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在成功的训练了一批正规陆军部队，并在琉球群岛、日本接受了战场的考验，确认了这种新式陆军的巨大力量后。
    在上海郊区成立的保安部队训练营，迅速的开始了第二期军队的培训计划。此外在天津的北洋海军学校，也被复制到了宁波地区，成立了一个宁波海事学院。
    蔡成元等江浙商人团体，在攻下了琉球群岛之后，打算以琉球王国的名义，建立一只完全听命于自己这个商人团体的琉球舰队，以避开满清官府的干预。
    至此一个以中国江浙地带商人为主体的江浙商团出现了雏形，这个商团在经济上以投资新兴工业起家，在政治上则和东方贸易公司合作。
    东方贸易公司在路易.查理主政的时候，被强行压制着在中国投入了新兴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就连欧洲本土都没有完成，而在一个自然科学尚不普及的封建国家发展工业，其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试很低的。
    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制造和维修机器的工程师，缺乏设计和研究机器的学者；另一方面则是在满清的愚民政策下，这个时代中国文盲比例远远高于欧洲。
    东方贸易公司在中国投入建造的蒸汽机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等新兴工业，都不得不从欧洲招聘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而为了培养本土的工人和工程师，又不得不在中国新建新式学校。以上这两项支出，吃掉了东方贸易公司的大部分利润。
    对东方贸易公司的商人们来说，路易.查理的命令简直是愚蠢透顶。要知道这个时代远洋贸易的大宗商品，是棉布、生丝、丝绸、瓷器、茶叶、糖，除了棉布之外其他都是传统手工业产品。
    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纺织机器的昂贵价值相比，两者制造出来的棉布产品价格相近，且手工织出的棉布更为厚实，更适合于那些需要下地干活的亚洲农民的需求。
    东方贸易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工厂，除了棉纱厂、毛纺厂之外，其他工厂都依赖于贸易利润的补贴。对于这种局面，东方贸易公司大多数法国商人认为，中国缺乏发展新兴工业的土壤。
    当1802年巴黎政变之后，路易.查理失去了法国政权，同样也削弱了他对东方贸易公司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之下，东方贸易公司的商人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中除了表明东方贸易公司同时向休斯顿和巴黎示好之外，并决定了东方贸易公司不介入国内政局的变化，在两者之间维持独立地位。
    这次会议大大加强了东方贸易公司的独立地位，巴黎政府为了防备路易.查理领军返回法国，默许了东方贸易公司的做法。而同样需要东方贸易公司为美洲运输华人移民的路易.查理，也默认了这个现实。
    取得了独立地位的东方贸易公司的商人们，在亚洲大肆庆祝之余，也开始了处理之前公司在中国建设的各种新式工厂了。
    这些对新兴工厂毫无兴趣的商人，一心想要抛弃在他们眼中白白消耗公司利润的负资产，他们以低廉的价格把这些工厂挂牌出售，而此时认为新兴工厂大有可图的江浙商人们，立刻毫不犹豫的吃进了这些新工厂。
    1802年之前，东方贸易公司在山东地区拥有247家工厂，在上海地区则是1089家工厂。但是到了1808年，东方贸易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已经萎缩到159家，大部分的轻工业工厂完全被中国商人给买下来了。
    东方贸易公司还留存在手中的工厂，只有蒸汽机制造、机器制造、造船厂等利润较大的行业。抛弃了这些吞噬公司利润的工厂之后，东方贸易公司的年度盈利迅速提升为之前的三倍，这让这些法国商人们坚定了他们出售工厂的决心。
    而在另一方面，从东方贸易公司手中接受了工厂的江浙商人们，通过培养了本土的技术人员，大大降低了工厂的用人成本，获得不菲的收益。
    在开办工厂的过程中，精明的江浙商人意识到了新式学校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原本就有兴办学校传统的江浙人，立刻接手了东方贸易公司开始收缩的新式学校教育。
    而1802年第一批新式小学毕业的学员们，除了少数进入了工厂作为工程师培养之外，大部分人都被聘请为新建小学的教员了。到了1808年，江浙沪三地的新式学校超过了1357所，其中三分之二在浙江。
