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拖着麻袋走到船边，奋力朝江中抛去，咕咚两声，麻袋沉入了江底。
    船上诸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滔滔江水，唯独王舒偷眼瞟向长江岸边。雾气昭昭中，依稀可见两个人影正弃船上了岸，向着远方渐行渐远。
    往后，我琅邪王氏再没有王含、王应这两个人了……
    与此同时，江州刺史王彬也收到王应的求助信，他火速乘船迎接，但求保住同族的性命。可他再也没有见过二人。
    史书记载，钱凤和沈充的人头都被当成价值连城的宝物送往建邺，可王含和王应则被王舒沉入长江，从此死无对证。
    战后，王敦的舅舅羊鉴也投降了朝廷。
    司马绍召羊鉴询问：“王敦临死前都说了些什么？”
    羊鉴将王敦的遗言一一交代：“……他叮嘱王应回江州，不要再跟朝廷为敌。”
    “就这些？”
    “就、就这些。”
    实事求是地讲，王敦是个犯上的权臣不假，但他自始至终并没给人落下谋朝篡位的口实，其死前遗言更印证了这一点。甚至，他上次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建邺，还颇得人心。然而，司马睿正因为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忧愤而死，司马绍与王敦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
    “就这些可不行啊……”司马绍目光冷若寒霜，死死盯着羊鉴的眼睛，“羊鉴，你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怎么还这么不明事理？朕之所以讨伐王敦，是因为王敦他想谋朝篡位……”突然，啪的一声响，司马绍的手重重拍在案几上，口中咆哮道：“你到底懂不懂！”
    羊鉴吓得几乎瘫在地上。
    陛下这话什么意思？他想了半天，终于想明白了：“臣愚钝，臣差点忘了。王敦还说，等他一死就让王应登基称帝，还要自行设立朝廷，任命官员……”
    司马绍的脸色这才渐渐缓和下来：“这就对了嘛，王敦果然是个十恶不赦的叛臣贼子！”
    几天后，王敦的尸体被挖出来，重新摆成跪着的姿势被砍下首级。他的头与钱凤、沈充的头一起悬挂在朱雀桥南示众。
    司马绍看着三颗头颅，心潮澎湃，可同时又不免带着一丝遗憾。
    可惜啊，没有王含和王应的头。他琅邪王氏可真有主意……
    人情世故
    战后，司马绍给那些功臣一一授予爵位。
    位列所有功臣之首者，绝对让人意想不到。司徒王导受赐食邑三千户，封公爵（始兴郡公）。这位挂名最高统帅、暗藏小心思的琅邪王氏宗主在战争中不仅没出力，更将军事机密泄露给了王含，然而，由于大批王氏成员官居要职，以及数不清的江东士族为其撑腰，王导依旧稳居东晋第二大股东席位。
    排在第二梯队的是温峤、庾亮、刘遐、苏峻、卞壸，食邑各一千八百户，爵位也都是公爵（五等爵依次为公、侯、伯、子、男）。
    排在第三梯队的是郗鉴、应詹、赵胤，卞敦，食邑各一千六百户，爵位是次一等的侯爵。补充一句，中领军纪瞻不在主要功臣之列，他没过多久即病逝，死后被朝廷追赠子爵。
    刘遐和苏峻在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若没有郗鉴，二人都不可能南下勤王。按理说郗鉴功不可没，但他却排到刘遐、苏峻之后。显然，司马绍不希望流民帅再唯郗鉴马首是瞻。另外，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绍最不敢惹的还是王导，而司马绍最仰仗的则是温峤和庾亮。
    郗鉴暗自庆幸：自己当初推掉卫将军官位是多么正确，若非如此，现在肯定会让司马绍、庾亮觉得碍眼。
    接着，司马绍提议罢黜王敦所有的僚属。这打击面很大，一棍子下去少说得有几百号名士沦为庶民。
    温峤觉得不妥。仗一打完就该收揽人心，哪有把人赶尽杀绝的道理？他上疏道：“王敦掌权时人人自危，连朝廷都拿他没办法。诸如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等人都是迫于无奈做了王敦僚属。臣觉得应该从宽处理他们。”
    郗鉴死抱司马绍大腿，他反驳道：“王敦僚属虽多被逼迫，但他们没辞官逊位就是违背操守，必须加以责罚。”
    结果朝廷力挺温峤，没人搭理郗鉴，司马绍不得不采纳温峤的建议。不言而喻，温峤简简单单一句话卖了无数人情。而郗鉴毕竟跟流民帅混太久，在那帮泥腿子堆里他是智囊，可跟温峤这种老江湖一比还是嫩了。
