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语典》
    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亚力山大培因曾说，文法是名学的一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能使他头脑清晰，理解明敏，这很足以说明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的始基也未为过，因此我常觉得欧洲古时教育之重古典文法不是无意义的。不过那私刑似的强迫学习也很可怕，其弊害等于中国的诗经；若在青年，于实用之上进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别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那更是我所非常赞同的。
    我的对于文法书的趣味，有一半是被严几道的《英文汉诂》所引起的。在印度读本流行的时候，他这一本书的确是旷野上的呼声，那许多叶“析辞”的详细解说，同时受读者的轻蔑或惊叹。在我却受了他不少的影响，学校里发给的一本一九〇一年第四十板的“马孙”英文法，二十年来还保存在书架上，虽然别的什么机器书都已不知去向了。其次，“摩利思”的文法也搜求到手；这两者都是原序中说及，他所根据的参考书。以后也还随时掇拾一二种，随意翻阅，斯威忒（sweet）的大著《新英文法》，虽是高深，却也给与了好些快乐，至于惠德尼（whitney），威斯忒（west），巴斯克威尔（baskerville）诸家学校用文法书也各有好处：他们使我过了多少愉快的时间，这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纳思菲尔（nesfield）的一套书虽然风行一时，几乎成为英语学者的枕中鸿宝，我却一点都感不到什么趣味：他只辑录实用的条例，任意的解说一下，教属地的土人学话或者是适用的，但是在“文化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上的价值可以说几乎等于零了。
    日本文法在本国未必绝无好著，但中国没有一本可以与《英文汉诂》相比的书却是事实。梁任公的《和文汉读法》大约是中国人所著书中最早的一种，即使有些缺点，其趣味与影响原也不可掩没。此外或者还有别人的努力，但大抵重在文章体，未免偏而不全：现在日本的学术文艺界上语体文占了优势，只学了古文便不能了解文化全体的趋势，在这意义上，葛锡祺的《日语汉译读本》可以说是一部适用的书，虽然只足为课本，没有潜藏的趣味，——然而，与永嘉松台山人的《日本语典》相比较，别的文法书都要算做佳作了。当初见到上海报上的出板广告，非常钦慕，打听着北京的寄售处，忍着好些冷遇与损失，在一处学生银行的柜头买到了一本，回来一看乃大出意外，原来他太有趣味了，所以也就逸出在文法书的范围之外了。
    《日本语典》中的规则及说明都有所凭据，没有什么错误，到了所举的实例里便匪夷所思的奇妙了。我本想引用原文，以昭实在，但因印刷不便，所以只用译语，不过它的绝对信实是可以保证的。如第九叶云：
    “这个更比那个，那一个是高呢？”
    第二十六叶云：
    “这个月里有除夕么？”除夕当然在十二月里，没有再问的必要。日本称除夕曰大晦日，编者却解为阳历的三十一日。故有此误。又第二十七叶云：
    “我幼时虽曾读过中国的唐诗的三百首，到现在为止，一点都（不）忘记完了。”
    “这个病院里有第一号的房间么？”“一点都”（sukoshimo）这一个字，后边必接用否定词，即使独用含着“一点都不……”的意思；用在上边这一句里，简直不成说话了。次句文法上虽无谬误，但也说不过去，因为倘若有房间，至少第一号总是有的了。第六十叶著者原译云“若为学者则学问必优”，而句意乃云：
    “若做成学者则学问必定工巧。”“为学者”（gakusha-o-suru）这一句话在日本极少听见，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照熟语类推，可以解作“充当学者”，但意义未免有点离奇，至于工巧只用在技能上，不能说学问。但在第一一四叶还有更好的一句，文云：
    “do naru koto ka?”
    意云将来怎样呢？而原译云“如何成事乎”。则是字对字的直译。却也居然可以成句，真是凑巧极了。据沧庐山人的序言说，“体例与取材均以国人适用为依归”，所以异于群书，能够“独辟蹊径而发挥其特长”，从上边所引的文句看来可以知道他所说的不错，但是这些独辟蹊径的“洋泾滨”日本语无论怎样的适于国人，只是在日本不能通用，也是徒劳。要学外国语只得自己去迁就他，不能叫别人来遵从我，这是很明了而平凡的事实，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日本语典》的著者却想在外国语上来施展独创，于是结果成为一部空前的浪漫的文法书了。
    我说空前的，或者有点不正确，因为我以前曾经批评过两种讲日本文法的书。其中也有许多独创的句子，其奇妙处非常相似，几乎令人疑心三者同出于一人的手笔。因为我对于文法的趣味与好事，不幸负了志愿的去批评这三部书的义务，这是我自己所觉得不很愉快的事。
    * 刊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晨报副刊》，为“绿洲（十四）”，署名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