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沿通信
    一
    伏园兄：
    今年天气真坏，不是淫雨便是酷热，使我“步门不出，日行百里”（言百者盖夸也），有许多话没有面谈的机会，只好写在纸上寄去，希望你有暇也写点寄了来。
    听说华林君有一篇《情波记》，极想一读，后来知道是载在上海《晶报》上，终于没有读到；这并不是我素不读该报，实在我的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有《晶报》，所以无从去找，不过大意也已知道，关于这篇文章，本月十三日的《妇女周报》上有长青、奚明二君做了两篇评论仔细介绍批评过了。据说“华林君是多年读书的人”，又“是我国新进少年中颇有希望的人”，还著有好些论文。我看不到《情波记》，便想把这些文章找来一看，于是跑到市场东张西望了一阵，果然买到一本《枯叶集》。在车上翻开一读，才知道华林君原来是人道主义者，是爱之讴歌者，在《致某某书》中起头即云，“林平生自负，生死不移者，即‘人道’与‘崔氏’，二者余皆笃爱之，无论如何牺牲，皆所不惜”。说的真是“仁义礼智”。可惜看去一点没有重量，因为没有证据，事实的证据却正是反对，所以笃爱之者只是发表秘密的《情波记》，所不惜牺牲者只是“崔氏”之运命幸福，利用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去挑拨社会的对于崔女士的恶感，这种卑劣手段已大被长青、奚明二君所指斥，这里可以不必多说，但就言行矛盾这一节看来，也就足为华林君艺术事业之障碍，使《枯叶集》成为道学家的高头讲章了。
    华林君发表了《情波记》之后，大约颇受人家的责备，所以在十四日《时事新报》上登了一个辩解似的启事，其文曰：
    “处世应以诚意与人相见互相尊重各个之自由鄙人此次宣布崔肇华事系因其言行完全出于欺骗故其绝情书正与事实相反‘真心可恕虚伪不可恕’余之宣布即与无诚信之人致一警告而已社会之是非得失非我所计及也此白”
    在这不及百字的启事中却又露出一个大破绽来。当初“宣布”了过去的秘密，想叫社会（连崔女士的夫在内）替他报怨，及至自己被人非难的时候又翻过嘴来说社会之是非得失非所计及，这真真太是“如意算盘”了。如意算盘的话总是有点卑劣的。倘若真是看不起社会，那么便不应该宣布；像那样私而又私的得恋失恋这类的事本来无发表之必要，只由当事人自己去解决便好，不干我们闲人的事，但是既然宣布，就不能再怪我们的说短道长了。这回的“情波”事件，为华林君计，共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实行《枯叶集》的笃爱主义，如陀思妥也夫思奇所说，牺牲一己，竭力为情人奔走弥缝，或如乔治桑特所说，自杀以避贤路。其次则将《枯叶集》搁在一旁，颓丧呻吟，寻死觅活，或甚至投书谴责，结爱成恨，但仍出于秘密，并不宣示于众。又其次则把《枯叶集》投在阴沟里，将两人之秘密宣布公众，假顽愚的旧社会之力希图报复，此策之最下者也；宣布而至于附带照相与情书，则尤下之又下，寻常人之所不为者矣，华林君不取中策而出此下之又下的手段，我颇为华林君惜，我尤不禁为《枯叶集》惜了。
    艺术家不妨奔放，但不可虚伪；还不妨伪恶，但决不可伪善。平常愤世嫉俗，正言厉色的训诲我们，倘若实际上言行矛盾，满纸的仁义礼智便不值一文钱，只引起人家的恶心。我不怪华林君的那样做，因为在中国并不算希奇，我只因读《枯叶集》后起了一种不愉快的，好像是上了当似的反感，便写了这几句话，不免有点不客气，幸而华林君声言并不计及，所以寄给你看，或者就是发表了也没有什么要紧。
    拿了扫帚又要上人家的屋去扫霜了，被绍原先生见了未免好笑。八月二十二日，于沟沿之东。
    二
    前日读《河上集》，反复地看了两遍，终于只能自认为不识货，把书放下。近来中国的新诗人颇喜做些旧诗以及古文。在二年前我曾说过，“有才力能做旧诗的人，我以为也可以自由去做，”有些人便以为这是我提倡的结果，对我提出小小的抗议。老实说，我的话那里会有什么效力，而且我的本意也并非奖励，实在是隐晦的阻止。据我想，做旧诗古文只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非是可不可的问题。譬如降龙伏虎，在我们凡人决不敢去做，但在英雄异人未尝不可一试，也未尝不会成功，做旧诗也正是如此：他既有此才力，为什么不让他去试做呢？不过在我们凡人没有这样的自信，不敢去冒这个险罢了。这全是本人的自知的问题。平常的人大抵经这样的一考虑，对于自己的力不免有点踌躇起来，不敢挺起笔来去干那英雄的事业去了。所以我那一句话，实在是对于多数群众的警告，虽然也可以看作对于少数英豪的承认。
    我本来是不懂旧诗的，所以对于《河上集》没有什么话能批评，我只表明由“素人”的眼光看去，没有觉得怎么喜欢的诗，——这是个人趣味的关系，于诗的真价无干。在思想上我觉得略有不满，我在这里所想说的便只是这一点。卷一的四言诗中，有一篇题名《洪盟》的诗，凡四章，其第三章云，