    虽然这些江浙商人们不明白，什么叫工业时代的指数增长模式，但是他们却确实的走在了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到了1808年，即便是最为愚钝的人，如果有过一次横跨中国南北的旅途，也会发现江苏、浙江、上海及安徽的一小部分地区，这里的民众和其他中国地区的民众，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此时的浙江巡抚是扬州人阮元，40出头的他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被海内尊之为学界泰斗。
    虽然阮元认为读书是为大清培养治理地方的人才，但是对于兴办新式学校却并不抵制。和江苏等地官员对兴办新式学校采取放任自由，或是其他内陆地区的官员抵制新式学校不同，阮元在浙江对新式学校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他推行官督商办的办学模式，把新式学校纳入到了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之下，并采取了统一标准的教材，这使得浙江地区的新式学校发展迅速，且教学质量获得了保证。
    原本按照满清的地方官员任职制度，在浙江主政将近10年的阮元，应当准备调离浙江的工作了。但是自从京城政变之后，虽然满清各地的督抚都还是在名义上尊崇北京的朝廷，但是各地的督抚在私下里都有了些小动作。
    和珅等人虽然掌握了京城附近的地区，但是出于对各地督抚的警戒，拒绝把到了年限的地方重臣召回北京，削弱他们对京城的控制力。
    而在王杰等朝廷重臣被问罪流放之后，各地督抚同样对和珅失去了信任，开始在自己治下培植私人的武装力量了，这也就助长了各地地方势力的壮大。
    阮元本来是想当一个大清的忠臣的，但是被断绝了仕途上升之路后，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
    此时的闽浙总督是吴熊光，在嘉庆死后察觉风向不对，第一个投靠和珅的人。作为回报，和珅就任命其为当时正空缺的闽浙总督。
    吴熊光到任之后，就大肆搜刮民财孝敬和珅，以获取和珅的欢心。闽中原本就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自然这大部分的孝敬就落在了浙江人身上。
    对于吴熊光的贪婪，闽浙两地的民众自然是愤怒的。和处于吴熊光直接治理下的福建不同，浙江士绅自然就想着推出浙江巡抚阮元，来对抗闽浙总督的权力了。
    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和珅的势力基本在于黄河以北，以京城、河北、山东、山西最为强大。而在长江以南地区，除了福建和云贵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并不怎么把和珅的命令当做一回事。
    于是各有需求的阮元和浙江士绅便一拍即合，双方合作之下浙江便脱离了闽浙总督的控制。吴熊光原本自然是不甘心的，但是南、北洋水师的建立，顿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南洋大臣孙玉庭、南洋水师总办张百龄自接受任命之后，就以福建马尾港为母港，兴办南洋水师。并在福州兴办机器制造局和兵工厂。
    南洋大臣和闽浙总督的权力本身就出现了重合，而孙玉庭、张百龄两人更是属于清流推选出来的人选，吴熊光立刻按照和珅的指示，对南洋水师的建立进行了阻扰。
    在上有朝廷中枢对水师建设经费的贪污，下有闽浙总督的牵制之下，这南洋水师自然是难以办下去的。不过闽浙总督和南洋大臣之间的争斗，却让阮元和浙江士绅松了口气，凭借着阮元开明而宽松的治政风格，浙江一地的工商经济迅速发展了起来。
    江浙商人势力大涨之余，也遇到了一个难题，江浙地区的市场已经容纳不下这些新兴工厂的产能了。
    原本东方贸易公司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山东地区工厂生产的产品面向整个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及朝鲜半岛。而江浙地区开办的工厂，生产的商品面向本地、沿长江地区、东南亚、甚至是中东地区。
    而这几年除了山东的工厂之外，山西的商人也开始兴办工厂，北方市场就被这两地的工商业者所垄断了，江浙一带的商品完全被这两地的商人给抵制了。
    原本通往东南亚、中东地区的商路，在英、荷、西三国攻占了婆罗洲之后，这条商路就被断绝了。
    而沿长江地区进入内陆的市场，在现在这个各地督抚处于半独立的时代，长江上设立了多如牛毛的税卡，这极大的阻碍了商品的流通。而离开了长江，采用陆地运输的方式，这个运输成本将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因此在江浙地区的工商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些江浙商人们发现，生产的商品在急剧的增长，但是大多都积压在了仓库之中。经济危机的阴云，第一次笼罩在了中国商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