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平伯兄：
    ……
    对于你的《诗》上边的议论，我略有意见发表在《晨报》上，不知见到否？我近来不满意于托尔斯泰之说，因为容易入于“劝善书”的一路，汪敬熙君在《小说月报》通信也已说及了。你自己以为作诗还不能实行你的宗旨未免是缺点，在我看来并不如此：我觉得你的抒情之作实在要比《打铁》为胜，不知以为然否？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譬如私产制及买卖婚都应该算作不道德，但如恋爱上的占有的欲望，在事实上固然不能灭他，在文艺上自然也可以许其存在了，倘若严格的说来，这也是私有制之类，不宜于加入，如此则万不会再有热烈的恋爱诗出现了。我以前很佩服托翁之议论（至今也仍有大部分之佩服的），但现在觉得似乎稍狭一点了。……
    三月二十七日 弟周作人
    * 刊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诗》第一卷第四期，原文中俞平伯回信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