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凉到什么程度？好像被猛烈的海啸冲过，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海水，只剩下石天石地。或者，根本不是什么海啸，它原来就是海底，而海水不知突然到哪里去了。我觉得眼前的景象只能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海已枯而石未烂；洪水方退，赤日已临。
    黄昏开始来到。
    沙地渐渐蒙上了黯青色，而沙山上的阳光却变得越来越明亮，黄澄澄的色彩真正辉耀出了“灿烂”这个词的本义。没过多久，色彩又变，一部分山头变成炉火色，一部分山头变成胭脂色，色块在往顶部缩小，耀眼的成分已经消失，只剩下晚妆般的艳丽。
    暮色渐重，远处的层峦叠嶂全都朦胧在一种青紫色的烟霞中。此时天地间已经没有任何杂色，只有同一种色调在变换着光影浓淡，这种一致性使暮色都变得宏伟无比。
    不久，我们进入了沙漠谷地，两边危岩高耸，峭拔狰狞，猛一看，就像是走进了烤焦了的黄山和庐山。天火收取了绿草青松、瀑布流云，只剩下赤露的筋骨在这儿堆积。
    像要安慰什么，西天还留下一抹柔艳的淡彩，在山岩背脊上抚摸，而沙漠的明月，已朗朗在天。
    首先抢眼的是沙原明月。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黎明时分还有这么明澈的月亮，这儿奇怪了，晨曦和明月同时光鲜，一边红得来劲，一边白得够份，互不遮盖，互不剥蚀，直把整个天宇闹得光色无限。这种日月同辉的无比美景悄悄地出现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刻，实在太可惜了。
    月光下的沙漠有一种奇异的震撼力，背光处黑如静海，面光处一派灰银，却有一种蚀骨的冷。这种冷与温度无关，而是就光色和状态而言的，因此更让人不寒而栗。这就像，一方坚冰尚能感知，而一副不理会天下万物的冷眼冷脸，叫人怎么面对？
    晨曦开始张扬，由红艳变成金辉，在云岚间把姿态做尽了。我们平时在城市看日出总是狭窄匆迫，哪会有这样的宽天阔地慢慢地让它调色铺彩？等了很久，旭日的边沿似乎要出来了，却涌过来一群沙丘，像是老戏中主角出场时以袖遮脸，而当沙丘终于移尽，眼前已是一轮完整的旭日。此时再转身看月亮，则已化作一轮比晨梦还淡的雾痕，一不小心就找不到了。
    埃及卢克索太阳神殿的雄伟石柱，本身就是人类的象征。人类也来自于泥土，不知什么时候破土而出、拔地而起、直逼苍穹，只是有太多的疑难、太多的敬畏需要向上天呈送，于是立了一柱又一柱，每柱都承载着巨量的信息站立在朝阳夕晖之中。与它们相比，希腊、罗马的著名廊柱都嫌小了，更不待说中国的殿柱、庙柱。
    巴比伦古城除了这段路面，再加上前面的一条刻有动物图像的通道，一座破损的雄狮雕塑以及几处屋基塔基，其他什么也没有了。亚述人占领时是放幼发拉底河的水把整个城市淹没的，以后一次次的战争都以对巴比伦的彻底破坏作为一个句号。结果，真正留下的只有一条路，搬不走、烧不毁、淹不倒，失败者由此逃奔，胜利者由此进入。这老年的沥青，巴比伦古城仪仗大道上的惟一存留，不知是后悔还是庆幸几千年前从地底涌出？
    在纳夫里亚海滨，我又一次体味了希腊的单纯明晰。这些城堡曾经给祖先带来那么多痛苦，现在既然功能废弃，狰狞不再，那就让它成为景观，不拆不修，不捧不贬，不惊不乍，也不借着它们说多少历史、道多少沧桑，事情已经过去，大家只在海边钓鱼、闲坐、看海。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沉淀成悠闲。悠闲是痛苦的终结，痛苦是悠闲的代价。
    希腊应该庆幸有一个克里特岛，它以一个巨大的未知背景让希腊文明永久地具有探索色彩。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希罗多德对于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我有记录的责任，却没有相信的义务。”这便是一种希腊式的高贵。如果全然相信前人的记录，而且还要强迫他人相信，那就把霸道和愚昧连在一起了，成为最庸俗的文化灾难。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二十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惟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傍晚时分，我坐在一个长满亭亭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体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总体上比罗马女人更有风范，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心里也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罗马面前，美国和上海都没有历史，它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既然这里又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那么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追问一些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
    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
    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
    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
    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
    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
    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纪录不佳的德国？
    …………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春光柳岸。有冲天乔木忧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一路行来，最健全的城市还是巴黎。
    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你可以一次次赞叹，一次次皱眉，最后还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诗句：“万恶之都，我爱你！”
    正像我们抡起一拳擂到朋友肩上：“这个坏蛋，真想你！”
    它高傲，但它宽容，高傲是宽容的资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难得它，巴黎，气血饱满，骨肉匀停。