    郗鉴意识到自己犯了傻，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上疏道：“钱凤老母年过八十，不宜株连，还望陛下开恩。”钱氏在吴郡很有势力，郗鉴后知后觉地卖了钱氏一个人情。
    通过这事，郗鉴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在朝廷立足，就不能在司马绍这一棵树上吊死，还得跟士族搞好关系，而实力最强的士族自然非琅邪王氏莫属。
    这段日子，琅邪王氏成员个个抬不起头。王敦的头颅像耻辱柱一样戳在朱雀桥南，没有皇帝的诏令，谁都不敢去收葬。
    郗鉴上疏求情：“俗话说，王法加于上，私义行于下。臣认为应该允许王敦的家人把他安葬，这样做也符合道义。”
    司马绍应允。郗鉴由此迈出与琅邪王氏缓和关系的第一步。
    重新布局
    王敦死后过去两个多月，司马绍开始着手规划朝廷及地方的权力架构。
    司徒王导晋升太保，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在史书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皇帝授予个别重臣（权臣）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荣誉，其实，这对皇帝和权臣来说都是一场赌博。通常情况下，皇帝忌惮谁，就有可能会把这份殊礼赐给谁。如果臣子没接受，等于向皇帝表白自己没有非分之想，其低调的态度可以让皇帝放心，赢得同僚好感，但也会失去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如果臣子接受，则分两种情况：其一，臣子实力不济，这会招致所有人的仇视，搞不好很快就会被人灭掉；其二，臣子实力足够强大，其声望也会随着这份殊礼提升一个新的台阶，而这台阶，正是从权臣到皇帝的必经之路。
    王导是个明白人，他从始至终也没有过篡位的想法，所谓太保、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就是烫手的山芋。他不敢接受，依旧维持司徒官位不变，同时仍兼任扬州刺史。
    丹阳尹温峤和尚书令郗鉴的官职也没变，他们一个负责京畿郡政务，一个负责尚书台政务。不过，郗鉴麾下那些流民军让司马绍有点头疼，若强行遣散，郗鉴肯定不答应，可让一个文职官员带兵，又有碍观瞻。于是，司马绍给郗鉴加了个前将军的武职，手里有点兵也算名正言顺了。
    司马绍的小舅子庾亮任中护军，负责皇宫外围禁军。这位外戚乃是所有功臣中最得势的人。
    《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桩逸事。
    一次，司马绍给庾亮写了封信函，却误打误撞送给了王导。
    王导拆开一看，才发现信不是写给自己的，信的末尾更是特别写明——“这事别让王导知道。”
    王导心里五味杂陈，最终，他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手段化解了这件尴尬事。他给司马绍回了一封信，写道：“臣拜读陛下信函，好像不是写给臣的。臣将信封好，臣什么都没看见（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
    事后，司马绍觉得不好意思，一连几天都不见王导。
    江东名士陆晔任中领军，负责皇宫内禁军。不过，陆晔基本上继承了上任中领军纪瞻只挂名不带兵的传统。在东晋前期，中领军麾下共有左卫将军、右卫将军、骁骑将军、前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后军将军这七营禁军，而绝大部分禁军，都集中在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手里。此时，这两个实权禁军将领即是左卫将军司马宗和右卫将军虞胤。司马宗是老实巴交的司马亮的儿子，也就是司马绍的堂叔爷。虞胤是司马睿正室虞氏的弟弟，虽然跟司马绍无血亲，但从法理层面司马绍得管他叫舅舅。正如司马绍之前所说，他懂得利用那些豪门士族，却永远不会对这些人真正信任，等战事一结束，他就把皇宫内禁军都拨给了两位皇亲国戚。
    朝廷里大体如此，接下来是地方势力。不用想也知道，两个琅邪王氏藩镇大员——江州刺史王彬和荆州刺史兼荆州都督王舒，谁都跑不了。
    王彬被调任光禄勋（九卿之一）。他在江州只有政权没兵权，自然不敢跟司马绍来硬的，只好老老实实去了建邺。
    王舒被调任广州刺史。广州是不毛之地，这基本上跟发配流放没两样。从这里可以证明，倘若司马绍相信王舒杀了王含、王应父子，断不会把王舒贬得这么厉害。不过，王舒仗着手握荆州兵权，死活不应召。王导左右斡旋，最后说服司马绍让王舒转任湘州刺史。王舒这才赴任。从这哥俩的待遇可以看出，手里有兵腰杆就是硬气。
