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文化观
    自从东大教授柳翼谋先生发表那篇《什么是中国文化》以后，社会上议论纷纷，有反驳的，也有拥护的，——照道理讲，中国现代的青年那有不拥护旧道德的呢。这原是当然之至的。最近见到《学灯》上一篇《中国文化的一个商榷》，引了梁启超先生的话来替柳老先生辩护，这种办法原是古已有之，正如引了经书来注阴骘文感应篇同一作用。但是我不敢相信柳先生有了这个保镳便已可以安稳，因为梁先生本身的话原来也还不是经典，不能就据为典要。不过我并不想来反对梁柳两先生“拥护中国文化”的话。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不必多说，我所觉得很有趣味的，乃是文中所引梁先生《墨子学案》序文的几句话：
    “今试行穷乡下邑，辄见有弱嫠襁负呱呱之子褴褛而行者，吾人习见，莫之或奇，莫之或敬也。……其在文化与我殊系之民族，则妇女为葆其肤颜之美姣而弃子弗字者比比然矣。”
    我觉得梁先生的话不免太重情感而轻理知，“弱嫠”如要养育她的呱呱之子，当然雇不起乳母，用不起牛乳，只能襁负而行。见了一个或几个弱嫠襁负而行，便断定中国妇女没有“弃子弗字”的，也有点近于武断。溺婴——这两个血红的大字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第一叶上，照耀世人的眼睛，只是中国有许多人闭着眼睛不看见。各处的育婴堂即是溺婴的旁证，至于正证则有那些不知数的犯过这罪的妇女。我在家乡的时候，问家中的山乡女仆有些都溺过女婴，而且所杀的大抵不止一人。王阳明刘念台的故乡，文化当然应该高了，但事实如此，我实在不能为先贤的面子起见而忌讳不说。我没有工夫来证明中国文化一定劣于殊系之民族，但觉得决不能比他们为优，则是事实；我不想反驳别人的一家的学说，只是提出事实，请他们注意罢了。
    文化的比较与研究是一种科学。但梁先生是一个诗人，梁先生自己也知道，“笔锋常带情感”即是他自己的考语；所以他有时不免为感情所引，从科学跳到文学的界里去，这是他的文章所以使我们十分佩服的理由，但于事实也就不免稍有出入了。柳先生却是别一路的人，他可以说是宗教家，正如中国的道士道学家都是宗教家一样；但据圣达耶那说诗与宗教本是一物，那么他的文化观之纯为诗的，比诗人还要独断地诗的，也正是当然的了。做文化史的人应该是一个科学家，尊重事实证据而没有教旨或灵感之科学的史家。诗的文化史还只是属于文艺的，倘若文章做得很好。
    临了我要声明一句，我在上边虽然梁柳并提，只因《学灯》上文章的连带的关系，并不真是看作一派。梁任公先生正如梁漱溟先生一样，虽在那里称扬中国文化，却与柳先生之拥护纲常礼教的反动运动很不相同；我虽不赞成东方文化更好的意见，但如因了上文硬把梁先生拉去和柳老先生并坐，那是很对不起的事情，所以在此要声明一下。
    * 刊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