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明连忙补充说：“你原来摆在娘子军中的衣服和细软一直收藏在府库，你现在可以去刑部办理手续拿走；宫里的第一座织坊就要开工了，有一百台织机，三百宫女，二夫人想请你去管理，一个月二十贯，第一年可以预支一辆马车的奖金。”
公孙蕙兰这才体会到拒绝别人也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方替你把什么都考虑好的时候，有些强硬的话很难说出口；元袭人的头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缜密，公孙蕙兰只能无奈地对李正明说：“那就谢谢二位夫人和越国公，有劳李大人奔走了，这件差事我答应了。”
李正明理解地笑笑说：“来之前，越国公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位姑娘救了一只野猫，过了几天，她家门口每到早上就会有一只死鱼或两只死老鼠，姑娘很生气，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促狭鬼，经过两天观察，姑娘终于发现，这些东西是那只被救的野猫送过来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别人的好意未必是你需要的。”
一旁的李秀静是真的吃了一惊，杨崇的小故事充满着哲理，不是说杨崇是工匠出身，没读过什么经书吗？公孙蕙兰似乎见怪不怪，颔首谢道：“多谢李大人传话，看样子越国公不是不懂女人，而是真的不是儿女情长的人。不过也好，越国公现在这么忙，我就不登门拜谢了。”
杨崇本人正在和图书馆长盖文懿、长安报社的主编韦裔、礼部侍郎孔颖达、太学博士于志宁在商量挑选图书的事。杨崇把李唐的齐王府一分为二，前面正门改作长安图书馆，后面三分之一改作长安博物馆。
杨崇看完盖文懿的规划，有些不满地说：“图书馆是对长安的百姓开放的，我认为经书要减少，不管佛道儒，都一样，免得成为各家版本争论的焦点，百姓看的书，多在音乐、车马、舟楫、志怪、天文、医学、杂家上下功夫，哪怕是散记、诗歌、书法、图画也好。”
孔颖达微笑着点头赞成，佛道本身就是争论不休，儒家的任一本经典都有十几个版本在流行，在佛门、道门、国子监里互相指责就足够了，不需要把老百姓也牵扯进来。盖文懿想了想说：“这些书估计只有四千多本，数量还是不够，虞世南在秘书省后堂挑选了大量的这方面资料，正在编写，号为《北堂书钞》；不如安排人继续往下编，一面把已经编好的装订成册。”
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提出“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向民间广泛征集图书，规定献书者每献出一本书，就可以得到一匹绢的赏赐朝廷拿到书后只是用以校勘并抄录副本，原本仍完璧归赵。这极大调动了民间献书积极性，朝廷也由此获得了大量图书，二十年下来，光长安嘉则殿藏书已有三十七万卷之多。
杨广登基后，派人对这一数量庞大的图书进行审读校订，抄录副本，分门别类地收藏在观文殿，经书和史书藏于东厢房，子书和集书藏于西厢房，佛教和道教的经卷另外撰著目录；专门主持图书整理工作的秘书省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人，与殿内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平起平坐，秘书监也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官员，先后由柳顾言、虞世南担任。
柳、虞二人编写了大量的书籍，经书、儒佛道、音乐、车马、舟楫等无不包括，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长洲玉镜》和《区宇图志》。《长洲玉镜》是以南朝梁武帝时编纂的《华林遍略》为底本增删而成的，共四百卷，《区宇图志》共一百二十九卷，统计各地风俗、物产、地理等情况而编撰的全国性方志图经。
《北堂书钞》是第三部巨作，可惜因为攻打辽东和战乱，编到一大半被搁置了；虞世南现在是窦建德的黄门侍郎，自然不可能来做这件事，只能另外找人。杨崇一听就明白了，盖文懿是在委婉地提醒自己，该重新建立秘书监了，在图书馆后面竖一座神；杨崇看看孔颖达说：“孔兄，王通、褚亮都在准备马上的科举考试，估计一时抽不开身，虞绰、韦裔都抽不开身，要不然你屈尊吧。”
孔颖达大笑道：“礼部侍郎不过正四品，你就是把秘书监降回正三品，我也是连升两级，跻身权贵，不能说屈尊。不过，我有个条件，把庾抱调到秘书省，有些事还是要一个熟人好一点，《北堂书钞》就让庾抱编完。”
杨崇一口答应，庾抱已经在回长安的途中，原本就是让庾抱到著作省担任著作郎，负责编书的，现在就改为秘书郎吧；至于秘书省，既然成立了，著作省、图书馆、博物馆、嘉则殿、观文殿都摆在秘书省下面。
著作省其实从晋朝开始就一直是著作郎一人负责，专掌史任，名称上好听一点罢了，半点权力都没有，现在的著作郎李纲杨崇并不放心，把孔颖达安排在上面，多少有点监督的味道。孔颖达是个心大的人，丝毫没有因为李纲的名声而担心，两人谈笑间就把这件事说定，秘书少监、秘书丞的位置先空着。
这是杨崇一贯的做法，架子搭起来后，有多少事设多少人，免得人浮于事；于志宁提了个建议：“国公，不如把《史记》一类的史书和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古籍都摆在图书馆，既增加书籍内容，也不让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自然是指责杨崇对经书不重视，但是儒道本身就是诸子百家的一部分，图书馆这么做，很多人还真没办法，至于佛家，草堂寺、观文殿都有专门的藏经楼，不摆也罢。盖文懿迅速盘算着说：“如此一来，可以加上五千册，勉勉强强到一万本，一号楼的书架应该够了，我就担心那五百张桌子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