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府卫
    三月十八日执政府大屠杀之后，大家于主张惩办段祺瑞贾德耀宋玉珍等以外并要求查明开枪凶手悉处典刑，窃以为过矣。段贾等直接负责以及发开枪命令之人固应依法惩治，追击民众劫夺衣物之卫兵亦当查办，以警凶暴，至于其馀奉令开枪者，其中恐不乏良心未死，不忍狙击的人，即使平放，也只因为没有教育，不懂道理的缘故，我们未始不能加以几分原谅。中国人向来对于兵丁很看不起，却又很是怕他，这种毛病一直传到现在，实在是很不对的。当兵本来是国民很大的义务，也可以说是权利，有责任的国民应当自己去干的，中国却出钱去雇人来充当，又加之教育不讲，人民缺少公民智识，所以入了队伍便不免有点倚势凌人了。倘若如清末那样的由有思想有教育的青年自去应征，或者青年学生不要专图毕业做官，肯牺牲了力气“往民间去”，教导老百姓，灌输一点做共和国民的常识，十年八年之后，这种非人道的举动大抵可以减去许多罢。我们要知道那些府卫兵也是人，也是中华国民，只因没有教育（这也不是他自己的罪恶），所以做出那样野兽似的残暴的事来，我们不能放宽首要，对于那些可怜的同胞却应有相当的体谅。与其无益的乱骂他们，还不如回转头来，设法去教化平民，使他们拿起枪来的时候有点理性指导，不至与爱国的青年为仇，倘若明白的人能够自己去当兵，那自然是更好了。
    政府附属的卫队向来是有的，此外还有军警也听政府的指挥，不是今日始的，也不见得以前的卫队军警一定怎样高明，到了现在才变坏的，然而以前不开枪而此刻忽然开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的，卫队军警并不变坏，而北京的智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所以政府中人敢于在中华民国首都的执政府前屠杀多人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学生们烈烈轰轰闹得更要厉害，那时政府只捉了几个学生送交法厅；或用军警捕捉讲演的学生送往北大三院监禁在那里：那时为什么不开枪的呢？因为这是舆论所不许。大家不要笑我这句话说得太迂，只要把今昔情形一比较就明白了。五四运动时北京的报纸除了御用的《公言报》之外几乎无一不非难政府之拘捕学生的，当时《晨报》曾说过这样的两节话：
    “民众运动本是根据自治自决的道理而来的。若抱定目的把人侵占我们的政权拿回来，让我们自己来做，这就叫做自治。若不准政府独断，要让我们公众裁夺，这就叫做自决。这回北京的市民运动，并不单是自治自决，简直可以说是自卫。譬如我家仆人把我的财产偷送给强盗，我知道大祸将临，就应该行使我的正当防卫权。行使正当防卫权的时候，就是侵犯人家自由，毁坏人家物件，在法律上并不负赔偿的责任。因为急于自卫，就是不取合法的手续，也不能责备他。照这个原理推起来，警察厅殴打卖国贼的市民，实在是不懂得自卫的道理了。
    “我但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法律顺着正义走，不要专重维持秩序一方面，忘记了除暴去恶一方面。对于人民行使正当防卫权的时候，不要严格拿那死板板的条文拘束他们才是。”（月日均未详，据《每周评论》二十二号所转载抄入。）
    你看这说得多么公平而且痛快，但是现在呢？我因为不愿花了冤钱去买这种东西来看，丙寅年的《晨报》上说些什么昏话我全不知道，但听别人文章中所说，似乎他许可政府为自卫，把那还够不上说自治和自卫的请愿行为当作暴动，并且相信《顺天时报》与政府的话证明有“几支手枪”来了。虽然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是研究系的系训。但这样的变似乎也变得太难堪，太可怜了。这是代表舆论的新闻记者，此外还有学界名流，大学教授哩！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其实这样情形当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来早已如此，反反章士钊事件可以算是这个无耻运动的最高潮，而这回的残杀也就是其结果。政府以前还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到了去年知道这些舆论代表与知识阶级都是可以使得变相的，章士钊只须经手一千块钱的津贴便可分设一家白话老虎报于最高学府，有人长期替他颂扬辩护或诬陷别人，这是多么经济的办法！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于是开枪矣！于是群起而拥护政府矣！呜呼，只落得卫兵受了恶名，岂不冤哉！我不曾受到府卫队的津贴，第因喜讲空话，特代为鸣冤，世之君子幸垂察焉。
    这篇文章刚写了，看见“京副”上冯文炳君给我的信，盛意可感，因敬从台命，故不作复，但是这一篇东西已经写好，还是想发表了再说。四月一日晨。
    * 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