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积累了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它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九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列强的船坚炮利，突然发现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这一下，使科举制度和中国文人一起晕眩了。
    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科举制度不就是要发掘更多的人才来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还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这些端坐着的人在十九世纪晚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的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四书五经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结果发生了很多并不轻松的趣事。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把中国古代的一位失败英雄项羽与他作对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什么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当我在舒芜、吴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读到这则史料时，像其他读者一样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子，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科举终于被废除。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撑了中国千余年社会管理人才的有序选拔，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有效延续，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
    十万进士，百万举人，都是我们的文化前辈。中华文化的大量奥秘都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污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着中华文化在承受。因此，他们是我研究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坐标。
    不要糟践他们，也不要为他们过度辩护。但是，由于他们传代久远，由于他们庞大的人数，更由于他们的基本功能，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尊重。这也是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