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郑兆松先生
    我固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也不向往大同主义的世界。我于一切的istae里边是无所属的。我对于许多好听的名字都不免怀疑，又最明白地知道自己的浅学，因此决不敢创立一种高明的什么理论，我实在只是发表我一个人的私见罢了。郑先生的质疑我很是尊重，但鉴于自己的只有疑而没有解，我恐怕我就是把我的意见写上万把字也必不能祛郑先生之疑，因为我相信人们的意见是不容易相通的，文字言语之力是极微弱的，辩论与相骂差不多，到底各是其是，所以我是不喜欢讨论什么问题的，实在也没有讨论的能力。现在为对于质疑者的礼仪起见不得不说几句话。
    我的确是反对把任何主义的政治思想注入儿童。我想至少在小学时代不应该教他们去怎样的爱国，我们只将文化史上的过去现在情形讲给他们知道，等到中学时代知力完足一点的时候让他们根据了过去现在的事实自己去选择适当的路，那时无论是大同也好，小康也好，以至拓地殖民也好，总之我们此刻不好代为指定，如父母替子女指腹为婚似的。——不过这我刚才说过只是一个人的私见，倘若正如父母们觉得子女自由择配很靠不住必要指腹为婚一样，中国的父师一定要把小学生预约给什么主义，那也未始不可随意，本来在此刻的世上——尤其是中国什么事都可以有的呵。
    关于其他的话，我的意见与郑先生的也有多少出入，但我既没有辩服别人的意思。自己又觉得没有表现的需要，所以都不说了。去年春间在孔德学校讲演过一次国耻问题，因为有现成的笔记稿，引用一节做这篇的结束吧。
    “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是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的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 刊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署名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