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与文学
    中国古来的意见，大抵以为女子与文学是没有关系的。文学是载道的用具，然而吟风弄月也是一种文人的风流：在这里边含着极正大与极危险的两方面。女子呢，即使照最宽大的看法，也是附属于男子的，伊们的活动只限于阃以内，既然不必要伊们去代圣贤立言，更不希望伊们去吟风弄月，以免发生危险，“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句话即是这派思想的精义。纵使不如此说，也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事情。我的一个长辈曾说，“妇女做诗，只落得收到总集里去的时候，被排列在僧道之后，倡妓之前。”可以算是这派见解的一例。
    但是到了现在，关于女子和文学的观念全然改变了。文学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实现，不是生活的附属工具，用以教训或消遣的：他以自己表现为本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他的效用以个人为本位，以人类为范围。女子则为人类一分子，有独立的人格，不是别的什么的附属物。我们在身心状态的区别上，承认有男子女子与儿童的三个世界，但在人类之前都是平等。与男女的成人世界不同的儿童，世间公认其一样的有文学的需要，那么在女子方面这种需要自然更是切要，因为表现自己的与理解他人的情思，实在是人的社会生活的要素，在这一点上文学正是唯一的修养了。
    人类一分子这一个名词，也是近来新发生的，只在世界语里才有这个熟语，就是“呵玛拉诺”（homarano），意云人的总体的分子。普通的说法大抵以个人与人类或社会相对立，以为要利个人不得不损及社会，要利社会不能不牺牲个人，于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变成了反对的名词，无端的生出许多纷争。其实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也只在社会中才能安全的生活，离开了社会便难以存在了。所以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个人实在是人类一分子，他的自然的行动都含有自己保存与种族保存的两重意义，现在更意识的加以肯定。明了个人与人类的不可分的关系，将利己利他并作一起，要爱邻人必须先能自爱，而爱邻人也即是爱己，这样看来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无非是一物的两面，并不是两件东西，上边所说的对于文学的新观念也就是由此发生的了。
    理论上虽如此说，但是倘若没有女子本身的自觉来做根柢，这也只是一番毫无效力的空话罢了。中国近来女界也很有新的气象，但是据我看来那似乎只是国民的自觉，还没有到个人的自觉的地步。这个情形固然是一般的，就是在男子也多半如此。但总之只有这种自觉，他的理解力至多也只能及于本国，决不能同世界的人心相接触，于了解艺术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敌忾心不是艺术中的分子。我在《北大日刊》（一〇三四号）上看见有一封东京的通信里说，“……美术是生活上决不可少的，但是文化浅薄的社会的美术，很难满足我们的欲望。……日本画是很不足惹起我们高尚之情感，他的设色笔法，都是代表他们的岛国性，缺乏大国风。”这正是一个极好的好例。个人的自觉是自觉其为人类的一分子，在同类的立脚点上与人们相见，中间更没有别的障隔，所以容易彼此了解。既然有了这个自觉，然后再从事于国民的运动便没有什么妨碍，因为那时心目中的民族只是人类的一部分，但与自己更为切近，所以有首先改善的必要，同时也就成为世界改善的一步。因此大家研究本国的文艺，也就成为理解别国文艺的初步，推己及人原是正当的办法，未知有己固然不会知有人，既知有己也当然不会不知有人了：所以我以为这个人的自觉实在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文艺的例上也很明了的可以看出来了。
    个人的自觉的根本，在于进化论的人生观。这种觉悟在男子方面并不很难，但在女子因为有多少因袭的消极的思想足为妨害，所以更须注意。这些思想便是对于女性运命的超越现实或低过现实的观察，其一是宗教的，以为女子是秽恶的，欲求超脱，虽然那里边或者还有别的事情，但我知道在学生界中颇有倾向出家的悲观的女人；其二是礼法的，以为女子本来是从属的，伊的义务在于娱乐别人，没有独立的自己的生活，这种的想定了也就乐天的生活下去，没有什么不平。这两派意见，无论他是悲观或是乐观，总之都不合于真实，因为现实的人生既不是如他们理想里的那么高尚，也不是如他们噩梦里的那么丑恶。现在的人生各面相，当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应该除去的地方，但是人生的原则，在凡生而为人者都有坦白的肯定的必要：这便是自己的与种族的保存。（保存里含有存在与发达两事。）进化论的人生观便是这一种态度，积极的肯定人生，勇敢的去追求“全面善美”的生活，正是辛奇所说的“要做好的人须得先做好的动物”，也即是尼采的所谓“忠于地”。自觉的女子要取这个态度，毅然肯定人间的根本的生活，打消现在对于女性的因袭的偏见，以人类一分子的资格，参与人生的活动，以对于自己与同类之爱为基础建设起所谓“第三的国土”。了解这个意义，现代文学的精神便不难明白了，因为文学原只是生活的或一种形式。
    现在的文学渐变复杂，要理解他须有相当的一点训练，这是因为现代的精神生活趋于复杂的缘故，原是不足怪的。但虽然是这样说，从文学的本质上看来，人人有理解的可能，而且也有这个需要。女子因为过去的种种束缚，以致养成一种缺陷，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大能理解他人：在这一点上，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可以有很大的效用。世界上不少女诗人女小说家，但是真能自由的发表出伊们的衷曲的可以说绝无仅有。约翰弥勒说，古今女子所写关于女子的书都是谄媚男子而作，没有把真的女性写了出来，这也不是过分的话。今后的女子应当利用自由的文艺，表现自己的真实的情思，解除几千年来的误会与疑惑。但这只限于少数有创作之才的女子，而且在现社会的因袭的礼教制裁之下，也难得十分表白的自由，对于男子还是如此，在女子自然更是为难了。因此我们的注意不得不略偏于研究赏鉴这一方面。创作倘若是发表自己的情思，赏鉴便是接承他人的情思。俗语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可以借用到这里来。我们的经验有限，不能够感到各种复杂的心情，文学家便以他所亲历或以特别丰富的想象组成的幻景描写出来，使我们能够因此得到仿佛的印象：我们不曾到过战场，但看了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可以感到战争的悲惨，引起非战的思想。我们对于或一种不幸的人们，因为没有接触的机会，往往容易发生不公平的反感，描写黑暗生活的文艺便能够矫正我们的这些错误。他们不必加上理想化，使其成为落难的好人，只须如实的描出一个为运命所簸弄的，同我们一样的善恶杂糅的常人，就尽够使我们抛弃平日的成见而发“你是我的兄弟”之叹了。这些效用固然是以现代文学为最大，但在古文学中，我们如用宽大的眼光看去，也可以收得相似的效果。安特来夫在《七个绞死者的故事》的序里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这可以算是一句对于文学的效用的简要的解释。至于文学的赏识可以养成艺术的趣味，于儿童的文化教育很有利益，也是一个要点，不过那与教育相关，我这里不能多说了。
    * 刊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晨报副刊》，署名周作人，原为五月三十日在北京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