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张崧年先生书
    申府先生：
    上午在《京副》上见到尊书，很想写一篇长文奉答，正欲下笔，忽得友人电话说教育部员带领警察打伤女师大学生，我是在校学生的一个保证人，不得不跑去一看。当时教育部司长刘百昭率领保安队及便衣打手百馀人进女师大，将学生打伤，又将闻讯前来救护之家长及各学校代表殴打，并拘去三十馀人关在内右二区。我到校时在十一时，未及亲见，但有留日友人刘君始终在场目击，说给我听，我敢信这是实情。到了下午二时后，把守校门的警兵才撤退了，我也回家来吃午饭，可是这样一来觉得许多关于女师大及章士钊的要说的话都已变了废话，可以不再说了。我现在的意见是简单一句话：无论为中国什么计，章士钊都非去不可。
    我们相识已有七八年之久，从文章上觉得颇能理解，但相见时很少，我又是只能答而不能问的，所以前后一总恐不曾谈过十句以上的话。现在我想略把自己的态度说明一下，以供参考。我在籍贯上是浙江人，但并不属于什么浙系；我在北京大学当教员，但并不属于中国文学系，（即所谓某系是也。）我在学历上是江南水师学堂出身，但如大家所知道，与投南奔北的任何舰队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同学在北大当职员，）又从太炎先生听讲，在这方面至今还有几个朋友，如钱玄同沈兼士朱逷先马幼渔都是那时的同学，虽然未曾相约为阀。我不是研究系，不是教育改进社。我不是非宗教同盟，也不是佛教耶教孔教及同善悟善等教徒。我不是无政府党或所谓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虽然我与东京《民报》有点关系，向来也是主张种族革命的人。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特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特别以蔼理斯与阿那多耳法兰西的影响为多，我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之反抗即从我的这种意见发生，我的反对章士钊——及其甲寅运动亦即是这种反抗之一种表现。无论我这反对章士钊的言动与任何籍系社党或任何人有如何的同异或利害关系，这都与我无干；我所做的可以声明全是出于我个人的好恶。
    我出身贫贱，受过好些的损害与侮辱，对于乡党宗族亲属的情分几已消失，为涉世计亦更勉学坚忍，以防此身为感情所蚀尽；但是修养功夫未能精到，虽然在小女儿急病垂死，（后来侥幸救活了，）医生正在脊椎穿刺，查验病菌的时候，还能故作镇静，指显微镜匣语川岛君曰，“这是王小隐的。”然而对于喜以逾闲诬蔑女生的杨荫榆章士钊，以轻薄言动侮辱女生的刘百昭，以及宣传女学生可以叫局的那些下流东西，却不禁要动感情，想在文字上加以制裁。固然，我们的理想是人人都有适当的性知识，理解，对于性行为只视为一种自然要求的表现，没有什么神秘或污秽，那么闺阃自无不可以谈之理；不过此刻低能儿与变质者充满宇宙。我们不妨再自夸一句，除了罗素，蔼理斯，果耳蒙，……你，我，（中国或者还有一两位？）谁配谈这些话？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中国人谁能说起两性关系而不含有善恶的判断：荡检逾闲，失节，失身，那一个字不明明标示出贱视的意见？倘若真有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事实，我们说起来不过想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悲惨，因贫而卖淫者只是可悯，比有钱而还卖身的政客较胜一筹，但在下流的东西（无论是教授或学者）的口中便带有恶意，即是断定由于女子之淫乱，所以该被作践，该死。（即使真是由于淫乱，我们普通的人也只想到性教育之必要。）你看这相差是怎么远，我们怎能容许他同我们一样地谈闺阃呢？我不相信人是可以平等的。我们并不要借了贵族的招牌欺压平民，但有些自由与权利，只有知道自己的责任与节制的人才能享受，不是每个低能儿所得援例，他们自有他们的规律应该遵守，正如一把锋利的刀小儿不得摸弄，虽然大人们可以使用，因为他们知道怎样拿去切东西。决不去砍别人或自己。倘若将两者拼作一起，是何异于说《语丝》之滑稽等于《晶报》？
    来信说愿意勉力反抗专制道德与思想，我非常欣幸，因为这一路上的旅伴实在少得可怕了，我平常总有点独言独行，但在思想革命上——特别是关于性道德问题的，我极愿和大家提携进行，至于说到牺牲，实际上因为年纪渐老了，没有恋爱之必要，所以未必有尝试的意思，（这几句颇有“缠夹二”的气味，请分别观之，）若是名誉或利益上的牺牲，我亦未始不可，不过要预先声明，如我屡次所说，我是同拉勃来（rabelais）师父一样的，我只主张到将要被烤了为止。我对于这个地球并没有了不得的情愫。我觉得为了这班到底不大会聪明起来的仁兄们而被烤是不很值得的事。——现在，北京教育部的总长司长动不动就以保安队及打手（这种东西在杨荫榆女士雇用以前是不见经传的）从事，大有张李之流风，那么，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远了罢。……
    八月十九日夜十时
    * 刊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署名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