    它悠闲，但它努力，因此悠闲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闲散而长期无所作为，连外来游人也跟着它们困倦起来；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亚洲的城市则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静晤中才能展现的韵味。巴黎正好，又闲又忙，不闲不忙。在这样的城市里多住一阵，连生命也会变得自在起来。
    悠久而又神圣的杰里科，历来被称为“神的花园”，我也曾在一些想当然的现代书籍中读到过对它出神入化的描绘。今天我站在它面前，说不出一句话，此处现在很少有其他美丽，只有几丛从“神的花园”里遗落到今天的花，在飞扬的尘土间鲜艳，鲜艳了一万年。
    一切物象都在比赛着淡，明月淡，水中的月影更淡，嵌在中间的山脉本应浓一点，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痕淡紫，而从西边反射过来的霞光只在淡紫的外缘加了几分暖意。这样一来，水天之间一派寥廓，不再有物象，更不再有细节，只剩下极收敛的和谐光色。我想，如果把东山魁夷最朦胧的山水画在它未干之时再用清水漂洗一次，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色。
    这种景色，真可谓天下异象，放在通向耶路撒冷的路边，再合适不过。耶路撒冷，古往今来无数寻找它的脚步走到这里都已激动得微微发颤，当然应该有这番纯净的淡彩来轻轻安抚，边安抚边告示：一个朝圣的仪式在此开始。
    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哪里还有什么红白相间，哪里还有什么漂亮华丽，它只是它，世界第一流的建筑，只以童话般的晶莹单纯完成全部征服。我从门缝里见到泰姬陵时只有一个想法，它太像人，世间最杰出的人是无法描述的，但一眼就能发现与众不同。有点孤独，有点不合群，自成一种气氛，又掩不住外溢的光辉，任何人都无法模仿。
    我坚持否认波斯文明的雄魂在德黑兰或在伊斯法罕的说法，尽管这些地方近几个世纪以来最繁荣也最重要。波斯文明的雄魂一定仍然在波塞波里斯、设拉子一带游荡，两千多年来没再挪移，游荡在崇山荒漠间，游荡在断壁残照里。它没有理由挪移，也没有挪移的迹象。
    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而是变化多端，丰富之极。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怕单调，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则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入驼黄的总色谱，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感，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感，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感。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一再地被大富大贵、大祸大灾所伸拓，它的诗意也就变成了一种空灵形态。
    当地的文化官员指给我看一方石碑，上面用古波斯文写着：我，居鲁士大帝，王中之王，受命解救一切被奴役的人……我想他至少已经部分地做到了。我佩服他征服巴比伦后释放当年被尼布甲尼撒掳掠来的四万多名犹太人，发还本来属于他们的全部金银祭器，并鼓励他们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佩服他把当年被巴比伦强征豪夺来的各城邦神像归还给各城邦，而对巴比伦本身的信仰又极其尊重，甚至对于被他战胜的巴比伦末代君主也予以宽容和优待。他喜欢远征，但当时很多邦国对他的臣服，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气度。于是，我请求车队的每一盏车灯都朝这里照射，好让我们多拍几个镜头。今天，我们中国人为他打灯。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但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两边的沙地上突然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但飞动的速度不快，倒像蒸笼边的蒸气，与耳边呼呼的风声相比显得很悠闲，使我联想到在奔腾而下的瀑布前也常常有一种似乎没有快速泻落的水光，高高低低地移动着，让人误以为瀑布竟如此悠闲。处在这种风景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山口有一道裂缝，深不见底，一步踏入，只见两边的峭壁齐齐地让开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条弯曲而又平整的甬道。高处的天与脚下的道，形成两条平行的窄线。连接两条窄线的峭壁，有的作刀切状，有的作淋挂状，但全部都是玫瑰红，中间搀一些赭色的纹、白色的波，一路明艳，一路喜气，款款曼曼地舒展进去。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多少弯，心中却一点也不慌，因为由蓝天跟着，有玫瑰红伴着，前面一定吉祥。
    果然是红海。沙漠与海水直接碰撞，中间没有任何泥滩，于是这里出现了真正的纯净，以水洗沙，以沙滤水，多少万年下来，不再留下一丝污痕，只剩下净黄和净蓝。海水的蓝色就像颜料倾尽，仿佛世界上红、黄、蓝三原色之一专选此地称王，天下的一切蓝色都由这里输出。但它居然拧着劲儿叫红海，又让如此透彻的黄沙在衬边，分明下狠心要把三原色全数霸占。
    像地图一样，海面蓝色的深浅正反映了海底的深浅。浅海处，一眼可见密密层层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比珊瑚更艳丽的鱼群游弋其间。海底也有峡谷，珊瑚礁和白沙原猛地滑落于悬崖之下，当然也滑出了我们的视线。那儿有多深？不知道，只见深渊上方飘动着灰色沙雾，就像险峰顶端的云雾。再往前又出现了高坡，海底生物的杂陈比人间最奢华的百花园还要密集和光鲜，阳光透过水波摇曳着它们，真说得上姿色万千。这一切居然与沙漠咫尺之间，实在让人难于想象。
    最恣肆的汪洋直逼着百世干涸，最繁密的热闹紧邻着千里单调，最放纵的游弋熨帖着万古冷漠，竟然早已全部安排妥当，不需要人类指点，甚至根本没有留出人的地位。
    今天早晨我们四时出发，在约旦境内看到太阳从沙海里升起，现在又看着它渐渐辉耀于头顶，再在我们的百无聊赖中移向西边，终于在满天凄艳的血红中沉落于沙漠。就在这一刻，我怦然心动，觉得这凄艳的血红一定是这片土地最稳固的遗留。
    一次次辉煌和一次次败落，都有这个背景，都有像我一般的荒漠伫立者。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晚霞中的万千金顶，还是夕阳下的尸横遍野？
    我今天没有看到这一些，只看到在肮脏和琐碎中不把时间当时间，不把尊严当尊严。想想也是，这片最古老的土地，说起四五百年就像在说一瞬间，而对胜败尊卑，早已疲钝得不值一谈。
    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