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评价
    从南边来的朋友说，那里的中学生（中了他们的复辟派的国文教员的馀毒）很欢迎胡寄尘、刘大白、沈玄庐的（新）诗，以为与古诗相近所以有趣。在报上见一位日本陆军大学教授说，胡适之的《尝试集》里的诗是从“词馀”出来的，所以还好，别人的白话诗都没有根柢，因此无论如何总做不好，不会通行的。
    照这样看来，新诗的前途似乎很是渺茫了；然而我想，新诗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事，难道就可以信托他们的么？那些中学生和“支那通”怎么会懂新诗呢？
    我这样说似乎有点失礼，但是实在情形，无可如何的。中学生诸君的学识我虽然不知道，却知道他们的老师多是复辟派的“国学”家；恰巧在这国学家门墙之下的门人又多是欢迎《大江集》一派的诗，于是我那失礼的话也就不幸而适用。他们要是说懂诗，也只懂旧诗，——念着仄仄平平，领略一点耳头的愉乐罢了。
    至于日本的“支那通”，所熟悉的是政情军情，遗老遗少的心理，青社诸公所说的国学和旧文化：说到现代人的心情，大约就不大能够理会了。日前我听见一位支那通自夸有前知之明，说中国在十年内必要大乱，我不禁“毛发皆竖”，深信他的话必有把握，不是信口胡说的：譬如近来卖军火送参谋往奉天去，即使造不成大乱，也总可以造成一个小乱了。所以我很相信他们对于中国治乱的预言，因为他们确有实现这个预言的实力，至于文化问题，我便不能十分佩服，正如不能佩服中学生的意见一样。
    中国学校里的国文教育的确太不行了，几乎成了遗老遗少们的山寨；然而在日本的支那学界里也缺少明白的人，能够以同情和理解来观察正在挣扎中的现代中国，——至少在职业的支那学者中，可以这样的断言。
    所谓中学生当然是指崇拜大江派的一部分，不是全体，为防患未然起见，特地附加蛇足的注，以免误会。
    * 刊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晨报副刊》，署名式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