    “夫妇衣服；兄姊手足。衣服之敝，尚可缝也；手足之折，不可易也。”
    这六句诗，艺术上的价值且不管它，意思实在太陈旧了。为什么夫妇是衣服？这是说夫妇相互的关系如身体之与衣服，还是只以男子方面为主的呢？由后之说固不免视女子为器具，由前之说也并不见得更高明，不过加上了“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一面的意思，变为交互的当作器具而已。其实亲族关系出于天然，难得至深的契合，成于人为选择的夫妇朋友更有亲密的可能，这恐怕不是空想，但在传统的道德看来未免以为违碍罢了。我们并不相信耶和华的创世，却觉得《旧约》的肋骨说比“衣服”还要说得更近人情，更与现代的恋爱观不相违背。这诗本不是讲恋爱的，全篇的主脑似在尚义气而抑私情，我们的这些非难或者正是废话，不过觉得新诗人说这种旧话实在比做旧诗还要奇怪，所以仍旧禁不得要批评几句。
    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美的人生观》，下半卷讲深微的学理，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但是有些地方未免太玄学的，如“内食法”已有李溶君批评过，可以不说，我所觉得古怪的是“美的性育”项下的“神交法”，张先生说，“性育的真义不在其泄精而在其发泄人身内无穷的情愫”，这是他所以提倡神交的理由，其实这种思想“古已有之。”《素女经》述彭祖之言曰，“夫精出则身体怠倦，耳苦嘈嘈，目苦欲眠，喉咽干枯，骨节解堕，虽复暂快，终于不乐也。”《楼炭经》云，“夜摩天上，喜相抱持，或但执手，而为究竟，”进至他化自在天则“但闻语声，或闻香气，即为究竟。”把这两段话连起来，就可以作张先生的主张的注解。神交法中的“意通”是他化天的办法，“情玩”是夜摩天的，即使降而为形交也当为忉利天的，再其次才是人的。这是张先生所定的两性关系的等级，在我看来那“天”的办法总是太玄虚一点了。“意通”倒还有实行的可能。但也要以“人”的关系为基本，而多求精神上的愉快，“忉利天”法可以制育助成之，唯独“情玩”一种，终不免是悠谬的方法。张先生的意思是要使男女不及于乱而能得到性欲的满足。这或者有两种好处：在执持“奴要嫁”的贞操观的顽愚的社会，只以为“乱”才是性行为的社会看去，这倒是一个保存“清白身”的妙法，大可采用；在如张先生明白亲吻抱腰也是性行为的表现的人们，则可借此以得满足，而免于“耳苦嘈嘈”之无聊。然而其实也有坏处，决不可以轻易看过。这种“情玩”，在性的病理学上称作“触觉色情”（tactile eroticism），与异性狎戏，使性的器官长久兴奋而不能得究竟的满足，其结果养成种种疾病。据医学博士达耳美著《恋爱》（b. s. talmey, love, 1916）中病理篇第十六章“无感觉”所说，有许多炎症悉自此起，而性神经衰弱尤为主要的结果。美的生活当然又应当是健全的，所以关于这种“神交法”觉得大有可以商量的馀地，比“内食法”虽未必更玄学的，却也是同样的非科学的了。
    张先生主张制育专用douche，也不很妥当。斯妥布思女士在《贤明的母父》（m. stopes, wise parenthood, 1918）中竭力反对这个方法，以为不但于生理上有害，于美感上尤有损害，（详见四八至四九叶），这也是讲美的生活的人所不可轻忽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讨论制育当用什么方法，只因见得张先生所主张的方法与他的尚美精神相反，顺便说及罢了。
    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面含有不少很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的诗人的天分，使我们读了觉得痛快，但因此也不免生出小毛病来，如上面所说的那几点大约就因此而起。……今天又随口乱讲，多罪多罪。八月二十五日，于沟沿苦雨斋。
    四
    今天在《妇女周报》五十一期上又见到华林君的一篇妙文。华林君在登报声明“社会之是非得失非我所计及也”的那一天，就写一封信给长青、奚明二君，力辩发表《情波记》之有理。他同安特列夫的小说《谩》里的主人公一样，把崔女士看做“虚伪欺诈”的化身，想设法灭它为世除害，所以他说，“无信义，无诚意，若不宣布，将来世风日坏，前途何堪设想。”“人道主义者”的苦心孤诣诚可佩服，但是未免太迂腐，太多道学家气了。长青、奚明二君很客气的答复他说，“先生把自己个人失恋的私事牵涉到世风日坏的大题目上去，似乎大可不必，”我却要老实的说一句，我很感谢华林君的这句话，因为他自己证明是利用了人心世道的大帽子来报个人的失恋的私怨的人。足见我们对于华林君的批评并不是罗织之词了。（刘女士顾先生的声明，自然也是很好的材料。）
