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邮——寄徐志摩先生
    志摩兄：
    你真好福气，我们大家正在这里三面受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的威吓的时候，你一个人飘然地到西湖去看梅花去了。一个月后你回北京来，我想你非多带些杭州贡菊来给我们压惊赔罪不可。
    你的《晨副》给我捣乱了一场，很是抱歉。不过这也要怪你不该把我那篇匪文登在贵报上，倘若让他在别的下流的刊物上出现，风潮或者可以小点。但是我总得对你道歉，因为因此使你很有些为难。上面是道歉道过了，现在再来提出抗议。三日副刊上承你给我登出那订正，末节里说，“至于陈先生说我传布这个流言，侮辱中国女性，大有非谢罪不可之势，我觉得别无答复之必要，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权利。”这末一句我的原文是“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资格”。添削自然是编辑的权利，但我也不得不声明一句，以明真相。
    关于这闲话事件，别人骂我的话我都不介意，因为俗语有之，“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言，”又诗云，“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骂人而怕被骂，殊有背于“无赖道”，当为左丘明所耻。倒是老兄和陈先生恭维我的话，我听了有点痛心，如说我是“正人君子”啦，什么文学啦，博学啦，这比说我是猴子还厉害。只有陈先生说我有自知之明，这一句话却使我喜而不寐。老兄试想这两个字的古希腊哲人的格言，英文译作know thyself的，严几道把他围在一只红燕子的周围当作《英文汉诂》的板权证用的这格言，是多么可尊贵的一句话，现在却轻轻地落在区区的头上，这真比叫化子抛中了彩球还要可喜。但是同时我又听到一句使我遍身不舒服的话。听说有人说我那样“得意忘形”地胡闹，是因为觉得“现在是我们的总长了”的缘故。这句话意思是想骂我，但实际却反显露了自己的性格，可见他的心目中平常是有“他们的总长”在，岂不反挖苦了他们自己？事实上倒是在“他们的总长”的时代我最写的多，去年八月中在《京副》上就发表了有十四五篇。至于易寅村先生，我除前年夏天在公园中现代评论社席上望见一回之外，没有见过面，更不必说他来“寒家”请教教育大政了。对于说那种话的人也殊无辩论之必要，不过告诉老兄，使你知道有这么一句无聊话罢了。
    末了有一句话想请你转告李四光先生。李先生说我无故的骂过他一回，这恐怕在他有点误解，我知道李先生是一个学者，（请看这里没有引号，并没有什么别的“暗示”，）我对于他不但是相当的谅解，简直是充分的尊敬，因此我对他个人决没有无故的骂他的道理。但是在关于别的事件的时候，说不定有时用上一个半个失敬的字眼，（你知道，我是有点爱小挑剔的；我有这个坏脾气，好像是人家的香烟瘾，时常想戒，却老是戒不净，）并不是对于他个人有什么过不去，不敬。现在记不很确实了，或者在讲杨荫榆女士八月一日带兵进校的时候，说到一句，因为李先生有一篇文章说是那时在场观剧的。女大的公理维持会出现，我也说过好些嘲讽的话，虽然那会里边有几个北大的同事，我始终对于他们个人怀着“厚意”，（请李先生恕我这里用一个日本熟语，）现在事情过去了，嘲讽的意思也随着过去，厚意却不妨保有其原来的程度。我对于李先生有过失敬的话，这是我所承认的，但我所说的只是关于李先生坐汽车去观解散女师大这一点，（李先生自然也有他的理由，）决不是无故的。我希望李先生谅解的，便是这无故的三个字的说明。
    这封信本来应该直接寄给你的，但是你已出京了，《晨副》上当然不能登我这样没有意思的东西，况且是绍原兄在那里代理，不好意思去麻烦他，所以商请《京副》代为发表，希望老兄能在西湖上看到，并希望不会损你看花的雅兴。
    二月四日 岂明
    * 刊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京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