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改革的我见
    汉字改革的提议，我是十分赞成的。我对于国语的理想的办法，也是主张用罗马字拼音，不过这个原来说明是理想的，不能立刻期望实行；我们此刻所应做的事是在于鼓吹和预备，——改定复音词类与合理的文法组织等，——只要这个弄妥，把ㄚ改写作a，ㄝ改写作e，那是极容易的事；否则把现在这样不完善的言语硬拼成罗马字，也是安南语之流亚；还是不中用的。所以我想我们如希望国语改良，应当去着手预备，才能有成功之一日。但是在这预备的期间，——其长短不能预言，或者“游魂”的力量比活人的更强，因此成为无限延期，也正难说——我们只能仍旧利用汉字；因为这个期间当然不很短，所以我们也不可不有一种治标的办法，把汉字弄得较为便当适用一点。现在所说的汉字改革，便正是这方法了。
    汉字改革的具体的办法，在保存汉字形体的条件底下所能做到的只有减省笔画的一件事，本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大会的时候，钱玄同先生提出的议案里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并且拟有办法，我可以不必再来多说了。我所想说的并不是那方法，却只是我的一点意见，就是汉字改革论者的态度，我们决不怕被人家说，因为不能写笔画多的难字，所以贪图便利，要主张减笔，以至写洋字。我想这原是极正当的事：我们既然觉得这一种办法于我们很不便利，或感到困苦了，我们当然可以设法改变或除去他；关于一切的习俗和道德都是如此，汉字也是一例。我相信汉字应当为我们而存在，不是我们为汉字而存在。那些所谓“国学家”仿佛以为人的生存是专为保守传统的文字的缘故，所以口吟不懂的文章，手写不通的文句，把一生有限的精力都断送在几句古文里，自以为分所当然，正如忠臣殉主一样，其实是本末倒置，很可怜悯的。我们未必有这样的大能力去唤醒那“王党的国学家”，但自已却决不可再怕他们的骂，不去打开一条血路冲出去。为自己以及后来者的缘故，我们可以因了自己趣味的倾向去专门研究艰深的古文字和古文学，但是没有强迫地牺牲全精力于有改良的馀地而故意保守的文字之义务。就事实上讲来，现在主张汉字改革以至改用罗马字最有力的人们，在古文字上都有极深厚的知识，不是那些以“国学家”自居的诸公所能及，那么他们的主张当然不是由于怕汉字难识难写的缘故，却是因为熟悉汉字的利弊，所以才如是主张；但是即使因为汉字难识难写而主张改革，也就有了十分充足的理由了。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主张汉字改革不是单替不认识字的“小民”设法，乃是为了全国人民，——或者这句话说是太冠冕堂皇了，那么可以老实的说是为了我们自己，尤其是后来的小孩们。先前以白话运动和简字运动，在初起的时候都是专替“小民”设法，作为通俗教育之一种，但是民国以后形势一变，国语与注音字母成为全体而非部分的问题，于是这个运动才算上了正轨，可望逐渐的达到目的地了。这个汉字改革的主张，我愿意把他当作国语运动里的一个附带问题，不是特别去为不能够写笔画繁多的字的“小民”而设的方便，正如“白话浅文”并不是专给不能够念古文的人们去使用的一样。这种“二五得一十”的话实在觉得没有重复申说的必要，但是天下的事往往出于“意表之外”，就是在知识阶级中间还颇多相信“二五得十一”的人，所以不得不多说几句。总之汉字改革的目的，远大的是在国民文化的发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实用的便利；至于有益于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我们唯一的期望。或者有人说，古文不便，改用国语，那是应该的；汉字难读，增加注音字母，也是应该的；笔画的繁简似乎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何必再加以更张呢？在我们已经费了二十年工夫在汉字上的人，这或者不成什么问题了，我们也居然能够在同样的格子写下“薑”字和“一”字了，——但是小孩怎么样呢？看着他们不必要的被强迫着一格里写可以占据两格地位的“薑”字，实在令我很不舒服。这不是虐待是什么？明明有“姜”字可代，我们为什么不改呢？说是“儒医”开方则可，小孩则不准写“白字”，不知道这是什么话？我现在更申明一句，汉字改革即使在我们老辈是不必要了，但为后来的小孩计也是必要。我们总算能够写无论几画的古雅的字了，但是这一点无聊的本领却是牺牲了不少的精力与时间——生命——所换来的；我们回顾自己现在学识的薄弱，便不能不怨恨这过去的无益的耗费。
    兑默耳（dehmel）的诗里说：“不要像他，不要像他！”我们回忆自己的覆辙，不得不为子女计，去寻求新的道路。这就是《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的心情，——然而在为传统而生存的人们，这个能够理解么？……
    民国十一年末日，在北京。
    * 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国语月刊》第一卷第七期“汉字改革号”，署名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