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的闲话之闲话
    一月十三日的《晨报副刊》上有徐志摩先生的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是恭维陈源（西滢）先生的学问文章及品格的。
    陈先生的闲话真有非凡的魔力，他一出现便引出来了许多人的议论，其中有些是刘百昭司长所斥的土匪，有些是被王世杰燕树棠教授用了法律道德的办法否认过了的人，当然所说不合公理，不值得介绍，独有徐志摩先生是超然派的人物，是专门学文学的，自然最可靠了，我们理当洗耳恭昕，好知道那闲话的真价值。
    我曾经再三声明，我不是“学文学”的，我只是一个水兵，所知道一点的只是有些关于机器的事，但现在却已经都忘记完了：因此我对于学问文章是不敢赞一辞的。我读徐先生的闲话的闲话，自然除了佩服之外没有话说，这批评是一定对极了。然而，在很小的地方我也觉得有与徐先生的意见不能尽同之点，自然这可以有好几种解释，俗人眼与诗人眼，去年秋天在京不在京，都是这不同的小原因。
    徐先生说陈先生“是分明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他又说，“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你看，这文章写得多么好，就女大公理维持会那回事件看来，事实也似乎是有点对的，法郎士那里肯这样出力，虽然他还肯脱下拖鞋，放下古董，跟了精瘦的小学教师与络着一只手的胖铁匠去替他们的社会主义集会主席。但是这里可惜徐先生有了一点疏忽，我想这或者是因为那时不在北京，没有遇到那个所谓臭毛厕事件，所以不知道章士钊怎样地诬蔑女学生，刘百昭怎样地率领老妈子拖打女学生，而陈源先生那时是取怎样的一种态度。这些事件在世界上最公允的《现代评论》上或者找不到，那自然不为别的，实在只因事情太小了，在那样的大报上不值得记及罢了，——但是陈先生的态度在那里却是有的。我不知道这是否有点忠贞，有点像穿长袍喂鸽子的“兄弟”们，要徐先生指教。在有一回的闲话里陈先生反对维持女师大的教员们，讥讽“重女轻男”，在又有一回的闲话里陈先生援助女大，又容忍“重女轻男”了，这大约是法郎士的正统态度吧？倘若是的，那么法郎士似乎倒还不难私淑，虽然从俗人的眼看来也可以叫作卑劣，——自然，在天才这是别一个问题，是一种高贵的品性。女师大已经是臭毛厕了，照“理性”讲还不应该拆散么？把女学生拖出去，这也正是“怜悯”她们的缘故。至于女大，则岂非鸽子乎？斯宜穿长袍而喂之矣。此中大有哲理与诗趣，惜俗人们不能领略耳。“不识趣的是你自己，当然。”
    现在中国男子所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之忠贞，——我此刻是对徐先生说正经话，请读者注意。我不曾读中古史，不知到底骑士道（chivalry）是怎样的东西，但我是颇喜欢他的，只从文学上略略窥视，觉得那种对于弱小之侠义，对于妇女之殷勤，都是很可爱的。我最觉得有趣味的是塞文提斯小说里的英雄，那位吉诃德老爷（don quixote），他被小贩，客店伙计打倒，盾牌拗折的时候，他总卧着等死，心里还是念着那个“美人”杜耳吉那，默默地说，“任凭你把我刺死，我还是说她是天下第一美人！”虽然那乡村美人自始就没有知道他的情愫。喔，喔，这真是可以风矣了。但是朋友，此刻现在那里还有这种人？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塌了天下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塌在里头。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觉得多讲他们的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一句粗野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认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徐先生是个诗人，诗人多少有一点迂的，所以有时要上小当，看不清事实。我是个俗人，土匪，或者也是学棍，（还有什么呀？）坏事大约做了不少，坏事也就知道得不少；失败也时常，然而为正人君子所瞒过的时候却比较地不很多了。徐先生糊起一个蜃楼来，我就把他戳上两个小窟窿，说世上不大有这种美景，虽然没有什么恶意，但也很对不起他。不过这也怪不得我，只能怪我们的眼睛生得不同，因为徐先生是天生的诗人眼，飘来飘去到处只看见红的花，圆的月，树林中夜叫的发痴的鸟；我的呢是一双凡胎肉眼，虽然近视，却已望得见花底下的有些不洁。徐先生说，“拿了人参汤喂猫，它不但不领情，结果倒反赏你一爪。”这一句很漂亮的话倒正可以拿来作我读了他的好文章反而去顶撞他的这件事的批评。
    * 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