    挤走了王彬和王舒，司马绍让应詹做了江州刺史兼江州都督，陶侃做了荆州刺史兼荆、雍、益、梁四州都督（雍、益、梁为侨州）。陶侃自被王敦排挤到广州，迄今已九年，至此，他终于算重新崛起。不过，这也意味着他越来越接近权力斗争的旋涡，在不久的将来，他更会身涉其中。
    另外，两个立过大功的流民帅——苏峻和刘遐，毕竟属于编外人员，又加上二人匪气不改，这些日子竟闹出打家劫舍的丑闻，于是，司马绍打发苏峻做了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太守，刘遐做了淮北都督、徐州刺史。二人折腾了一通，又回到江北。不过，苏峻和刘遐也受不了朝廷里的束手束脚，封官授爵后再回江北做土皇帝，正乐得逍遥自在。
    最后再提一句南下勤王的王邃，说实话，真没什么可讲的，因为史书中关于他的结局连半个字都没提。要知道，苏峻和刘遐二人勤王的兵力加起来才一万，都被列为头功。而王邃率一万五千人勤王，倘若他真是来勤王的话，战后怎么也得意思意思，然而，他先前徐州刺史的职位直接被刘遐取而代之，他本人更是就此人间蒸发，往后，史书中再没有出现过这个人。
    公元324年，随着王敦一党的覆灭，东晋国内的局势总算基本稳定下来。
    持续近二十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也到这里画上了句号。
    第六章　百年沉浮
    权力游戏
    我们讲“八王之乱”时说过，东海王司马越为增强幕府实力，不遗余力地笼络名士，而且，他为讨好士族，更下令废除夷三族之法。由此，自公元307年至今，再没有罪犯被夷灭三族。前文提到郗鉴为沈充八十岁的老母求情，可能有人会觉得困惑，既然没有夷三族，应该不牵扯沈充老母才对。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夷三族的具体定义。历史上对“三族”大体有两种解释：一，父族、子族、孙族；二，父族、母族、妻族。请注意，这里是指家属全族，所以，如果有夷三族这条法律，被牵连的就不单单是沈充老母一人，而是老母全族了。
    不过，对于势力庞大的琅邪王氏来说，一来因为有王导撑腰，二来因为有法律支持，王敦、王含的直系亲属中无一人被株连。
    不仅如此，王导更连连上疏请求朝廷赦免逃到荆州的王敦余党——周抚和邓岳的死罪，迫于朝廷里有大批公卿帮着王导，司马绍只能同意。而后，王导又暗中使劲，让周抚和邓岳重新步入仕途。王导出手保护王敦旧部并非只此一桩，往后，他为扩张势力，更笼络了无数战败失意的将领。
    毫无疑问，司马绍对这样的结果相当不满意。
    公元325年初，司马绍为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二个王敦，下诏恢复夷三族法律。
    这封诏书对王导来说是个下马威。
    王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决定以牙还牙，不过他跟王敦不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机会就摆在眼前。
    连日来，朝廷正忙着追封那些被王敦杀害的功臣。司马承、戴渊、周、虞望、郭璞、甘卓相继被授予谥号。王敦活着时没人敢替这些人说话，王敦死后，他们总算被正了名分。但就在这场大规模追谥功臣的事件中，一件令司马绍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王澄故吏——时任著作郎的桓稚上疏：“十二年前，荆州刺史王澄被王敦谋杀，臣恳请朝廷为王澄正名，追封谥号！”王澄是王敦堂兄，因为性格张狂被王敦所杀。然而，此次被追谥者都是在战争中协助朝廷的功臣，王澄早都化成了灰，他的死与这场战争压根没关系。
    再说司马绍，他追谥功臣的目的之一是借机敲打琅邪王氏，却万万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能扯出王澄。如果王澄也算功臣，那么敲打琅邪王氏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司马绍不好直接拒绝，便让公卿在朝堂上讨论。
    结果，大伙一致裁定应该授予王澄谥号。司马绍只好同意。他隐约察觉到，这苗头有点不对劲。
    更不对劲的还在后头。
    紧跟着，周札、周筵的故吏也冒头为旧主鸣冤。周氏一族都是王敦的刀下鬼，周筵（当年只身解决周氏叛乱之人）还好说，但周札的立场却相当微妙。在第一次建邺战役中，周札打开石头城向王敦投降，致使建邺屏障尽失，一年后，王敦为了挺沈充，灭了周札全族。也即是说，周札被杀，应归因于王敦派系内部倾轧。按道理讲，追封功臣怎么都轮不到他头上。