    《枯叶集》是一部好书，里边有不少的“仁义礼智”的话；但现在于我除了足为并不笃爱“人道与崔氏”之反证外别无什么意味了。屈原或者是《枯叶集》著者的自况，也未可知。但事实如何？屈原的确笃爱楚国，既遭放逐，乃慷慨悲歌，终投汨罗以死，此真所谓“无论如何牺牲皆所不惜”也。他并不因为怀王不理他便在《离骚》里加上许多卑劣的骂詈，或是去借外力来灭他，如伍子胥那样。伍子胥因为爱父，所以可鞭平王；屈原因为爱君，所以终于自杀：这是爱与恨之自然的规则，否则“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为反复，古今道德皆所不取。华林君以能爱能恨自豪，其实屈原何尝如此反复；倘若后人不察，把《情波记》去比拟楚词。以为天下有情的艺术家实唯屈华二人，那真真冤杀了“三闾大夫”了。
    关于华林君个人，我毫不感到什么兴味，因为彼此完全是无关系的。但因华林君是一位谈艺术的人，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是很敬重艺术家的，不意这回却大失败，感到大失望与尝了肥皂似的不愉快。华林君自有言论的自由，要发表什么铜板画都是随意，但我所受的不愉快也要取偿于华林君。“艺术家”（到底又是什么主义者我实在弄不清楚，所以不说了）的《人格战胜之凯旋歌》乃发现于上海的《晶报》，真心的有情人的自叙情史中乃有这些文句，曰“与崔氏聚首，虽未结婚，已俨然夫妇矣，”曰“崔氏已与郑宅决裂，其故则以崔有外遇，其夫离绝之也”，“呜呼”，凡对于艺术与道德稍具有锐敏的感觉之人，读此等文字，有不感到尝了肥皂似的不愉快者乎？嘴里的肥皂人家必欲吐去为快，所以我也要吐去之。这是我之所以写那通信的理由。
    我对于华林君的艺术或者有点太不客气了，因为我根本的不承认它，但是华林君的名誉决不会略有损伤，这是我所深信而且也以此深为安心的。中国现代的青年男女有不对于华林君表同情的么？嘉本德的《爱的成年》有两章，一曰《未长成的男子》，一曰《为奴隶的女子》，表示现在男女在恋爱的关系上的位置。因此，中国的老少男子根据传统的两性观念当然是赞成华林君的，而女子则自然是都反对崔女士的了。或者有人疑惑，女子怎会来附和男子，迫压她的同性呢？事实却是如此，——其中自有重大的理由，便因现在女子处于奴隶的地位，没有言动的自由；倘若他对于旧社会认为有罪的同性加以袒护之词，自己便有赞成者的嫌疑了。我们只看女子主撰的报章文字，便可见他对于同性的批评常常过当的苛刻，很不易有宽恕或理解的言词。这些话或者太是概括的了，当然也有例外，有些思路清楚及知悉华林君底蕴的人自然会有明白的批评，但大抵最大多数总是华林君的同志，就大足为这位“真情诚笃”者的人格而战了。
    这个不愉快的问题我想不说下去了，因为调查下去将愈发见不愉快的事实。我愿就此止住，下次想找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来谈谈，不过我所要的参考资料虽已往上海去买，但是现在沪宁铁路已断，不知何时才能到来，只好将来再看罢。九月四日。
    五
    读江绍原先生的许多梦，觉得很有意思，昨今两日卧病在家，胡思乱想中得到一首诗，算是奉和也可，不过这所见乃是我的梦罢了。
    赋得两个梦
    背上的镴枪头，
    是我和平的抗争的标帜，
    我另有我的法宝，——
    袋里七张符咒的黄纸。
    一天烧一张，
    烧到第七天，
    “急急如律令，敕！”
    看呵，看呵，那些直脚的鬼子，
    都拖了机关枪逃了去了。
    幸而我见机很早，
    早点搬到这里，
    正好休养几天，
    再去干我的正经事体。
    在这里真是安全，
    不怕兵来也不要怕匪。
    看呵，看呵，红头阿三一棍子，
    打得那拉伕队急忙的跑回去了。
    前几年我做过一篇《醉汉的歌》登在晨报上，（那时还没有副刊，）半农在伦敦见到了，远迢迢地寄一封信来称赞我。不知道这一篇他看以为如何？未必有《醉汉》那样的力量，但气味还是一类的。
    今天早晨另外又做了一首诗，写出一并呈教。本来是没有题的，但“无题”常要被误解作情诗，所以姑且加上一个题目。
    种花
    忽然地高兴起来，
    种了好些的花草，
    有澄黄的栀子，
    有桂红的山丹，
    有雪白的百合。
    终日坐着看花，
    却成了花的奴隶。
    倘若当时种了荆棘，
    倒可以掩上园门，
    让我去自由的行路。
    ——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
    * 刊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七日、九月七日、九月九日《晨报副刊》，原文共五篇，第一篇原文末附《晶报》所载《情波记》，本文未录。第三篇收入《雨天的书》，题为《科学小说》，署名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