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好了，同志们，请安静！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无不百味交杂、心绪难平，但还是都停下来听我说。诸位应该还记得，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曾三次委派布勃诺夫同志访问爱尔兰，嗯，库兹涅佐夫同志还有戈洛夫科应该也各自去过三四次，详细考察了他们的造船工业、科研技术、人才培育等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基本上每一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和启发，但是，同志们，我们以前总觉得爱尔兰是德意志帝国推向前台的提线木偶，它展现给世人的一切，都是德国人给予的，它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关键是德国人在幕后给予的支持，它相当于德国人手臂上延伸出去的一把利剑，仅此而已。”
    从摩尔曼斯克港驶向莫斯科的专列车厢里，斯维尔德洛夫站在各军政部门头脑以及军队高级将领们面前，用深沉、凝重、缓慢的语气阐述着他的所思所想。
    “通过这次跟爱尔兰与威尔士国王的接触，我认为我们此前可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错误地评估了爱尔兰人在西方同盟国体系当中——在爱尔兰与德国的关系当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因为，一个拥有足够智慧并且宽容无私的领导者，不会也不必扮演小跟班这样的从属角色。想想看，如果爱尔兰的发展是依靠德国的支持，那么在30年代初期德国疯狂投入军备竞赛而致债台高筑——在3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危机横行，德国民众为求谋生纷纷前往海外淘金的时候——在德国人自顾不暇的时候，爱尔兰的经济如何能够保持平稳运行？还有，在我们对日作战期间，西方同盟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暂时解除了对我们的军事封锁，以贷款和贸易的形式向我们提供援助，当时在仔细比较了各国所能提供的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我们把最大的贸易单给了爱尔兰人，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拿出最适合我们使用的东西来，德国人虽然有相同或相似的装备，但价格太高，构造太复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说完这些，斯维尔德洛夫端起桌上的不锈钢杯子喝了口水，然后转头凝视着车窗外。此时距苏俄与新联合王国联合军事演习的结束已有快一个星期了，由于那场演习是在漫天风雪中进行的，大多数人对双方部队在演习中的表现和对比并没有直观的感受，但俄方舰艇、机场、阵地、港口、雷达站等目标残留的斑斑红迹像是一道道新伤，让苏俄高层以及参加演习的官兵们痛彻心扉，赢得苏日战争的喜悦与骄傲被眼前的残酷现实击得粉碎。仅仅继承大联合王国三分之一土地和人口的新联合王国，居然拥有肆意碾压苏俄海军的强大力量？拥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和共产主义信仰指引的俄国人，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创造力真不及时代生活在北欧岛屿上的一千多万凯尔特人？
    有人习惯于为失利找理由，对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视而不见，也有人不愿给失败找借口。在用热情如故的宴会欢送新联合王国访问团之后，斯维尔德洛夫连夜召集北方舰队的高级军官们，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出一份详实无缺的演习分析来，辅以照片、录音、影像等资料，务必要让国家高层知道，苏俄海军跟一流强国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在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陪访团返程之前，苏俄北方舰队参谋部拿出了初步的演习分析，冷硬的数据和直白的描述让领导层如遭棒喝：苏俄海军跟西方一流强国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为西方国家率先发起新一轮的技术变革而产生了“代差”，仅以此次联合演习的情况来看，苏俄海军北方舰队的战斗力仅相当于新联合王国海军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这也解开了人们对于日本为何会在菲律宾海战中迅速溃败的疑惑。
    见斯维尔德洛夫讲完了，布勃诺夫开口回应说：“下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将着重发展航空和海军领域的科学技术，此次演习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提供了非常好的参照，相信等下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我们跟西方国家海军的差距将会大幅度缩小，但是想要反超，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与耐心。”
    斯维尔德洛夫却道：“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形势会给我们顺利完成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空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威胁正在我们的西南边界发酵，那些君主独裁国家，一语不发就可能向邻国发动战争！不，不能寄希望于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扭转劣势，我们有必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走一条曲折但是光明的捷径，就如同我们获取了对抗核武器的技术资料那样……”
    苏俄人民委员会乘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哈林摇了摇头：“跟那位国王领导下的国家开展深度的合作？好吧，我仔细分析过爱尔兰王国从1916年到1946年的所有重要军事贸易合作，你们猜猜结果——爱尔兰王国在这些合作中无一例外的大获收益，而他们的合作对象有的能够从中受益，有的却下场惨淡，最深刻的教训便是中国。在二三十年代，中国与爱尔兰建立起了紧密而广泛的军事合作关系，爱尔兰提供武器、装备、弹药以及生产线，还跟德国人一道帮助他们训练军队，从而换取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矿产资源，爱尔兰人富得流油，中国军队却在对日战场上不堪一击。我担心如果我们继续向爱尔兰输出我们的资源，换取他们的装备，会制约我们国家科研力量的发展，让我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致命的依赖，一旦他们中断对我们的技术援助，甚至突然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该怎么摆脱困境？”
    布哈林这番话确实给他的同志们提了个醒，无论邻邦表现得多么友善无私，也绝不能将国家最核心的国防安全寄托于他们之手。至于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缘何败给日本，这便是个相当复杂且值得深究的问题了。站在逆向思维的角度，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中国人就能够自立自强地阻挡住日寇的侵略铁蹄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斯维尔德洛夫没有辩驳布哈林的论述，而是将话题丢给了自演习结束起就表现得非常沉闷的海军人民委员兼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确如您所说，我两次随同布勃诺夫同志出访爱尔兰，还有一次率部前去接收爱尔兰交付我们使用的装备，所见所闻，颇有感慨。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包括君主专制在内，所有的专制制度必定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但在特定时期，这些专制制度的有存在的原因和价值，而约阿希姆国王无疑是君主专制末期最为出色的领导者，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眼界和胸怀已经突破了传统君主专制的限制，所以，我们不能以常规的视角来看到这个人所领导的国家。我们的苏维埃海军是在困境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即便长期受到敌对国家的封锁，依然在坚强地发展壮大，这是让我们感到由衷骄傲的一点。假如外部环境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进行发展建设，即便没有任何的外部援助，我相信苏俄海军一定会成为世界一流的海军，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目前最缺的恰恰是和平发展的时间，当初日本军队挑起哈拉哈河冲突，如果我们选择退让，那么日本军队现在很可能已经占领了东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我们用于国家建设的木材和矿石产量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而我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全力反击，不但守住了国土，还把中国东北地区从日军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使得那里的工业生产重新恢复了生机——没有记错的话，自1944年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的煤铁产量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国家产量的三分之一还多吧？”
    说罢，库兹涅佐夫向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布哈林同志投去了求证的目光，在对方点头之后，他继续道：“对日作战初期，我们没有得到外部援助，太平洋舰队和远东战区的航空部队独力对抗日本海空军，战斗打得十分艰辛，‘基洛夫’号的战沉一度让我们的官兵受到失败主义的侵扰，而在得到外部援助之后，我们迅速打了几场漂亮仗，最终把日本海军赶出了圣彼得大帝湾。虽然说寻求西方国家的技术援助是短期的逐利行为，好比用酒来麻痹伤口的痛感，长远来说弊大于利，但在当前的特定时期，在我们随时可能再度陷入战争泥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尽可能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实力，等到渡过难关之后，再把欠下的账给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