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外研究所笔下的“文革”灾难，仍然是北京上层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实，站远了看，在一个政党之内，根据一位领袖的旨意谁上谁下，毕竟不是一件太大的事。当时有一些真正的大事会让今后的历史瞠目结舌，却被今天的研究者们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国规模的停课废学。
    停课废学，不仅使中华文化立即面临着中断的危险，而且向社会释放出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快速转化成了破坏性暴力，很多悲剧便由此而生。
    其实那批青年学生本身承受的悲剧更大。他们虽然号称“造反”，却完全是响应当时报纸的号召赶时髦，恰恰没有任何“造反”意识。但后来，他们为此要长时间地上山下乡，而且在灾难过去之后还要背一辈子的恶名。
    那是我十九岁那一年的夏天。我领着一批同学反对造反，其实也不是出于任何政治意识，只是反对他们打、砸、抢，阻止他们批斗老师。但是，造反派同学越来越得势，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夺了学院的权，成了当权者。本来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就投向他们，我显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险。正在这时，我的父亲又遭到他所在单位造反派的批斗，我叔叔也被迫自杀。这种家庭背景一旦被我们学院造反派知道，必然遭致祸殃，因此我就离开学院出走了。
    当时全国交通除飞机之外全都免费向青年学生开放，说是“革命大串联”。其实造反派还处于刚刚掌权的兴奋和忙碌之中，怎么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单位，因此挤在火车、汽车、轮船上的，大多是一批批走投无路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车船上很挤很挤。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
    不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更不知道会停多久。火车常常停在荒山野岭之间，一停十几个小时。不断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为车厢里的厕所也早已挤满了人，无法使用。但是，也有学生爬到了窗外火车突然开了，车上的同学就把他们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干馒头，几块咸酱菜。没有书，也没有笔。因为这些行李包的主人，虽然还被称为“学生”，却已经没有课堂，没有黑板，没有老师。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深夜。车下的学生们边追边呼叫，但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弃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他们终于找到了下一站了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我们那趟车，开到长沙就不走了。我背着小小的行李包，随着人流来到了岳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拥向著名的爱晚亭，我怕挤，就在压顶的暮色下找一条僻静的山路走去，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
    我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都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
    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可以有各种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么呢？
    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详。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者是兵营。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