命，用最近通行的话来说，即是复兴中国，保卫东亚。这里可以分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分别进行，可是其方向与途径总是同一的。文学是文化的一部门，文化的进路不能与政治分歧，那么文学自然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中国文学之复兴在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所有的问题是在方法上，便是这实际上该怎么办。这里重要的只有一点，即是这须得有人。平常任何种文学运动都需要人，但是这里却更特别重要。因为在普通的场合，天下太平，容得大家各献本事，争名夺利，尚无所谓，若在现今乃是非常时，一切工作只是一个目标，便是为国家民族，没有多少为个人利益的馀地，所以有些在浪漫和颓废派时代很好的脚色，现在却有点不大适用。还有一层，中国现时思想文化综错混乱，所谓古今中外都杂在一起。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纠纷，已经从这酸辛的经验中稍为找出一点头绪来。可是要整理清楚，把握得住，还是很不容易。走到两极端去，一味的急进或保守都不难，难的是认清了上自圣贤下至凡民所同具的中国固有思想，外加世界人类所共有的新兴文明，胆大心细的决行调整，基础既定，然后文化工作才可以进行。做这工作的人须得有这几个条件。一是把握得住国民思想的传统，理解世界文明的精义，二是有写作的能力，三是一心为国家民族尽力，克服一切为个人为派别的私意。这条件看去并不怎么太严，但实现也不是容易的事。在二十多年前中国有过一次文艺复兴的运动，即是所谓新文化运动。虽然那时途径还没有像现在的那么明了，但是整理国故，接受新潮，这目标并未定错，而且也有相当的人才，相当的热心，然而成绩不很大，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士流向来看重政治，从事文化工作者往往心不专一，觉得弄政治更为有效，逐渐的转移过去了，其实文化工作者固不必看轻政治，却也无须太看重，只应把自己的事业看作与政治一样重要，或者如必要即认为也是一种政治的工作亦可，专精持久的做去，效果自会发生出来。说到这里，似乎又得来添上一个条件，即是，四是要能耐久耐寂寞。
    以上是今年春间所写，应中华通讯社之征求而作，题目原为《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本来是应教，其近似赋得正亦无怪，不过里边的意思总是诚实的，现在拿出来重阅，觉得也还有点意义。我希望文人把自己的事业认为即是一种政治的工作，并不是一句新八股，乃是我真心的话，这里且来补充几句说明。这当然不是说写文章等于做官，文人即是官吏，实在只是说文学是严肃、重大的工作，可以说是政治的一部分，做这事的人须得很明达、慎重、负责任，与好的政治家一样。古人云，文以载道，向来也把文学看得很重，假如这道字当作人生之路解释，那么也并不错，可是中国文人一直将他解作圣道，用现代的话说便是一种主义，这里便有弊害发生了。在别一方面，文人们又以为文艺是完全独立自由的，一切可以随个人意志自由发展，这在某一时期也是对的，也会有益，但是在现今中国这不能不加制限，凡国民均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即使重在创造，其个人的要求总不能不从属于国家民族之下。中国文人须得了解其责任，诚恳的从事于自己的重大而严肃的工作。所谓重大，文学里的思想的分子占着重要的部分，散布开去，其影响如何，须得考虑，此固是其一，但是一方面还得要言顾行，摆脱文人无行的旧病，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此又其二。特别是在现今，兵灾未已，文化奄奄一息，而外有国际关系的往来，这时候的文人特别难做，他实在是个文贫了，既须苦干去读书写文章，见到来客又要不卑不亢的应接，时时存着政治的反省，宁可使人家看得有点像外交官，总之切不可被当作帮闲看待。现在的文人所以是很苦的，在言与行上他都有责任。所谓严肃，那是很简单的，用不着多说。不过这也并不是要文人整天的说教训，只是一切要认真而已。劳作认真，游戏亦认真，都是同样的严肃。屈大夫愤世嫉俗，怀沙沉于汨罗江，东方生玩世不恭，待诏金马门，作法不同，其严肃则一也。简单的一句话，只不可做一切的八股。这在现今非常切要，却亦正因此而非常之难，天下事愈难能也就愈可贵，大家很值得一番努力。
    民国甲申，四月八日。
    * 刊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求是》第一卷第四期，署名知堂。本文第一段先以《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为题，刊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文学》创刊号，署名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