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碑考证集录下
    （七）谭献《复堂日记》
    稼孙属余审定余姚周氏藏石汉三老碑文。汉人最重避讳，恐祖祢久远，子孙或不知而误触，此碑当施于家庙之庭或堂，非墓碑薶石比。文有曰：“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焉，敬晓末孙，其副祖德焉。”文义明白。碑载其父母忌日在建武十七廿八两年，而为第七子邯所立石，计时相距不远。仿翁方纲年月表，当附建武后矣。
    （八）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傅节子见贻三老碑拓本，碑于咸丰壬子新出馀姚客星山土中，今藏县人周氏家。其碑九行，凡二百七十字，前五行分四层横隔之，后三行总曰“三老德美喆烈”云云，字多漫漶不可辨。自来以建武纪元者，晋元帝仅二年，齐明仅五年，后赵石虎至十四年，然于越无涉，唯汉光武至三十二年，其十七、廿八两年，正值辛丑、壬子。其曰三老者，汉时卿名有三老，见于前后《汉书》者不一。曰掾者，汉晋自公府至令长，其曹佐皆曰掾，此单言掾，则非公卿州郡可知，盖县掾也。《礼》云，内讳不出门。西汉及六朝史家，间书妇人之名，然不悉出。唯范氏《后汉书》则皇后纪皆书后讳，其馀妇人亦多书名，献帝伏皇后纪载废后诏云皇后寿云云，可知当时诏策皆书妇人之名。故此碑于妇人皆书讳字，其两女亦有名，是为东汉之制无疑。其字法由篆入隶，古拙可爱。所记诸子，有名提馀字曰伯志，名持侯字曰仲雁者，亦可证当时民间固已多用二名。据称其母之忌日，在建武廿八年，则此石当在中元永平间所立。浙中石刻，向以嘉庆间会稽跳山新出建初元年大吉买山题记为最古，建初为汉章帝年号，此石盖更在其前，其出土乃更后。碑额已断，无由考其姓氏。其文字体制，非表非志，疑是碑阴所题，故称之曰三老碑（原注：汉无贵贱碑碣之分），为两浙第一石也。
    （九）俞樾《春在堂随笔》二
    咸丰二年，馀姚客星山新出一汉碑，碑文首有“三老”二字，故即名曰“三老碑”。宗湘文观察源瀚以拓本见赠，余详其文义，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孙，此碑乃九孙中第七孙名邯者所立，以识祖父名字，且存忌日。然祖及祖母忌日，有日而无年月，亦殊略矣。所引《春秋》之义，殆即《谷梁传》孔父不名为祖讳之说，意其人乃为谷梁之学者也。父殁于建武十七年，则九子之生，必有在王莽之世者。莽禁二名，而提馀、持侯，名皆二字，其亦有用汉腊之意乎？名字俱备而姓氏竟不得详，当更考之。又其文字有不可识者，姑作空围记之。闻藏是碑者为周君世熊，字清泉，有释文，当求其详，并证异同也。
    （十）又《春在堂随笔》七
    碑云三老庚午忌日，祖母癸未忌日，但云庚午癸未，不载年月日，何于祖父祖母遂疏略如此，此必有故也。窃疑古人为干支纪日，不以初一初二纪日，其家相传三老于庚午日死，祖母于癸未日死，相传既久，忘其年月，民间不知历术，安能推知其为某年某月某日乎？于是子孙遇庚午癸未日，则以为忌日，盖古人忌日之制本是如此。试以子卯疾日证之，子卯有二说，郑司农以为五行子卯相刑，此固不必问其何月也。贾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纣以甲子日亡，则有日无月，似不可通，乃郑康成、何劭公等翕然宗之无异词者，盖援忌日之例，止论干支，不问为某月第几日。如纣以甲子亡，以三统术推之，为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至次年二月五日，乃上年纣亡之日，在今人必以此为疾日矣。古人不然，二月五日不值甲子，即非疾日，而凡遇甲子，即是疾日。一年有六甲子，是有六疾日也。疾日忌日，其例并同，今人但以父母亡日为忌日，非古矣。因三老碑而得古人忌日之制，故补记之于此。
    （十一）罗振玉《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
    三老碑末行“敬晓末孙□副祖德焉”之缺字，以前著录家皆不识，亡友邱君子蕃曩尝以为问，当时无以答。今细审之，乃冀字也。此字久不能识，一旦得之，惜邱君墓已宿草，不及告之矣。记之不胜感怆。
    （十二）魏锡曾《绩语堂题跋》
    三老碑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坼裂如松皮。非细审原石，不能定为某处字画，某处泐痕。即佳手精拓，非用小墨团加扑数四，其凹陷之笔亦都不显。方出土时，周君命工拓百十纸，但存形模。自余拓后，转语碑工张文蔚，渠如法为之，近拓乃朗晰胜前矣。
    碑中“义”字“及”字右波，但刻外匡，中不去空，与太室石阙前铭同，前人称为双钩，实则刻工取省笔耳。
    案：右见《书汉三老碑后》篇中，唯其文实系《越中访碑游记》，今但摘录其与三老碑相关者如右。余所得墨本，文颇清晰，审之有充填痕迹，盖自后椎拓，悉用魏君法，以小墨团加扑矣。唯文字虽清疏，而古趣少损，或反不及初拓之有神采耳。
    * 刊一九一六年十月《绍兴教育杂志》第十六期，署名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