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聪儿只是思考了片刻就下了决定：“如果我们现在控制的地盘不多时，都无法变革这个国家的话，那么就算我们恢复了整个国家，到时候也不过是让这片土地更换了一个统治者，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化。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理想，我将确保林统领你不受干涉的完成整个计划。”
    江浙财团的劝说没有让义军改变召开国是会议的决心，1820年2月，各省起义军的领袖在南京召开了国是会议，并颁布了定国是诏。
    义军并没有如同其他人预料的一样，建立一个王朝，而是宣布新成立的国家为共和国，国家最高领袖为总统，王聪儿担任了第一任共和国总统。
    随后林盛和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各省起义军的领袖、江浙财团、北洋集团，或多或少都分润到了新政府的职位。
    对于这种西式的国家政体，虽然一部分士绅并不认可，但是大多数人却隐约松了口气。这10来年的西化教育，让不少年轻的学子都觉得，天下凋敝的关键就在于皇帝的存在。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法受到控制的皇帝，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中华共和国成立之后，组建内阁的林盛和第一时间组建了中央银行，宣布共和国的一切和金融有关的事务都将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
    虽然江浙财团对此有所不满，但是当蔡成元被任命为商业部部长之后，这种不满终于没有爆发出更大的对抗。
    而林盛和自己兼任了工业发展部部长，随即扩大了马鞍山钢铁厂、大冶铁矿等一系列钢铁、煤矿产业的规模。
    北洋集团对义军的投诚、南京满城满人的殉城，让本就因为沉迷于酒色之中，而身体虚弱的清帝成治，在惊惧之下病故了。
    成治的死对满清的统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于他身边的人来说，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成治帝永瑆为人刻薄吝啬，他的嫡福晋为富察氏，大学士傅恒之女，也即其嫡母孝贤纯皇后的亲侄女。
    但是嫁给永瑆之后，富察氏生活艰苦，除了被永瑆没收嫁妆，穿的是粗衣麻布，吃的是清茶淡粥，一位大学士千金，又是皇室福晋，竟然还不及民间的富翁。
    传闻永瑆还是成亲王时，一天家中的马死了，他便下令烹马代膳，“是日即不举食，其吝啬也若是“。乾隆帝曾经多次训斥之，永瑆却本性不改，一切如故。
    当他被和珅送上帝位之后，这种吝啬的本性依旧没有改变。他不仅消减宫内太监、宫女的俸禄，还整天想要从国库中搜刮银两。
    南、北洋水师的经费，被强迫报效也不止一次了。北洋集团因为有和珅撑腰，加上东方贸易公司、江浙财团的支持，影响倒是不大。但是南洋水师迟迟不能形成战斗力，倒是一多半于此有关。
    成治帝的病故，倒是让皇后富察氏松了口气。大皇子绵勤早年病故，故15岁的二皇子载锐登基为帝，是为宣统。
    在这之前，从和珅手中夺回朝政的戴衢亨已经在成治帝之前病故了。接替戴衢亨执掌朝政的，是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的曹振镛。
    曹振镛作为魏武帝的后裔，是新安曹氏的杰出人才，但他虽然有理政的才能，但是性格上却非常的谨慎和保守。凡所综理，事必躬亲。承书谕旨及衙门奏章、翰苑进呈之文无不反复阅视，一字一句，反复斟酌，一点一画的错误，必予改正。
    若是在太平之时，倒不失为名臣。但是当王聪儿率领义军占据江南，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之后，朝中的满汉大臣们就开始相疑相忌了。
    成治帝虽然性格上比较刻薄，但是在这种满汉关系上处置的还算是妥当，他依然对曹振镛信任如故，压制住了朝中满汉大臣分裂的苗头。
    但是等到他去世之后，太后富察氏和15岁的宣统皇帝，在满洲王公贵族的劝说之下，终于对汉人大臣起了提防的心思。
    苏楞额、托津、铁保、英和等满人大臣，纷纷提拔占据了朝堂之内的重要位置，而一干汉人大臣则被排挤。
    执掌南洋水师，护卫京畿的孙玉庭、张百龄两人，立刻上疏批评这种激化满汉大臣之间矛盾的措施。
    对于这两位手握兵权，对于清室忠心耿耿的汉人，太后富察氏以宣统的名义加以抚慰，但是并没有改变朝中排挤汉臣的的措辞。