    吏部尚书卞壸（kun）毫不客气地说道：“周筵可以追封，但周札投敌，没道理追封。”
    “卞尚书言之有理！”司马绍颔首认同，但公卿仍然议论个不停。
    忽然，司徒王导站了出来：“臣觉得卞尚书所言不妥。”
    顷刻间，整个朝堂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导。
    王导言道：“在第一次建邺之战中，周札与臣以及朝廷有识之士都相信王敦旨在扫除佞臣（指刘隗、刁协）。现在王敦反逆败露，但不能因此就把‘清君侧’全盘否定。就算王敦一直心怀不轨，我们也都没发觉，等发觉后，周札即以身殉国。现在王敦一死，就要把周札打为叛逆同党，这实在是忠奸不分。臣认为周札的待遇应该与周、戴渊一样！”
    王导这番话记载于《晋书·周札传》中，其暗含的信息量极大。
    《晋书·王导传》对王导在王敦叛乱中的立场，描写得相当含蓄，但在这里，王导却亲口承认自己支持王敦“清君侧”。王导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他在第一次建邺之战中支持王敦尽人皆知，纵使想赖也赖不掉；其二，王导强调王敦“清君侧”名正言顺，他敢把黑的说成白的，是因为他知道“清君侧”符合绝大多数公卿的利益，司马绍绝对没法翻案。
    可王敦的确是叛逆，这一点朝廷已经定了性，王导不能把自己撂进去，便又强调大家都没看透王敦的狼子野心。值得注意的是，王导从头到尾是帮周札说话，顺便还把满朝公卿都捎了进去，而实际上他正是为自己开脱。
    王导意识到，这场针对周札的辩论直接关乎自己的地位。如果周札是叛臣，自己就是叛臣，如果周札是功臣，自己也就是功臣。
    另外，王导这么玩命帮一个死人说话还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告诉司马绍自己跟江东士族的关系有多铁，让司马绍投鼠忌器；二是要告诉江东士族，就算你全族都被灭了，只要有我王导在，朝廷就不会亏待你。言外之意，王导永远是江东士族的保护伞。
    司马绍猜到王导的意图。他盯着尚书令郗鉴，示意郗鉴帮腔。
    一边是司马绍，一边是王导，郗鉴相当尴尬。之前，他已成功迈出讨好琅邪王氏的第一步（帮王敦收尸），可眼下这局面逼得他必须表明立场。郗鉴左思右想，又考虑到卞壸是自己尚书台的同僚，最终，他决定站在司马绍一边。
    郗鉴驳斥：“戴渊、周以死守节，周札开城投降，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如果真如司徒大人所言，往年有识之士都赞同王敦‘清君侧’，那司马承、戴渊、周算什么？既然今天褒奖了司马承、戴渊、周，就代表周札该受谴责。”
    王导被郗鉴这番话驳得理屈词穷，竟试图否认周札开城投降一事：“周札开城投降只是传闻，谁能证明确有其事？”还没等郗鉴反应过来，他马上又搬出了一套奇怪的逻辑，“拿传闻定褒贬，不如让我们来探究周札的本心。当时，论者认为刘隗、刁协祸乱朝纲，相信王敦是来铲除奸佞的，由此推断，就算周札开城投降也是出于公心。再说，因痛恨刘隗、刁协选择支持王敦者又绝非周札一人。周札与司马承、戴渊、周各以死殉国，虽然他们的想法略有出入，但都不愧为社稷忠臣。”
    谁都听得出来，王导已经开始胡搅蛮缠了，而他所言的“论者”更是个莫须有的称谓。郗鉴越听越气：“司徒大人一直强调王敦先前攻打建邺是正义的，那是不是要说先帝是昏君？”
    这话颇让王导下不来台。气氛顿时僵住了。
    司马绍打断了二人的争吵：“这事还是交给公卿商议吧。”
    公卿又开始讨论。过了大半天终于出了结果。
    “臣等一致认为司徒大人言之在理，应该对周札予以褒奖。”
    两年前，温峤问周对王敦的看法。周回答：“陛下非尧舜，哪能没过失？如果陛下有了过失，臣子就发兵犯上，这不是叛乱是什么？”
    这话相信很多公卿言犹在耳。但这已不重要了，因为周死了，王导活着。
    司马绍彻底傻眼，只能同意追封周札。随后，他又想给刁协翻案，结果遭到公卿一致反对。
    司马绍明白了，纵然王敦覆灭，琅邪王氏的势力依旧不可小觑。
    郗鉴也明白了，他为刚才的据理力争后悔不迭，自己要想在政界立足，就必须跟琅邪王氏搞好关系。
    东床快婿
    公元325年8月，郗鉴卸去尚书令一职，转任徐、兖、青三州都督兼兖州刺史，出镇徐州广陵郡。像刘遐和苏峻一样，他也再度回到了江北。不过，由于淮河以北全线被石勒攻陷，这几位江北藩镇大员便都屯驻在淮河以南，临近长江一带，他们依旧充当后赵与东晋之间的缓冲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