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铁水壶与通缉令
    在直鲁联军飞机第二日来北京城内投炸弹的那一天，我心里很是高兴，——难道我真是这样幸灾乐祸的人，祝贺在京都撒炸弹的盛举么？当然不是，我所喜悦的是那一天报上所登载的一封京师地方检察厅给陆军部的公函。地方检察厅根据了当时在场弹压的军警，受伤的府卫兵的口供，以及种种事实，证明群众并不携带凶器，也不与卫兵冲突，全由府卫方面主动虐杀，至于政府送去验伤的卫兵均系被他们自己杀伤，而政府送去做群众（即共产党）暴动的证据之两支手枪三把“微有洋油气味”的破洋铁水壶也都是伪造的。三月十八日的惨案经过法厅的查察，是非曲直，完全明了，这是可喜的事，而在近年以来廉耻道丧，舆论代表与学者教授也在人头畜鸣，替段章保镳的时候，北京地方厅居然还能这样持正不阿，不独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更是可以十分佩服的。我不知道那班混账东西是不是还在那里争论不肯宣言政府应该负责，或者还相信群众真是拿有“几支手枪”？请你们挖开混账的眼睛乌珠，把地检厅的公函朗读一过，再招出真心话来，看看你们的良心到底死绝了没有。
    地检厅既证明群众并不暴动，也无凶器，国务院的巧电全是捏造诬陷，那么那通缉令自然也完全不能成立了，我们姑且不问行政首领有没有出通缉令之权。有人说，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是在嫁祸，同《晨报》以及北大索薪代表的意见一样把惨案责任移转于所谓群众领袖，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所以惨案真相无论怎样明了，通缉令是不大有人愿意他取消的，因为这令是有利于“教育界”的。这大约是不能说全无理由，虽然于事实或未尽符。据我看来，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只看北京教育界在现今惨案责任大明之时不去责问政府，撤消通缉令，却正起劲地与政府商量分补俄款委员的缺，就可了然了。曾经代表过蔡孑民的李石曾顾孟馀推倒了，听说已将由蒋梦麟补上，委员长徐季龙也倒了，大约另有一位好政府里的人来高升吧。我是北京教育界之一分子，但同时也是“槛外人”，不明白他们吵吵闹闹争争夺夺的是为什么事，不过有时瞥见，觉得是很不大好看的丑态，不禁要说几句话。我不知怎地觉得通缉令与俄款委员问题似乎很有关系，到了现在大有不幸而言中之概，嗟夫。这种情形真是所谓言语道断，有朋友劝我即使不为避祸也可以沉默了，大约就是为此，——这倒是值得考虑的。
    飞机投炸弹的第四日，在北京。
    * 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京报副刊》，署名岂明。