    张百龄急怒攻心之下，暴病而亡。苏楞额、铁保趁机派遣英和接管南洋水师的大权。
    孙玉庭眼看形势不妙，立刻以足疾的名义请求致仕，富察氏很爽快的答应了，至此南洋水师尽落满人之手。
    没有了孙玉庭、张百龄的南洋水师支持，曹振镛这位首席军机大臣又被太后猜忌。
    京城中甚至出现了活曹操的传言，曹振镛以往引以为傲的家世，现在却变成了言官牵强附会攻击的把柄。
    1820年5月，曹振镛以年老体衰，请求归乡养老。富察氏随即以苏楞额为首席军机大臣，朝中高官一时尽为满人。
    清廷中央的这种倒行逆施，终于让原本还效忠于满清的汉人地主阶层失望了。
    长江以南，两广、云南、贵州等地不再观望，而是派人向南京输诚，企图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
    这时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清廷的气数已尽，剩下的就在于南京的共和国政府什么时候率师北伐了。连以往一向桀骜不驯的北洋集团，和江浙士绅们现在也变的老实多了。
    王聪儿并没有着急誓师北伐，反而下令对所有管辖区内的起义军进行改组整编，并下令推行义务教育法，和开办新式学校，废除科举制度。
    同时共和国和新法兰西签署了友好同盟协议，路易.查理答应了林盛和提出的请求，为共和国提供15亿新法兰西法郎的贷款，建设156个工业项目，几乎涵盖了新法兰西所拥有的所有工业领域。
    而林盛和主持的内阁，决定仿照新法兰西，制定5年经济发展计划。恢复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道路，并把上海到杭州之间的铁路一直延伸到广州。
    在新法兰西政府的支持下，共和国开始爆发出了一种惊人的建设速度。
    而新法兰西不仅重新获得了一个东亚的巨大市场，避免了因为欧洲愈来愈激烈的大陆封锁政策造成的经济危机的苗头，也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美洲以外的地区。
    东方贸易公司在东亚的地位急剧下滑，北美商会以强大的资本和工业制造能力为后盾，迫使东方贸易公司让出了中国南方市场，只能勉强维持着东北、朝鲜、日本等地的贸易。
    在共和国发生巨变的同时，日本西南诸藩期待中的公武合体，并没有让日本成为一个统一政权和市场的国家，反而化解了敌对的朝廷和幕府，开始联手打压地方强大的藩国势力。
    东方贸易公司在失去了中国南方的基地和北洋集团的控制之后，也迫切的需要一个有足够人口的基地，作为抗衡北美商会和江浙财团在东亚的挤压。
    朝鲜人的懦弱守旧，显然不适合作为东方贸易公司的新基地，而琉球群岛人口、资源的匮乏，则不足以承载东方贸易公司的庞大资本。
    这个时候，日本就落入了东方贸易公司董事会的眼中。这个国家虽然地震灾害频发，又到处是火山。但是土地和人口，都能满足作为东方贸易公司基地的要求。
    且作为岛国的日本，其接受新思维的能力，要远远超过朝鲜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岛民量小器狭，没有足够的远见罢了。
    但是对于东方贸易公司来说，这正好就是一个优点。他们可不希望再培育出一个江浙财团，最后不得不再度退出日本。
    1820年2月，中华共和国宣布成立时，日本长洲、萨摩、肥前、土佐四强藩，在东方贸易公司的资助下，组建了倒幕军。长洲藩士们打着“大政奉还”与“王政复古”的旗号向着京都进军了。
    长洲藩士其实还想加上一句“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长洲藩士的灵魂人物村田清风认为，西洋艺术对于强大日本有好处，并不能一概排斥。
    在他的一力主张下，长洲藩士们终于放弃了攘夷的口号，并因此获得了东方贸易公司的支持。
    在东方贸易的从中撮合之下，萨长肥土倒幕同盟成立了。在江浙财团的威逼下，兼仁天皇已经传位给了儿子惠仁，出家成了法皇。
    他所主导的公武合体，在江浙财团的阻扰下，本身已经就要失败了。
    但是兼仁法皇并没有失去，统一日本的野心。在西园寺忠信的联络下，他和倒幕同盟达成了新的协议，试图借助武力统一日本。
    此时在京都城，尚有京都守刚崎直见统帅的6千日本新式陆军。这些装备精良且训练娴熟的新军，并不是倒幕同盟以旧式军队为主的3万5千大军可以抵挡的。
    这也是江浙财团能够操纵京都事务，逼迫兼仁天皇退位的根本。
    但是这只军队并非完全听命于江浙财团，同样也服从于东方贸易公司。在东方贸易公司的命令下，这只军队撤出了京都，撤退到了大阪驻扎，为倒幕军上洛敞开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